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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把文化建設與文藝繁榮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方面，多次就文化與文藝事業作出部署和發表講話。習近平的系列文藝講話從大的方面來看，有關文藝與時代、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的關系的論述，構成三個重點。這些講話，在總體構想與總的布局上具有著強烈的針對性與恢弘的戰略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邁進新時代、展現新姿態、開啟新征程、續寫新篇章的思想指針和行動指南。

關鍵詞：習近平文藝論述 中華性 人民性 總體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把文化建設與文藝繁榮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方面，多次就文化與文藝事業作出部署和發表講話。近些年來，習近平對于文藝工作的關注更為集中，發表的講話更為頻仍，比較重要的有：2014年10月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 年12 月參加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并發表《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2017 年10 月在為黨的十九大作題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報告中， 列出“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專節，又就新時代的文化建設和文藝事業作了提綱挈領的論述。2019 年3 月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藝界、社科界委員時發表的重要講話。把這些講話總起來看，可以說，習近平關于文化與文藝的論述，不僅篇幅較多，內容豐厚，而且重點突出，邏輯嚴密，以博大精深、自成體系的方式，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部分。

習近平的系列文藝講話，內涵豐富，思想精深，重點與亮點比比皆是。從大的方面來看，有關文藝與時代、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的關系的論述，構成三個重點。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優秀作品是文藝的中心工作，創新是文藝的生命，要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新的文藝群體，文藝要成為中國精神的載體，文藝批評要有激濁揚清的戰斗力，要加強和改善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等要點，在言簡意賅又語重心長的扼要闡發中，體現出習近平對于文藝客觀規律的內在深諳與對黨領導文藝經驗的精到運用，因而既具有理論的穿透性，又具有思想的指引性。

另外，還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關于文藝的系列論述，在集中反映文藝自身發展和黨領導文藝的兩個基本規律和已有經驗，凝聚共識的同時，在總體構想與總的布局上具有著強烈的針對性與恢弘的戰略性，也即直面新時代的文藝現狀，解決新時代的文藝問題，引領新時代的文藝事業。因而，在這些具體的文藝論述中，不斷呈現出一些總體性的特征，令人感覺十分突出，印象格外鮮明。如：中華性的本位立場，人民性的價值指向， 時代性的問題意識，等等。在這樣一些特征元素的相互交織和貫穿其中，使得習近平關于文藝的系列論述順縷成帷，文藝論述自成系統，而且也顯示出自己的獨有特色與特殊價值。

一 中華性的本位立場

“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1習近平在兩次文藝講話中首先強調的這一句話，是中國文藝事業的基本定位，也是中國文藝事業的重要特質。正是基于這種清醒認知與深刻理解，習近平在談論文藝問題時，高瞻遠矚，高屋建瓴，緊緊聯系著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大計，國家的興盛與富強的大業，高度強調文藝的重要的引領功能與獨特的號角作用，要求文藝工作者“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2。這些論述里，反復出現的“中國”一詞告訴人們，立足“中國”，書寫“中國”，“為億萬人民、為偉大祖國鼓與呼”，是中國文藝家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與責任。這樣的一個把文藝行業納入民族大業的考量，把文藝寫作融入國家大計的認知，在強調文藝的重要地位與功能的同時，實際上也對文藝家的本體定位提出了基本的要求，那就是認清自己的身份所屬，確立自己的立場所在。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在談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時，特別指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3在這段重要論述里，有兩個關鍵詞與“中國特色” 關系甚大，這就是“中華文化立場”和“民族的”首席定語。“中華文化立場”，強調的是文化立場上的主體站位；“民族的”， 強調的是文化屬性上的族群標記。這兩點分別從主體和客體兩個方面，強化著文化所應葆有的特征與特色。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文藝，尤其需要在理論批評和文藝創作中，乃至文藝活動與文藝生活中，突出“中華性”文化立場，彰顯“民族性”審美風范。

“中華性”文化立場，包含了出自于中華文化的身份認同，立足于中華文化的精神依托，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驗與精神的主體性。而這種主體性，又可能體現于文化與文藝工作的出發點、立足點、落腳點，以及文化與文藝工作者的眼光、胸襟與情懷。提出“中華性”，強調“中華性”，在當下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與“中華性”相對應的，是隱含了“西方化”的“全球化”。從新時期到新世紀， 由經濟到文化日益漫泛的全球化，既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借鑒，良好的契機，也給我們帶來諸多的干擾，極大的影響。如在文藝的理論批評方面，從上個世紀80 年代以來， 借助于社會與經濟的改革開放，通過“走出去”和“引進來”的兩種方式，在思想文化、理論批評等方面，引進了大量的西方學術經典，譯介了很多歐美的文化文藝論著。這些立于西方文化立場，出自西方學者思考的學說、觀點與觀念，有長有短，良莠不齊，而我們的一些文人在借鑒與吸收中又缺少分析與鑒別，同樣面對西方的學術與文化，在不同人那里，卻產生了不盡相同的影響，呈現出決然不同的結果。有的作者合理借鑒西方“現代派”文藝元素，使以現實主義為底色的創作更為宏闊和豐厚；有的作者則對“現代派”一味崇尚，走向了對西方文藝現象的機械模仿。有的學者在學習中辨析，從中吸取有益的養分，使自己的知識結構吐故納新， 學術與文化研究與時俱進；而有的學者則在知識的吮吸中，生吞活剝，迷離恍惚，變成西方思想與文化的膜拜者和應聲蟲。由于思想文化上的“崇洋媚外”傾向與思潮的不斷影響和滲透，在理論與學術領域出現了一些不應有的偏向，如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現代文化、先進文化，在一味靠近中不斷叫好；文學研究中把“海外漢學”看成是學界前沿和學術尖端，在“海外漢學”的影響下，對于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判斷，出現不斷高抬非主流文學，一味貶低革命文學的傾向。在文藝理論領域，一度也是在大量引用西方的概念， 照搬西方的理論，來分析和論評中國當代的文化現象和文藝作品，從而得出與中國當代文藝不相符合的不實之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到的“不能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就是對這種流行性現象的批評，對文化文藝工作者守住中國文化立場的提醒。

因此，在文化和文藝領域，無論是從事文學創作，藝術創造，還是從事理論探討， 學術研究，抑或是從事文藝批評，文藝創作， 都有一個在“全球化”背景與場景下，如何保持立于中國文化的“中華性”問題，以及中國文化人、文藝人應有的文化自覺。在這方面，著名的文化學者費孝通曾指出：“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首先要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已經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確定自己的位置。”4文化自覺是一種覺悟，也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在對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覺反思中，對于新的文化主體的不斷建構。只有文化、文藝領域的個體在“中華性”上堅守本位又不斷刷新，整體的文化建設才有可能朝著“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 方向，不斷豐富，走向繁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在《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特別指出： “創作出具有鮮明民族特點和個性的優秀作品， 要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5

與“民族性”相對應的，是“世界性” 的概念。文化與文藝領域的“民族性”，是民族內部在文化交流與碰撞整合中呈現出來的民族共性。這種民族共性，既表現為獨特的民族性格，也體現為獨特的民族審美。具體到文藝創作與文藝生活上，民族性常常表現為獨特的民族形式與民族內容的完美統一，由此呈現出自己的獨特形態，獨有神韻。

文化是在互動中識別的，是在交流中發展的。因此，文學、文藝的民族性，同時內含了開放性與世界性的元素。但正是這種交流、互動與競爭，又反過來向民族文化提出了如何不失自尊，怎樣不失自我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時，就明白無誤地申明：“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的民族的特性。”6他還由馬克思主義需要中國化的角度，說到一切外來的文化， 都要“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而“民族形式”，就是“中國文化自己的形式”。這種對于民族化的精到闡釋，包含了自尊、自信與自立的意涵，并與“中國化”相等同的理解，值得我們今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予以再度重溫， 給以高度重視。

“民族性”內含了地域性，又葆有中國性。因此，保持和堅守“民族性”就顯得十分重要。習近平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 講到文化傳統的血脈，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7。在這里，民族性與文化傳統， 與文化自信緊密相連，前所少有地強調了民族文化和文化的“民族性”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我們需要認真學習領會這些重要論述的精神實質，深入思考如何正確處理中國當代文藝與全球化文化發展的矛盾，深度挖掘中華民族豐厚的文化底蘊，從容應對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并在這種博弈中更彰顯中國的文化精神，中國的審美追求。

二 人民性的價值指向

在習近平的幾次重要文藝講話里，“人民”都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也是有著重要蘊含與意義的一個關鍵詞。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第三個問題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第二個問題即是“希望大家堅持服務人民，用積極的文藝歌頌人民”；在黨的十九大報告的“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部分，他強調指出：“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文藝創造。”這些論述從不同角度闡述了文藝與人民的內在緣結和密切關系，并以“人民”為價值指向的內核與中心，展開文藝論述的相關要點，構建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的基本體系。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談到文藝的方向問題時，在強調“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時，又就“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屬性作了新的解說，他指出：“社會主義文藝， 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他還進而論述道：“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8這種秉要執本又簡明扼要的闡釋，以“為人民”為旨歸，揭示了社會主義文藝的要旨與要義，也使“文藝為人民服務， 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在其內在精神上合而為一，統歸于“為人民”的終極目標。可以說，“二為”變“一為”，這是在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方向上，又一次體現新思想的新闡釋。

實際上，在有關“人民”的提法上，習近平的講話對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是既有繼承又有發展。我們能感覺得到，毛澤東講話里的“人民”的概念， 在對“工人、農民、士兵、城市小資產階級” 的特別強調，尤其是對“工農兵”的刻意突出中，顯然帶有很強烈的階層性與階級性。而習近平講話中的“人民”，則帶有極大的普泛性，他講話中的“人民”，有時是指民族主體，有時是指社會主人，有時是指廣大讀者，有時是指服務對象。總體來看，這里的“人民”，泛指人民大眾，是廣義性的。我覺得在“人民”這個關鍵詞上，習近平的講話顯然是體現出了自己的拓展與延伸的。

從1943 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從于政治”，到1980 年黨中央提出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再到2014 年習近平總書記論述的“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在70 多年的革命文藝和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進程中， 革命領袖和黨的領導人關于文藝方向的論述與論斷，既有力地指引了不同時期文藝工作的發展與繁榮，又深刻地總結了不同階段文藝工作的豐富實踐與基本經驗，它的適時調整與逐步演進的本身，就是黨對文藝工作的認識與把握，組織與領導，不斷切近規律， 逐步走向科學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把習近平總書記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視為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鄧小平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的《祝詞》和《人民日報》1980 年7 月26 日社論之后，黨的領導人又一次具有重大理論意義與歷史意義的重要講話，具有劃時代的文獻，是有理由的，也是適當的。

圍繞著“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就如何“為人民”提出了許多新要求與新希望，尤其是對于文藝家的潛心創作，緊跟時代，深入生活，德藝雙馨等， 都緊扣“為人民”“以人民為中心”的總主題， 作了精到的論說與生動的闡發。如談到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如談到文學與時代的關系：“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如談到創作與生活的關系：“要始終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樂傾注在自己的筆端，謳歌奮斗人生，刻畫最美人物，堅定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9在這里， 衡量作家的，是人民的訴求與需要；檢驗作品的，是人民的情感與喜好；滋養創作的， 是人民的實踐與生活；成就文學的，是人民的理想與精神。人民在這里，是文藝創作的中心導向，是文藝家的終極坐標，是文藝生活的根本軸心。

可以說，這些擘肌分理，又環環相扣的論述，不僅對文藝“為人民”的根本方向構成了堅強而有力的支撐，而且在文藝“如何為人民”上，以遵循規律和聯系實際的分說與細讀，提出了具體的辦法與實現的措施， 從而構成了色彩強烈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理論建構與思想體系。

三 時代性的問題意識

習近平在《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向廣大文藝工作者鄭重提出，“要把握時代脈搏，承擔時代使命，聆聽時代聲音，勇于回答時代課題” 的新任務，而他的系列文藝講話，也在直面時代現實，應對時代挑戰，回答時代課題等方面，以強烈的問題意識，鮮明的問題導向， 體現了務實求真的科學態度，展現了善于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非凡能力和責任擔當。

社會主義文藝70年來的發展歷程中， 贏得了異常豐碩的文藝成果，取得了十分豐富的寶貴經驗，也積累了不少的復雜問題， 面對著諸多的嚴峻挑戰。尤其是經歷了1980 年代、1990 年代，進入新世紀以來，文藝所置身的社會現實與文化生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文藝自身也在發展演進中走向分化與泛化，變動不居的文藝場域里，不斷有新的元素、新的勢力介入進來，不斷有新的關系、新的觀念參雜其中，使得文藝領域和整個文壇呈現出前所少見的豐繁性、復雜性，乃至混合性、混血性。文藝領域里既表現出難能可貴的豐沛與繁盛，又體現出難以分辨的蕪雜與氤氳。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習近平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反映時代是文藝工作者的使命”等重要論斷，從“人民”和“時代” 的兩個維度，給新時代的文藝事業指明了前進的路向，提供了發展的途徑，使得文藝工作者有了奮斗的目標，創作的坐標，給他們進而增強文化上的自知與自信，努力保持思想上的清醒與定力，堅定持守文學理想的純正與高遠，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導力與精神能動力。

新時代迎來新機遇，新時代面臨新問題。當下的文藝領域，在總體多元多樣的紛繁樣態中，隱含了許多新的矛盾，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這些都打著這個時代或顯或隱的印記，是這個時代所特有的。比如，文藝創作中的守成與創新的矛盾、數量與質量的矛盾， 文藝生產中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矛盾、藝術價值與市場價值的矛盾，文藝傳播中的娛樂效果與審美效應的矛盾、藝術標高與市場指標的矛盾等等，以及由此帶來的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雅與俗的混淆與顛倒等， 都使當下的文藝領域，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元素的混合性，樣態的混雜性，使得人們難以分辨，更難以應對。面對這種紛繁復雜的文藝現狀，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既有要言不煩、一針見血的批評，又有簡明扼要、秉要執本的點撥。許多難以辨析的現象，許多氤氳不明的傾向，經由這樣鞭辟入里的點評與點撥，使得問題的癥結摸準了，解決的路徑找到了，人們不僅由此看到了矛盾與問題所在，也由此引起人們的自我反思與深刻自省。

對于創作現狀中存在的混亂現象和傾向性問題，習近平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概括為三大病象：有數量、缺質量， 有高原、缺高峰；抄襲模仿、千篇一律；機械化生產、快餐或消費。談到我們的文藝作品中經常會出現的問題，習近平在講話中簡要概括了六點：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的陰暗面；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成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于內容；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 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凡此種種，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10這既是對種種問題的病根的深入剖解，更是對文藝工作者如何作為的重要提醒。

談到當下文藝界最為突出的整體性問題，習近平說根據他同一些文藝家接觸交談的了解，就是兩個字：浮躁。實際上，“浮躁”不僅僅是文藝界的問題，它顯然還是個社會性的問題，或者說是時代性的病癥。浮躁的背后是什么，或者說是什么東西造成了浮躁？顯而易見，是追名逐利，急功近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些人把文學當成了一種追名逐利、謀取功利的工具。還有就是， 在文學創作、文學生產、文學傳播的過程中，都把利欲、利潤、利祿、利益擺在前面，各個環節都這樣之后，整體上構成了一種慣性，形成這樣一種風氣，所以浮躁狀態及其背后的急功近利的內因，確實是一個需要整體反思、自我省察的一個大問題。要戒除與“浮躁” 相關的這些問題，還是要回復到初心，歸結到原點，那就是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至為重要的“文藝要贏得人民認可”。

四 特色鮮明的總體性

中華性的文化立場，人民性的價值導向和時代性的問題意識，各有各的核心元素與基本內涵，但“中華性”“人民性”與“時代性”彼此之間，也有著深切的內在聯結與緊密的邏輯聯系，從而在文化戰略、思想方法等大的方面，形成其特色鮮明的總體性。

文化立場的中華性，價值導向的人民性和問題意識的時代性，都是立足于根本問題的選擇與大立場的選定。在思想文化領域， 我國近現代以來，由于人們看問題的角度和方式不同，追求的目標與方向不同，實際上既存在著不同立足點下的文化立場，也存在著不同文化立場下的文化主張。從現代到當代，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已進入文化的多元碰撞，文明的多流交匯的時期。在這樣多元多樣的氛圍和變動不居的勢態下， 我們應該選取一個什么樣的歷史定位，怎樣體現我們的思想取向，如何確立我們的發展目標，成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文化與文學首先要著力解決的前提性問題，也是習近平就文藝問題進行思考與展開論述的根本性問題。中華性的文化立場，人民性的價值導向和時代性的問題意識，分別從“中華性”“人民性”與“時代性”三個維度，選定文化立場，確定主要方向和表明應取姿態，體現了在站位選擇上的相互依托、協調統一的文化方略，確保了文化文藝問題的研究與思考的范圍與基調，以及應該葆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屬性與新時代氣韻。這樣的文化方略，也充分彰顯了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應有的文化自主、文化自立與文化自信。

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需要從包括古代文化、現代文化和紅色文化在內的文化資源中汲取豐富而有益的營養，更需要在與時代的聯結、人民的聯系和生活的互動中，源源不斷地獲取新的動能與新的力量。“中華性”“人民性”與“時代性”，實際上為我們在軟實力的開拓與發展上，匯聚和應用已有的力量，開發和吸取新的力量，提供了重要的保證和充分的可能。如果說中華性的文化立場，主要體現了文化基點上的定位與定力的話，那么，價值導向的“人民性”，因為依托于人民而蘊藏了無限的內力；而問題意識的“時代性”，因直面時代寓含了充沛的活力。這些角度不同又各有蘊含的思想與文化的力量相互依托，彼此支撐，不斷化合， 使得習近平有關文藝問題思考與論述，在其基本精神元素的構成上，既充分體現了鮮明的新時代的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又具有著高度凝聚的思想張力與不斷生發的文化活力， 從而成為引領我們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奮勇前行的思想指針與構筑新時代文藝高峰的行動指南。

2019年3月4日，習近平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藝界、社科界委員時發表了重要講話，其中特別提到：“希望大家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把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和當代中國人精彩生活表現好展示好，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文藝創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時代為基礎，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提出具有自主性、獨創性的理論觀點。”11 這一包含了殷切期望的重要論述，從立足點、出發點和著眼點的根本問題上，對文藝工作和社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這種主體彰顯又活力四射、立場鮮明又內涵豐富的總體性，構成了習近平重要文藝論述的基本特色，也使它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構成，打上了這個思想體系所獨有的鮮明標記。

總之，習近平的系列講話構成的重要文藝論述，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走向新征程的歷史節點上，面臨新現狀，面對新問題，面向新的發展，對包括文藝創作、文藝生產、文藝傳播、文藝組織領導和文藝理論批評在內的文藝工作，進行的要點性論述與系統性闡述。它的重要性在于，這是基于社會主義文藝70 年的發展歷史，以及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經驗與教訓，來著力解決我們這個時代諸多文藝難題的理論出擊與思想指引。在這個意義上說，它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構成，深刻總結了從革命文藝到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規律，科學總結了我們黨近百年來領導文藝的重要經驗，因而它標志了黨對文藝工作認識與把握的新高度，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新進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邁進新時代、展現新姿態、開啟新征程、續寫新篇章的思想指針和行動指南。

注釋：

1 2 7 8 9 10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6、25、13—14、17、9 頁。

3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41 頁。

4 費孝通：《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思考》， 《思想戰線》2004 年第2 期。

5 見2016 年11 月30 日新華網。

6 《毛澤東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0 頁。

11見2019 年3 月4 日新華網。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