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套“楊耕作品系列”，收入了楊耕教授的四部著作：《為馬克思辯護：對馬克思哲學的一種新解讀》《危機中的重建：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現代闡釋》《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以及《東方的崛起：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反思》。這些著作是楊耕教授40年來上下求索的理論結晶，是他“重讀馬克思的心靈寫照和誠實記錄”，也集中反映了楊耕哲學研究的力度、深度和廣度，集中體現了他所追求的理論境界——“建構哲學空間，雕塑思維個性”。

在我看來，“楊耕作品系列”突出地表現出來的思想理論取向是一種積極的和具有啟發意義的取向，這就是持續不斷地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在學術—理論上的深化；將把握時代、切中現實理解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基本鵠的；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與中國的歷史性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

對于我們這一代研究者來說，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學術—理論要求就被提出來了，并且不斷地得到提升和強化。研究不再滿足于一些簡單的觀點和抽象的命題，并以此來形成表面的推論或一般的判斷，而是意識到這種研究需要得到學術上的支撐和論證，需要在理論上不斷地擴展和深化。可以把這種情形理解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學術意識的自覺出現和普遍增強。毫無疑問，在40年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這種學術意識的自覺出現和普遍增強無論進展到何種程度并且怎樣的參差不齊，卻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基本趨勢，各種研究成果也是伴隨著這一趨勢而產生出來并積累起來。

學術意識的發育之所以是一個積極的進步，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就包含學術的性質和領域，就具有關乎本質的學術向度。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告訴我們，馬克思不僅積極地投身于變革社會的實踐，而且也經常“退回書房”。

我們在“楊耕作品系列”中看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學術意識不僅得到了極大的強調，而且始終在其工作中得到積極的貫徹，并力圖將之引導到理論上的深化。正如楊耕所說，“在重讀馬克思的過程中，我經歷了從馬克思哲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西方哲學史，再到現代西方哲學，然后再返回到馬克思哲學這樣一個不斷深化的求索過程。”在這里，學術—理論上的深化之所以訴諸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是因為離開了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歷程，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其中展開并獲得意義規定的歷史進程，那么，對馬克思不同階段的思想的理解，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理解，就完全滯留在非歷史的抽象性之中了。為了避免這樣的抽象性，不僅訴諸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非常必要，而且訴諸西方哲學史同樣必要。我們無法設想，在一種哲學的思想來源和直接的理論前提被匆匆越過的地方，這種哲學本身還能得到深刻、全面而正確的理解。那么，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理論深化來說，現代西方哲學又有什么意義呢？它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只要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今天依然和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思想具有本質關聯，那么，對于這一哲學的研究就應該也必須同現代西方哲學進行批判性的對話。這是因為，只有在這種批判性的對話中，才能開拓出一個與當今時代直接相關的思想視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意義正是在這樣的視域中生成的，也要求在這樣的視域中被揭示出來。

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明確的學術—理論向度，但其學術—理論的主旨乃在于把握時代、切中現實。離開了這一主旨以及由之而來的思想任務，從根本上來說，就不存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學術。我注意到，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意識的提升，也出現了某種遺忘或脫離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主旨與思想任務的傾向。這種傾向在所謂“純學術”的清高和獵奇索隱中迷失了方向，并且沉湎于“書中得來”和“紙上推演”的諸般技能，因而不得不屈從于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學術幻覺——即以為意識或觀念是在自身中活動的，因而與時代及現實全體無關，仿佛學術是沉睡在“無人身的理性”懷抱中的。與之相反，“楊耕作品系列”在力圖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之學術深化的同時，又一再強調這種學術的目標就在于把握時代和切中現實。如果離開了這一目標，那么，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就不是學術上的深化，而是深化的反面，即表面化或膚淺化。

對于楊耕的整個理論研究來說，至關重要的是確定馬克思哲學與時代（特別是與當今時代）具有怎樣的關聯，因為只有在這種關聯中，才能從根本上來決定：這樣的研究究竟是一種對“博物館陳列”的研究，還是對我們時代的“思想母體”的研究。楊耕堅決拒絕這樣一種觀點，“即馬克思哲學產生于‘維多利亞時代’，距今160多年，已經‘過時’。”這種依照距今時長來判斷理論效準的觀點，與其說是“傲慢與偏見”，毋寧說是無知與幼稚，即理論上的無頭腦和無教養。

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把握時代同時意味著切中現實。也就是說，不是通過思維或觀念的自我活動來規定時代，而是通過深入到社會現實本身的過程之中去把握時代，并揭示這個時代在政治形態和觀念形態上種種表現的實質。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意味著，從人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現實中，亦即從生產方式的變動結構中去理解全部社會現象。因此，楊耕強調：“我始終認為，哲學不能僅僅成為哲學家之間的‘對話’，更不能成為哲學家個人的‘自言自語’，哲學應當也必須同現實‘對話’。”

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深入于社會現實的任務表現為一種具體化；沒有這樣一種具體化，社會的現實就根本不可能進入理論的視野之中。正如馬克思、恩格斯一再強調的那樣，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決不是抽象的原則，決不是可以被先驗地強加到任何內容之上的公式或教條，而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對于馬克思來說，社會的現實既不可能被歸結為理念，也不可能將現實的社會運動置于思辨的邏輯之中，因而對現實的研究必須立足“實在主體”，并使之在理論上具體再現。

正是這種具體化要求，使得楊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進入當今中國歷史性實踐的具體領域中，并使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由之展開“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反思”。這一哲學反思不僅包含著許多重要而饒有趣味的課題，而且還原則性地提出了“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研究馬克思主義”這一重要命題，這個命題要求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中進行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縱覽馬克思主義史可以看出，密切關注變化中的實際，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進行理論創新，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本性’。”之所以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本性”，是因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一刻也離不開它的具體化運用，而這種具體化運用又只有通過研究和把握既定社會的實在性內容，才可能得到真正實現。

對于“楊耕作品系列”，我的評論特別關注其總體呈現出來的思想理論取向，這樣的取向可簡要地概括為：學理上的深化、把握現實中的時代，以及由之建立起與中國歷史性實踐的本質關聯。我不知道這樣的概括是否準確，但我深信，這種思想理論取向的意義是重大的：不僅對于當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來說至關重要，而且對于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其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構來說，同樣重要并具有啟發性。

（作者：吳曉明，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