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光年肖像 羅雪村 作

我曾率隊走訪長江水利委員會，從武漢小住一夜即赴南水北調的水源地丹江口，車子經過一處叫做老河口的鎮子，同行的高偉突然說道：“老河口是光年的家鄉呀！”于是話題自然轉到中國作協這位老領導的身上。

老河口有一條路以光年的名字命名。當年他從這里走上革命的漫漫征途，我、高偉與光年同在一個創聯部黨支部，他是中國作協黨齡最長的老黨員（1927年加入共青團，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我們在他的家中度過許多有意義的黨日，所以車過老河口喚起我諸多的回憶。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兩行經典的詩句，把我領入到抗日戰場，而光年的激情、才華、使命感，以時代為己任的責任意識，也借助《黃河大合唱》留在了歲月的豐碑上。

那次走長江，在秭歸的屈原祠，我在憑吊屈原之后寫一小詩：“詩魂千載沉江底，孤忠一片浮日來。民心可用吊清烈，文章救國須捷才。”“清烈公”是宋代對屈原的封號，詩中寫屈原的命運時，我其實是在潛意識里想到了光年先生的，他是文章和詩歌救國的榜樣，更是捷才。

巧的是我在《張光年文集》第一卷中偶然翻到他1986年10月25日寫的一首關于屈原的詩：“熱淚滂沱瓊玉篇，文苑受惠兩千年。倘有詩人倡唯我，何來面目吊屈原！”（《屈原紀念館留字》）。光年憑吊屈原，我們紀念光年，冥冥中終有那么幾分巧合。“倘有詩人倡唯我，何來面目吊屈原！”這種口吻是光年典型的口吻，是他以詩人兼造詣精深的理論家雙重身份說出的極有分量的話。這是時代造就的堅定不移的信念，說是信仰，也成。

其實早在40多年前云南從軍時，我就知道光年，不，應該說知道光未然。

因為他1944年整理出一本極有名的云南彝族支系阿細族史詩《阿細的先雞》，后易名《阿細人的歌》，我在軍營里拜讀過。我的營房在宜良，與路南相鄰，而野營拉練時常住在撒尼人的山寨里，與史詩中講述的故事背景十分吻合，故而親切萬分，同時為漢族詩人光未然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尊重而感動。他和提供詩歌原料的阿細族青年畢榮亮的友誼，也足以讓人稱頌不已。

真正知道張光年和光未然是一個人，是我1978年夏天從云南部隊轉業到《文藝報》之后了。光年是《文藝報》老主編，要當好《文藝報》人，先熟讀歷期《文藝報》，這是編輯部主任謝永旺同志對每個新人的要求。永旺是光年的老下級，也是“文革”前光年十分賞識的年輕人。當永旺以剛復刊的《文藝報》骨干編輯的身份給我們這些新人（包括雷達、李炳銀、何孔周、臧小平、李維永……）講傳統時，我才恍然大悟：光未然和張光年原來是同一個人！敢情《黃河大合唱》的作者、《五月的鮮花》歌者、《阿細的先雞》的整理改編者，居然是《文藝報》的老領導，現任中國作家協會的黨組書記！遙遠頓時轉化為親近，說親切也行。

兩個身影與名字疊合在一起的光年，引領著當時百廢待興的文藝界，以詩人的激情與理論家的睿智，加上一個老共產黨員對時代的敏感與責任，與他的戰友們一起，開啟了上個世紀80年代文學的輝煌。他或率團出訪深圳特區，或帶隊去大西北采風，更多的是組織評獎，編《人民文學》，應對不時發生的突然事件。那個時候我只是《文藝報》一個年輕編輯，間接聽到一些因時代變革造成的觀念反差進而產生的文壇糾紛，就讓光年煞費苦心，當然也讓具體執筆的唐摯（達成）和唐因吃盡苦頭。可當年光年肩上的壓力之重之大，也許只有《文藝報》的謝永旺同志多少能夠感知。

作為一名遠觀者的我，正是因為光年倡導舉辦文講所七期的評論編輯班才成為魯院學員的。他對文學期刊評論與編輯的高度重視體現了文壇領導者的遠見卓識，與此同時，他為當時的作協所屬期刊制訂工作條例（即不嚴格坐班，要有讀書、調研和寫作的時間），造就了那個時期諸多的復合型人才。在《文藝報》一次會議上，我親耳聽到光年建議道：一年中12個月，編輯們可以一個月讀書，兩個月調研出差，9個月工作，后被簡稱“129制度”。《文藝報》的同仁們應是最大的受惠者。

事實上我與光年的接觸一直不多，遠不如與馮牧、達成、羅蓀甚至文井、葛洛、朱子奇，還有舒群、管樺等前輩那么密切，但1985年底我突然受領《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委會的一項任務：撰寫該書系“中國文學”卷“張光年”詞條，不到2000字的條目，在謝永旺同志的指點下，也在光年親自過問下，勉強完成了。其間我曾登門向光年求教過，也聆聽了他的醇厚湖北口音基礎上的普通話，講話慢條斯理、思路十分清晰的光年，講述著自己經歷過的風雨人生，講述著遙遠的云南，講述著抗戰的烽火和寫作《黃河大合唱》的背景，你會感到充滿欽敬，你會仰視，你會為自己的年輕而慚愧，會產生一種愿意去追隨、去尋覓、去沖鋒陷陣的沖動——也許這是所有年輕人的共性吧。

這就是我所理解的長者、仁者和智者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