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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第四屆袁可嘉詩歌獎在寧波慈溪市舉行頒獎典禮，詩人余怒憑《蝸牛》獲得詩集獎，翻譯家楊鐵軍憑《奧麥羅斯》獲翻譯獎，評論家霍俊明則憑借《轉世的桃花》獲詩學獎。

第四屆袁可嘉詩歌獎頒獎典禮。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袁可嘉詩歌獎由《十月》雜志社、慈溪市人民政府主辦，每兩年舉辦一次。本屆袁可嘉詩歌獎評委由吉狄馬加、歐陽江河、何向陽、高興、西渡組成。評委之一、清華大學教授西渡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參評詩歌獎是一個艱難選擇的過程，此次三位獲獎者為投票評選而出，票數最高。由于名額有限，不少優秀的翻譯和詩歌作品未能獲獎，未來可能會考慮擴大候選人的收集機制，讓更多優秀的文學創作者進入視野。

余怒：文學和詩歌的本質，是找到未被語言訓化的自我

余怒的詩集《蝸牛》由124首12行詩和124首9行詩組成，是一部具有整體構思，結構完整、形式統一的詩集。“袁可嘉不僅是翻譯家，更是偉大的文學教育工作者，改變了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現狀，對中國文學復蘇、新時期文學產生重要影響。”余怒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這是一個純粹的獎項，得到這個獎我特別驚訝，也很感謝對我的肯定。”

火車疾馳時所見的曠野，

有著戀愛的意味。三兩株楊樹，

展開遂成楊樹林——如同我

在語言中感受你。在天黑之初，

感受晚風是一種物質，頭伸到車窗外，

看到天空由藍變紫，而后我

希望自己是世界。可能每個人

都有這么想的時候,

稱自己有一顆椋鳥的心。

——余怒《曠野美學》

評委認為，余怒這些從形式到內容都高度自覺的詩篇，融語言、形式、事物、玄思于一爐，既達到了對事物、場景、情感、經驗的抽象，又保留獨特的感性魅力和語言魔力，讓事物和語言相遇之時所激發的神秘性得以充分展露，顯示優異的詩歌品質。

在《蝸牛》寫作之初，余怒曾給自己立下了一個寫作目標：要達到“每一句話都是舊的，每一句話都是新的”的效果。“一個現代詩人如何處理寫爛了的題材和意象，如何讓陳詞舊句起死回生這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既要使用人人熟知的公共語言，又要藉此說出為語言所遮蔽的個體體驗。”

在他看來，如今的文學形成一種固定的寫作方式，讀者形成固定的欣賞方式，所有的寫作者都要對已經有過的模式化內容給予足夠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寫作活力。“設想沒有經過語言的人，不同的年齡、不同的性別，對這個世界的感受是千差萬別的。一旦用語言來表達出來，卻形成了一種整齊劃一的感受，這是違背文學本質的。文學和詩歌的本質，是找到未被語言訓化的自我。”

“對于我們寫作幾十年的人來說，把一個東西寫得很通順，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把一個東西寫得處于通順和不通順之間，就有反邏輯在其中，因為我們的思維已經被馴化了。”余怒認為，最好的詩歌在詩與非詩的最佳分界點上，也就是在人們經驗感覺交叉的地方。

他計劃寫六部詩集，《蝸牛》是第一部，未來幾部將“越來越亂”，越來越“看不懂”。一天工作10個小時的他，有時只能寫出幾百字。“我尋求每個字、每個語句都要在它們應有的、難以替代的位置上，像古人一樣煉字煉句。”

楊鐵軍：翻譯的責任在于為漢語寫作提供活力

沃爾科特的代表詩作《奧麥羅斯》是一部現代史詩巨制，具有廣闊深遠的藝術維度和思想空間，其豐富、復雜和多元發人深思。對于翻譯，既構成巨大的挑戰，也意味著無限的可能。

評委認為，楊鐵軍用漢語呈現的《奧麥羅斯》基本傳達出了原詩的爆發力和沖擊力，同時又盡量保留住了原詩的新鮮感、緊張感和雕塑感，讓讀者明顯感受到了原詩的鮮活靈動和磅礴氣勢，從而領略到了沃爾科特詩歌的獨特風格和魅力。

楊鐵軍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當今時代的漢語寫作受惠于翻譯良多，就是因為翻譯詩歌的那種沖擊力、新鮮感的刺激，對事物的處理方式的啟發。“我的詩歌翻譯始終抱有這樣一種比較理想化的目的，即持續給我們當下的漢語寫作提供活力。這種活力當然不光是體現在詞語上，也體現在詞語如何把握現實的力道上。”

他表示，初稿進行到一大半的篇幅之后，他極度沮喪，一度想放棄。在第二稿中，他在每一行都進行了壓縮，在簡潔和拖沓之間找到一個盡量更靠近前者的平衡點。詩行因為縮短而增加了漢語中的爆發力，形成了緊張感，雕塑感。

第三稿在第二稿的基礎更進一步，大約每一行又少了兩到三個字。“詩行的流動性增加了，而長詩的恣肆卻并沒有減少。每一行都得在這樣的限制中重新調整，這是我翻譯《奧麥羅斯》最大的收獲。”楊鐵軍表示。

霍俊明：期待真正能超越時代的文學批評出現

霍俊明所著《轉世的桃花——陳超評傳》是將日記、書信、隨筆、詩歌、評論等多種文體元素嵌入到常規理論中形成的一部詩論。評委認為，它以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和冷靜的心理分析視角，在對其精神導師陳超的人生之路與學術歷程的記錄闡釋中，生動勾勒出一位優秀而獨異的詩人批評家的人格肖像，并試圖完成對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詩歌文化脈絡及內在發展規律的深入解讀。

霍俊明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當下中國的詩歌產量和人數都是巨大的，作為個體的閱讀和評價都受到局限。如今，許多批評家沒有盡到應有的義務，對一些較差的詩人做出長篇的高度評價，這是和批評家的良知不對稱的。“批評家不僅應該提升自己的詩歌修養，還有人格修養。一個批評家沒有人格和道義，我覺得這是可疑的。”

“現在的許多文學批評，未能真正面對當下漢語詩歌的難題和問題。”霍俊明說。“在自媒體的沖擊下，現在的輿論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曾經產生過自我懷疑，認為文學批評不能面對宛如龐然大物一般的中國文壇，但寫完這本書后，我找到了一個自我回答，也找到了詩歌評論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我期待的不是大而無當的文學命題，而是真正能夠超越時代的文學批評出現。”

在抖音、快手風靡的時代，詩歌是否還能吸引年輕讀者？在霍俊明看來，如今廣泛的媒體平臺反而造就了更多詩歌作者和讀者，帶來開闊和多元化的視野。在高校中，依然不斷有年輕詩人涌現，相比過去的詩人，他們關注的題材發生了變化，科技、人工智能等都成為書寫的主題。

（實習生孔寧婧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