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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陳寅恪在清華大學

今年是陳寅恪（1890—1969）先生逝世50周年，對陳氏學術及生平的研討與追懷，近年來已成為公共文化領域內的一大熱點。在此，謹據新近發現的史料文獻，對陳氏生平的一些細節再行研討，或可謂之“與君再談陳寅恪”罷。

1945年，赴倫敦診治眼疾

1945年8月，抗戰勝利之后，陳寅恪應英國皇家學會及牛津大學之邀，赴倫敦診治眼疾。這一史事，近年來研究者多有記述。不過，1945年10月與12月的《燕大通訊》上覓得兩條簡訊報道，或可為這一史事補充一點細節信息。為便于考述，轉錄這兩條簡訊部分原文如下：

《陳寅恪教授病目無問題》，刊于《燕大通訊》

《陳寅恪重返故都》，《華北日報》1946年11月6日刊發

《陳寅恪教授飛英治眼》，刊于《燕大通訊》

（一）

此次陳教授之飛英，最大目的在醫治目疾，故國內各方面關系并未斷絕，陳夫人及其女公子三人仍留本校，對本校僅請假耳。

陳教授啟程時，曾收到英國方面兩電。第一電告牛津大學于一九三九年，即聘陳先生為該校東方哲學系正教授，虛位以待以迄于今，頃大戰勝利結束，故亟盼即刻往就。陳先生復電，告半年內目疾稍佳，可能一往。英方知陳先生有往就意，故第二次來電極表歡迎，且謂不論陳先生就任正教授與否，可先做該校顧問，協助一切進行。面對陳先生治眼方面，當予以種種便利云。又我駐英大使顧維鈞氏亦來電，從旁敦促，謂宜即去，不得使各方失望。同時陳先生因此次清華尚有邵循正、孫毓棠、沈有鼎、洪謙四君亦赴牛津，邵孫二君均為陳先生之高足，可獲同行照料，于是急驟間乃決定飛英。唯陳先生臨行有云，如此去能治好目疾，當就牛津之聘，否則即迅速買棹言旋云。

（二）

陳寅恪教授十月廿三日自倫敦來函，致此間友人稱“安抵倫敦，已就名醫診視，目病可以治好，但須開刀二次”。又云：“養病期內暫緩接任牛津大學教授職，僅備顧問，本學年仍為燕京大學教授。”至陳氏在蓉所著《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一書，今已出版。

又十一月十三日陳教授致家中函，謂于三日入醫院（即發明盤尼西林之醫院），于五日施行手術。經過良好，昔日不能見之部分茲已能見。住院調養恐至少至兩三月之久，方能出院云。

上述第一條簡訊，刊發于《燕大通訊》第一卷第四期，時為1945年10月10日。第二條簡訊，則刊發于《燕大通訊》第一卷第六期，時為1945年12月8日。兩個月間，《燕大通訊》兩次刊發簡訊，向校內師生報告陳寅恪行蹤及近況，足見關切之情。

通過第二條簡訊可知，陳寅恪于1945年11月3日正式入院，11月5日，即施行了第一次手術。至于所入醫院名稱，簡訊中以“發明盤尼西林之醫院”加以注釋，顯系全球知名的醫院。據查，盤尼西林（即青霉素）的發明者、英國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1881—1955），曾在倫敦圣馬利亞醫院(St. Mary’s Hospital) 醫科學校就讀并供職，故陳寅恪所入醫院，應即在此處。

據陳流求、陳美延的憶述（詳參：《永遠的清華園——清華子弟眼中的父輩》，北京出版社，2000），陳寅恪赴英治眼事的經過，與上述兩條簡訊的內容大致吻合。但她們的憶述細節，尚不及這兩條簡訊的確切與精準。譬如，陳寅恪赴英線路，乃是先從成都飛往昆明，再從昆明飛往印度，復從印度飛往英國，其間還曾在昆明“小住十日”。再如，陳寅恪赴英入醫院的確切名稱，以及確切入院時間與手術時間等。又如，“駐英大使顧維鈞氏亦來電，從旁敦促，謂宜即去，不得使各方失望”，“陳寅恪教授十月廿三日自倫敦來函，致此間友人”，“十一月十三日陳教授致家中函”，這些赴英期間的往還函電，都值得進一步探究。

1946年重返北平，首度接受專訪

1946年10月26日，因抗戰轉徙西南、闊別北平已九年的陳寅恪，在英國倫敦治療眼疾未果之后，終于重返故都，返歸清華大學任教。聞此著名學者返國北歸之訊，《華北日報》記者迅即出訪，叩開了陳宅大門，為后世讀者留下了一份彌足珍貴的陳寅恪北歸專訪記。

1946年11月6日，《華北日報》刊發了這篇陳寅恪專訪記，實為目前已知的、公開發表的唯一一篇陳氏“南渡北歸”之際的專訪報道，自然獨具歷史與研究價值。或因年代久遠，這份距今已70余年的舊報難以尋獲，這篇專訪記至今還少為人知，未見研究者有所披露，部分轉錄如下：

將近黃昏，記者在尚未完工的清華宿舍見到陳夫人，她親切地回答了記者的詢問。她說陳先生這次到倫敦去療治目疾，并沒有得到多大的效果，僅僅把眼前一片黑影除去，最初醫生尚希望把已破壞的視神經換掉，使新的眼神經和網膜長到一起，可是新神經終不能生長，所以雙目依然模糊。醫生說假若休養得好，兩年以內無變化，就不致更嚴重。

……

陳先生剛剛午睡醒來，一位燕大的同學在為他讀報，陳先生每天以聽讀報為消遣。

陳先生說本年度他在清華繼任四門功課，歷史系是中古史和專題研究，國文系是白香山詩與唐詩研究，其中只兩門功課需要上講堂。陳先生行動不方便，假若選課的同學不多，希望能在宿舍里講書或研究。

陳先生正準備寫《白詩集注》和《唐代文化》《唐代社會》等著作。陳先生撰述完全憑著以往的記憶，并且他打算自己在黑暗中摸索著寫出來。

提起詩來，憶及先生于抗戰軍興、政府南遷以后的詩句“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記者問他，此次終于再歸故土作何感想？“我已雙目失明，等于再生。”語調極悲愴。

日寇初降，舉國歡騰，先生賦詩有“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之句。記者問他是否當時已料到國事之堪憂？他加以否認地說：“本人一向是個悲劇論者。”陳先生對當時國家政治問題，認為是屬于國際性的。

陳先生做學問的態度極為嚴肅，他常對學生說：“假若是不證實地讓我說出一個字來，毋寧死。”所以陳先生絕不參與政治，更不公開發表政治的論著。然而，陳先生卻極關心國內外政治問題，他每天自己的第一樣功課就是請別人給他講新聞，一張有價值的報紙他決不肯放松一個字地聽下去。在政治理論上，他有獨到的見解和正確的推斷。不過這些高論，除去他親近的朋友們以外，別人是無緣聆教的。

上述專訪記，即為《華北日報》記者對剛剛從倫敦飛返北平的陳寅恪之專訪內容大概。據此研讀，不難發現，本著對陳氏的尊重之心，以及對此次專訪的鄭重之意，為達成訪談，記者曾兩次造訪陳宅。一次可能為當年11月初某日傍晚，首先探訪了陳夫人，即唐筼（1898—1969），向其探詢陳氏健康狀況及身體近況。第二次則為之后某日午后，記者是等候陳氏午睡醒后，方才進行采訪的。記者的這些舉動，都足以表明陳氏當時聲名之隆，以及時人對其的敬重吧。

“南渡北歸”名句，傳誦一時

記者與陳寅恪的談話中，曾兩次提及陳氏所賦詩句。首先提及的“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之句，甚至就被記者拈提出來，徑直做了專訪報道的標題。這一詩句出自陳氏《南湖即景》一詩，原詩如下：

風物居然似舊京，荷花海子憶升平。

橋邊鬢影還明滅，樓外歌聲雜醉醒。

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

黃河難塞黃金盡，日暮人間幾萬程。

此詩寫于1938年夏，當時陳寅恪幾經輾轉，終于抵達云南蒙自南湖畔的西南聯大分校。《南湖即景》一詩，賦予蒙自南湖獨特的時代況味，將家國滄桑與世途蒼涼融于詩句之中，頗令時人感慟。詩中的“南渡北歸”之句，更是傳誦一時，至今未絕。

專訪中，記者還提及“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之句，乃出自陳氏《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一詩，原詩如下：

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

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

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詩。

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此詩寫于1945年8月11日，即所謂“乙酉八月十一日”。據詩文可知，8月10日晚，日本宣布將投降的消息傳至中國西南后方，當時尚在搬遷至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學分校任教的陳寅恪，于次日晨起后得知了這一消息，即所謂“降書夕到醒方知”。不難發現，對于如今的一般讀者而言，陳詩中所涉日本宣布投降的時間信息，似乎有些出入。

眾所周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時為1945年8月15日正午。當時，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廣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結束戰爭。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飛抵芷江洽降。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標志著“二戰”結束的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停泊于東京灣的密蘇里號主甲板上舉行。僅就上述一般歷史常識而言，陳詩于1945年8月11日即“提前”寫成，恍若“預言詩”，實在不可思議。

事實上，早在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即已分別電請中立國瑞典、瑞士，將其投降之意愿轉達中、美、英、蘇四國，“日本政府決定無條件投降”的消息于此日通過無線電波傳遍世界。當時，陳寅恪通過何種渠道獲知此訊，尚無從確考，但其初得此訊的激奮之情及其復雜心態，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還是表現得相當強烈。此詩即是見證。

詩中“何幸今生見此時”與“國仇已雪南遷恥”之句，恰與七年前所作《南湖即景》詩中的“北歸端恐待來生”與“南渡自患思往事”之句相對應，陳寅恪此時忽見國仇家恨已雪，家國重歸完聚，自然頗有“念往憂來無限感”。當然，時局動蕩、兵戈未息的現狀，又讓一向敏感且慣持悲觀論的陳氏思慮重重。

陳寅恪這兩首詩，在當時廣為流傳，頗為時人推重。專訪中，記者也不失時機地向其請教詩中意蘊及其真實態度。“記者問他是否當時已料到國事之堪憂？他加以否認地說：‘本人一向是個悲劇論者’。陳先生對當前國家政治問題，認為是屬于國際性的。”當時，陳氏這樣的簡單作答，似乎意猶未盡。然而，記者也并未深入追問下去，只因記者也深知“陳先生絕不參與政治，更不公開發表政治的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