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說：“小說要貼著人物寫”。莫言進而把這話改為“小說要盯著人物寫”，意思與沈先生差不多，但說得更狠一些，是他的創作個性決定的。

在戲劇演出中有“名角挑班制”的歷史，在好萊塢影視劇類型片有“明星制”的制作特色，雖然說的都是演員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認也是對劇中角色人物的重視。一出劇，能塑造出一個有感染力的人物，是衡量戲劇成功的重要標志。否則演員再漂亮，演技再出色，如果人物本身不出彩，即使名角挑班或者明星制也只是錦繡外衣。戲劇對人物的要求也相當高，一出戲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幾個人物的塑像，要有血有肉，要能夠感染人，這本身就是高難度的標準。中外劇壇給我們留下了一大批光彩奪目的形象就是明證，如哈姆雷特、李爾王、羅密歐、朱麗葉、娜拉、茶花女，如竇娥、杜十娘、杜麗娘、孟姜女、梁山泊、祝英臺、許仙、白素貞、董永、七仙女、張生、崔鶯鶯等。

一個好故事也一定可以找到好人物，這是顛撲不破的道理。在戲劇中，人物不僅要隨劇情的發展而發展，人物的性格鮮明與否也至關重要。在不脫離劇情的前提下，如何合情合理地刻畫人物，而不是隨心所欲地發展，這也是戲劇對人物的基本要求。應該說，一個人物一旦進入了特定的劇情與故事，他的行為與命運就必須遵循一種特有的軌跡。一出好戲肯定是有人物的，這個人是獨特的，往往給人難以磨滅的印象。

戲劇在這個意義上甚至以人物獲得了流傳，這不能不說是成功塑造了人物的結果。當下的戲劇往往就沒有這個榮幸，因為忽略了人物的情感與心靈，忽略了人物特有的生命力。正如當下的小說一樣，小說家往往也不重視人物的塑造，他們滿足于講述一個沒有懸念與沒有意義的故事，或者干脆把故事寫成傳奇，離奇古怪，危言聳聽，投機取巧。這樣的小說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說到底，就是力不從心，把握不住文學作為人學的本質與核心。

小說家到底該如何創作，該寫什么樣的東西，只要明了這一點就會好辦得多。說到底，文學并不深奧，也不復雜，就是寫人而已。寫自己或寫別人，關鍵就是要把人寫好。哪一天你把一個人物寫好了，你就成功了，就這么簡單。現在的小說家恰恰對此視而不見或相當無知，這是他們小說寫不好的最重要因素。一篇小說出來了卻拿不出一個像樣的人物，讀者對小說中的人物沒有印象，沒有共鳴，這篇小說注定是失敗的。

并不是每一種人物你都可以寫，也不是你想寫誰就寫誰，這世上并不存在通才，因此你只能老老實實地寫你身邊最熟悉的人物，最有意思的人物，最能給你感動的人物。不了解的人物最好不要去碰，因為你的想象與生活并不能取代他的生活與內心。去寫你不了解的人還不如直接寫你自己。如今的小說家不知是沒有生活還是沒有勇氣寫自己，他們總是習慣于寫一些自己不熟悉的人物，這顯然吃力不討好。

關于這一點，當前的戲劇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不是寫歷史人物，就是寫傳奇，基本沾不上現實的人間煙火味，這實際上是很危險的寫作，可我們總是期待它的成功。不否認有一批作品確實因此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如《秋風辭》《曹操與楊修》《滄海爭流》等，但它們的成功畢竟是少數，而且也毫不例外地與當下現實的緊密結合與思考是分不開的。更多的情形是，作品停留在歷史的層面，只是就歷史寫歷史，就傳奇寫傳奇，人物單調與雷同，沒有個性，也沒有生動的情感。

作家如何確立自己的人物觀念是很緊要的。這個觀念就是要求作家找到適合于自己表達與需要的人物。只有適合于自己的表達，人物才會鮮活與生動；而只有內心的需要，人物才會有血有肉，有愛有恨，才能感動與震撼人。一個與自己沒什么關系的人物是不可能寫好的，這點在歷代經典名著中不證自明。而名著的歷史實際上也就是一部作家的歷史，絕大部分的名著都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生活與經歷，這就是作家的書寫。說到底，每一部名著都是作家的心靈史，都是作家的自傳。

莫言在《我們的荊軻》序言《盯著人寫》中寫到：“今后必須向徹底的方向努力，敢對自己下狠手，不僅僅是懺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鏡盯著自己寫，盯著自己寫也是‘盯著人寫’的重要部分。”

每一部名著都是作家的心靈史，是作家對“我”，也是對“人”的審視，所以要想寫出偉大的作品，一定要先從做一個偉大的人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