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學者?，F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1979年以來在《文學評論》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四百余篇，有《中國鄉土小說史》等著作三十余種。

大約所有動物的味蕾天生就會本能地分辨甜和苦的味道，自有記憶起，我就喜歡吃糖。當然，與所有的兒童一樣，我鐘情的是那種將糖果直接咀嚼時產生的快感，它讓人感到的是一種沁入肺腑的甜蜜幸福，盡管大人們常常用蛀牙的痛苦來恐嚇乳臭小兒，但是誰又能夠阻擋得住兒童大肆嚼糖的幸福生活呢？

我們的童年遭受過沒有糖的日子，因而對糖的渴望化作一股對甜食的強烈欲望，讓我們千方百計地去尋找糖的代償品。那時，甘蔗和各種各樣稀有的水果是尋常人家的奢侈品，于是，從郊區的田野里，我們在高粱桿和蘆粟桿里榨取和咀嚼出了幸福的甜味，這便成為我們那一代人永恒的甜蜜記憶。

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的兒童們大多數咀嚼的是那種暗紅色、半透明的廉價硬糖果，就是用極其簡單的工藝流程熬出來的糖塊，沒有任何添加劑。一般的兒童都會被馴化出慢慢放在口腔里讓其自然融化的吮吸法，這種延長幸福感的方法在我這樣性急的頑童口里是行不通的。我們往往在不耐煩中幾口就消滅掉一塊，糖渣滯粘在槽牙上，反復舔舐不掉的甜蜜余味煩惱得讓人久久不能釋懷，咀嚼糖果的劣癖固然縮短了甜味停留在齒間的時間，卻給人帶來了一種稍縱即逝的快感。

不過，當我第一次吃到軟糖果的時候，便立刻對那種硬糖失去了興趣。

每一個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走過的兒童都會在馬路上、陌巷中，甚至是鄉村的小路間遇上的那些敲鑼買糖的挑擔人。他們往往是收購廢品者，一頭放著收購來的廢品，一頭放著一塊比大鍋蓋還要大得多的麥芽糖餅，掀開一層白紗布，那厚厚的糖塊上撒著一層白粉（多少年后才知道那是工業用的滑石粉），孩子們往往是冒著挨打的危險偷偷拿著家里的銅鐵器皿去換糖吃。那挑高籮的換糖人，左手執一上厚下薄的扁形刀，右手用一只小榔頭輕輕一敲，只聽當的一聲，一長條黃澄澄切口帶孔的麥芽糖就掉落下來，忙不迭地一口咬下去，由硬到軟，在齒間咀嚼時的那個咬勁讓孩子們得到的是一種野趣橫生的快樂。記得小時候為了換麥芽糖，我將家中的一個掐絲琺瑯的銅胚景泰藍小罐偷出來，用鐵錘把鑲嵌的瓷質琺瑯彩敲掉，只剩下一個銅胚胎，換得一大塊麥芽糖甜甜蜜蜜地消受了一頓，當然也換來了一頓不許吃飯面壁思過的體罰。

偶爾，我們還能夠吃到山東特產高粱飴那樣的軟糖，以及外地捎來的酥糖，那就是正兒八經的高級糖果了。

在我的記憶當中，第一次吃到巧克力是在五六歲時，哥哥得了急性肝炎，為了補充營養，爺爺給他買了一大堆長方形的軟巧克力，那不是后來吃到的那種硬巧克力，而是類似如今的士力架似的巧克力，那在當時絕對是一種洋貨奢侈品。當我吃了第一塊后，一時難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美妙的糖果，我當時并不知道這種高價的巧克力是進口食品，便天天圍在哥哥的床前轉悠，目的就是想分得一塊巧克力，偏偏大人不許我接近哥哥，怕我被傳染。自從那次偶遇巧克力后，在后來的近二十年中我再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巧克力了。

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糖是憑票供應的。在滿街缺糖的浮腫面龐里，你如果能夠看到一個吮吸糖果的人，那真是羨慕得要命。在沒有糖果的日子里，除了用高粱桿和蘆粟桿作為尋找甜味的路徑，以及用糖精作為糖的替代品以外，還有就是滿大街大量進口的伊拉克蜜棗。無疑，那蜜棗的甜度是極其高的，盡管那些餅成一坨一坨的蜜棗上還殘留著麻袋線絲和少量的沙子，卻也成為我們這一代人從童年步入少年時代的上等甜品，買上一坨二兩重的伊拉克蜜棗，在課間咀嚼幾粒，便是莫大的幸福了。上課前含上一塊，這一堂課上就儼然變成了一個不隨便說話、遵守紀律的好學生了。

我十六歲下鄉插隊時，已是60年代后期了，但是《柳堡的故事》中的那個水鄉場景依然是一成不變，只是那些泥坯茅屋更加破舊了，人們穿著仍舊襤褸，社員們終日在為工分而忙碌著，孩子們很少見到糖果這樣的稀罕物，有許多孩子甚至長到十幾歲都只聽說過糖果卻從未吃過。

我們南京知青帶下去的糖果遠不及上海知青帶下去的大白兔奶糖和花生牛軋糖好吃，上海新產的奶油話梅糖更是傾倒許多孩子和年輕人。直到如今，這些糖果還時不時地闖入人們的眼簾，勾起我們這一代人最美好的青春記憶，但是，這其中最令我終身難忘的，是鄉下的孩童們渴望糖果的歷史特寫鏡頭：每當知青回城過年歸來時，一群孩子扒著門框瞪著大眼睛，引頸盼望著，盼望著……那個特寫鏡頭并不亞于后來我見到的那幅安徽貧困山區渴望上學的大眼睛姑娘的照片。同樣是渴望，一種是精神的，一種是物質的，后者于人生而言，同樣是重要的，因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沒有生存的條件和渴求，精神也是漂浮在天空中的一朵浮云。當我們攥著一把糖，一粒粒地遞到他們手中時，看著一群孩子有的雀躍，有的仔細端詳，有的立馬入口，有的悄悄地收入破衣的口袋中……不覺悲從酸楚中來。

這一幕覓糖的悲劇終于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徐徐地落下了大幕，尤其是廢除了糖票以后，各色各樣的糖果像天女散花一樣撒落在了民間，人們開始盡情地挑選著自己愛吃的糖果，優勝劣汰，那些劣質的糖果很快就在市面上消失殆盡，糖渣在齒間的回味也就一去不復返了，我們的下一代不僅享受著各種各樣的高級糖果，偶爾也會去尋覓街邊棉花糖的野趣。

記得旅行結婚的時候，我們去上海第一百貨公司買了幾十斤糖果回家分發，專撿大白兔奶糖、花生牛軋糖和奶油話梅糖買，也算是一次糖果的奢侈消費盛宴了吧。

進入20世紀末和新世紀以來，糖的攝入已然成為中國人最忌諱的飲食選項，于是糖果也逐漸遠離大眾消費的視野之中。一俟糖尿病成為人類生命的殺手，畏糖如猛虎的情結便漫溢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一切含糖的食物飲料似乎都打上了骷髏的標記，但是，即便如此，人們對各種各樣糖果仍然是熱情不減。記得已經去世多年的許志英先生是一個終身都熱愛糖果的人，他的口袋里、書桌抽屜里都放著糖果，除了自己享用，他時常還用此物招待客人，孰料晚年得了糖尿病，家人禁了他的糖果。在公開場合，尤其是在餐桌上，他大肆宣揚不能食糖的道理，卻時常在背地里偷偷從口袋里摸索出一塊糖果吞進嘴里去，可見一個人的生活記憶是帶著濃厚的時代符碼的，它改變了人的生存狀態和生活理念。糖果的記憶顯然是那幾代經歷過苦難歲月的人最甜蜜的歷史符碼，也是一個逐步消失的文化遺傳密碼。

我也是一個嗜糖者，且是那種要吃糖非得甜度十分高的一族，尤其喜歡巧克力，最高紀錄是一個人一次吃一盒500克的巧克力。隨著血糖指數逼近臨界點，家人開始限制我食糖的份額。菜肴中少糖，甚至無糖，對我而言倒是無所謂，只是那咀嚼糖果的誘惑時時蠱動著我偷食巧克力，而我放在冰箱里的巧克力也常常不翼而飛。

吃還是不吃？糖果，成為一代行走在世紀生活邊緣人的哲學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