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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詞句轉化為熟悉的語言，溝通了不同的社會和文明，把繽紛的世界呈現在更多人眼前。1991年國際翻譯家聯盟將每年的9月30日正式定為“國際翻譯日”。

1.要想翻譯先創立本國字母表

對于翻譯最好的描述是塞萬提斯說的：翻譯是織錦的另一面。

織錦綢緞艷麗奪目，而早期的譯者面臨的卻是語言的蒼白貧瘠。公元348年，譯者烏爾菲拉欲將拉丁語文獻翻譯為哥特語時犯了難，哥特語當時僅是一門口頭語言，只有發明一套字母表才能將拉丁文翻譯為哥特語。烏爾菲拉用希臘字母、拉丁字母和日耳曼語字母來表示哥特語音，創立了哥特語27字字母表。隨后，烏爾菲拉的40年光陰，全部奉獻給了翻譯事業。為了翻譯事業，創造字母表的不只烏爾菲拉一人，還有5世紀的亞美尼亞字母表發明者梅斯羅布·馬什托茨，9世紀的格拉哥里字母表發明者西里爾，19世紀的克里音節文字體系發明者詹姆士·伊萬斯。

“譯事之艱辛，惟當事者知之。”譯者不僅造字，還為民族語言喚來生機。1066年9月末，諾曼公爵威廉召集法國封建主率兵入侵英國，要求獲得英國王位，英王哈羅德戰敗于黑斯廷斯，征服者威廉在倫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為英國國王。諾曼征服之后，法語成為英國行政、教育、文學和法律的主要語言，英語則被認為“不適合于文化創作”。直到英國譯者廷代爾將希臘語和希伯來語著作翻譯為英文，才激起了英國人用本民族語言創作的熱情。廷代爾的翻譯活動豐富了英語的表達方式，利用簡單的單音節英語詞匯創造了很多新詞，比如“Passover”（逾越節）、“scapegoat”（替罪羊）等。廷代爾畢生致力于翻譯事業，借助當時牛津大學“修辭民族主義”運動，鼓勵了以喬叟為代表的英國人使用英語進行文學創作的信心，他對英語的貢獻，堪比牛頓之于物理。

正如普希金所說，“不要看不起譯者，他們是傳播文明的驛馬”。

14世紀至16世紀的歐洲思想文化運動，掀起了知識分子和上層貴族追尋智慧和美德的浪潮，翻譯作品紛紛出版，他國的知識不再為學者壟斷。通過譯作，大量學術借詞、新詞被引入英國，為英文語言增加了近1萬個詞匯。

1439年德國發明家約翰·古騰堡制作了木制凸版印刷機，大大降低了知識傳播的成本。然而，由于印刷機剛剛發明，出版業尚不發達，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多數譯者不得不身兼作家、編輯、出版商和書販。意想不到的是，譯者的多重身份促使涉及詩學、修辭學、語法、拼寫和發音等語言方方面面的作品大量激增，還編纂了第一批翻譯詞典。由羊皮紙、印刷機到廣播電臺、互聯網……新的傳播媒介出現，往往會為譯者增添新的翅膀，譯作穿越時空，流傳到世界各地。如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所言，媒介即人的延伸，“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覺和感官的擴展或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視覺能力的延伸，廣播是人的聽覺能力的延伸，電視則是人的視覺、聽覺和觸覺能力的綜合延伸”。譯者的勤勞與創造力，又為媒介注入了具有誘惑力的內容，越來越多具備專業翻譯素質的譯者出現，憑借著不斷更新的傳播媒介的力量，共同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認為，翻譯即是解釋。譯者翻譯他人著作之時，也是解釋著作的開始，對于古代先賢經典作品的翻譯，成為了西方詮釋學產生的背景之一。

2.翻譯官、外交喉舌與奴隸譯者

世界邁入了地理大發現時代后，歐洲的船隊出現在世界各處的海洋上。譯者們追隨著麥哲倫、達·伽馬以及佩德羅·卡布拉爾，出現在美洲、非洲、東南亞，譯者以外交官、探險家的身份與殖民者角色深深捆綁在了一起。

當時，殖民者為了獲取本地譯者（主要為口譯員），采用最多的方式便是擄走當地人，然后教給他們殖民者一方的語言。大多數俘虜會選擇跳船逃跑，殖民者便在擄人時將俘虜的家人一同帶上船，防止男人們逃跑。除了從零開始培養殖民地譯者，殖民者還會從建立的居住點中挑選已經掌握主人語言的仆人或奴隸來從事翻譯工作。這些被迫離鄉的俘虜譯者，作為工具幫助探險家、殖民者與原住民交流、刺探情報，幫助歐洲遠征軍籌措糧草。作為奴隸的俘虜譯者，一旦被自己部族同胞抓獲，就會被視作叛徒殺掉。殖民開拓時代的譯者是悲慘的，無論是作為遠道而來的殖民譯者，還是作為背叛同族的俘虜譯者，多元交流意味著驅趕和毀滅。

殖民者將黃金和貨物運回母國，積累出一個個版圖變幻的現代帝國，帝國爭霸、槍林彈雨之后的和談又將譯者們推向了權力巔峰。《紐約先驅報》戰地記者史蒂芬·邦斯爾由于工作緣故精通多國語言，他在愛德華·豪斯上校舉薦下，擔任巴黎和會中美國總統威爾遜的翻譯官，當時的威爾遜總統被視為“救世主”，他的譯者便成為權力的代言人。擁有同樣經歷的，還有曾做過卡車司機的沃爾特斯將軍。由于精通多國語言，沃爾特斯參軍后被派到法屬摩洛哥，參與戰俘審訊工作。最終，沃爾特斯脫穎而出成為了一名出色的口譯員，先后服務過丘吉爾、戴高樂、卡斯特羅等領袖人物。游走于各種國際會談的沃爾特斯，天命之年出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于2002年逝世，成為了譯者從政的代表人物。

譯者身為外交喉舌，權力之大，一言以興國，一言以誤國。1862年，四個英國人在日本騎馬時遇到薩摩藩主（薩摩藩：幕府末期的西南大藩之一）島津久光和他的儀仗隊。由于英國人沒有按照日本當地習俗行跪拜禮，遭到了當地武士的毆打，造成四名英國人一死三傷。英國立即抽調軍艦前往日本，提出懲罰兇手、賠償財物的要求。當時擔任翻譯官的福澤諭吉錯將“交出殺人兇手”翻譯為“交出事件責任人”，而后一句讓人理解為英國人是在直指薩摩藩主島津久光。薩摩藩立即全員出動，不宣而戰，雙方在日本海大打出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薩英戰爭”由此爆發。歷史的曲折離奇，后人很難查明，而譯者掌握的話語技術水平在某些時候或許真的能夠影響政治決策。

3.我國最早的翻譯活動出現于周朝

伴隨著宗教改革、殖民運動、民族崛起、科技革命，外國譯者的世界風云變幻。然而譯者并非浮萍任水搖，他們穿梭往復的辛勞與開眼看世界的魄力，也會為一個國家帶來巨變，這些在中國翻譯史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我國在公元前1100年的周朝出現了最早的翻譯活動，主要是翻譯祭祀文章。直到漢朝，佛教文化傳入，譯者才開始服務于本國與他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前秦皇帝苻堅征服龜茲，想把高僧鳩摩羅什接到長安，但因后來前秦滅亡，使鳩摩羅什滯留后涼16年。之后，后秦君主姚興將鳩摩羅什接到長安，使其全身心投入到翻譯佛教經典的事業中。鳩摩羅什在長安組織了世界上第一個官辦性質的譯經場，與弟子共同翻譯出佛教經典74部384卷。240年后，另一位僧人在長安也設立了一家譯經院，這位“三藏法師”同弟子歷經20年共翻譯經書75部，多達1335卷。

元朝之后，宗教典籍翻譯的重要性有所下降，隨著阿拉伯人的涌入，西方科技著作成了翻譯界的主流。這些阿拉伯人進入我國之后，通曉漢語，很多成為官員。百年間，這些阿拉伯籍官員將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等著作翻譯成了中文。明朝時期，阿拉伯醫藥巨著《回回藥方》出版，利瑪竇同徐光啟重譯《幾何原本》，利瑪竇同李之藻合譯了德國數學家克拉維烏斯著作《論星盤》。這一時期的翻譯作品以數學、天文、法律、文學為主，直到18世紀雍正皇帝下旨驅逐西方傳教士，譯者的行動才戛然而止。

百年前，梁啟超呼吁，“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子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清朝末年，中國迎來了翻譯高潮，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期間對于西方政治哲學思想著作和文學作品的翻譯迅速增多。同時，近代中國涌現出眾多優秀翻譯家，王韜、林紓、羅念生、朱生豪、傅雷、楊絳、草嬰、何道寬等。他們有的因譯事卓絕成為學界泰斗，如“中國知識產權第一人”鄭成思、德國哲學研究者鄧曉芒；有的翻譯與創作雙絕，如林語堂、梁實秋；有的因向世界翻譯中國作品而聞名，如楊憲益、許淵沖。

其中不乏女性翻譯家。我國第一位女翻譯家薛紹徽1900年與丈夫陳壽彭合作，首次翻譯了凡爾納的科幻小說《環游世界八十天》，后來夫妻檔又翻譯了《外國列女傳》《雙線記》等，雖然數量不多，但忠實于原作，質量很高。另一位耳熟能詳的女翻譯家楊絳，與丈夫錢鐘書共同影響中國文壇百余年之久，她通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其《堂吉訶德》譯本被公認為優秀的翻譯佳作，迄今已累計發行70萬冊，是該書中譯本當中發行量最多的譯本。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翻譯事業迎來大發展。最為耀眼的學術譯作是商務印書館1981年開始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38年來印行多達400種，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學人。季羨林先生曾說過，無論是從歷史的長短來看，還是從翻譯作品的數量來看，以及從翻譯所產生的影響來看，中國翻譯都是世界之“最”。

4.機器翻譯已從實驗室走向市場

1954年，美國喬治城大學與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利用IBM701型商用科學計算機首次合作完成了英俄雙語機器翻譯試驗，拉開了開發機器翻譯的序幕。隨著網絡信息時代的到來，人類所產生的語言文字數據量激增，統計方法因此得到充分應用。微軟、百度等科技公司紛紛成立機器翻譯研究組，研發了基于互聯網大數據的機器翻譯系統，使機器翻譯由實驗室走向市場。

自2013年以來，隨著深度學習在圖像、語音等方面的突破性進展，基于人工神經網絡的機器翻譯也在逐漸興起，翻譯變得越來越快捷、精確。隨著芯片技術和軟件系統的雙重進步，算法處理能力倍增，幫助翻譯機完成了從最初詞典式的單詞翻譯到整句完整轉換的飛躍。2019年新上市的翻譯機，已經實現了涵蓋11種行業術語翻譯、58種外語與中文互譯的強大功能。AI翻譯成為各大語音識別技術公司研發的重點，脫離人工而走向智能的未來翻譯場景，對傳統譯者造成了沖擊。

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讓語言服務從業者感受到了危機，未來人工翻譯是否會被機器所替代呢？目前沒人能給出答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雖然機器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翻譯的難處，卻永遠不能代替人類理解文字的內涵。

延伸閱讀

翻譯“三字經”的締造者

回首中國近代翻譯史，有一位譯者最讓人難忘，他就是我國翻譯家嚴復。

毛澤東曾稱贊嚴復是“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嚴復是中國近代翻譯史上學貫中西、劃時代意義的翻譯家，嚴復的譯作集中于國外社會科學類著作，他先后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孟德斯鳩的《法意》、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穆勒名學》等。通過這些譯作，嚴復向國人系統地介紹了進化論、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理論，也介紹了自然科學的新成就和西方哲學思想與方法論，對當時的中國社會起到廣泛影響。嚴復吸收了中國古代佛經翻譯思想的精髓，并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經驗，在《天演論》的序言《譯例言》中首次提出了翻譯“三字經”——“信、達、雅”，凝練總結了翻譯的原則和標準。這條著名的“三字經”對后世的翻譯活動影響很大，20世紀的中國譯者都深受這三個字影響。

雖為翻譯家，卻不只是翻譯家。嚴復作為清朝第一批到英國學習海軍技術的人才，歸國后創辦俄文館，主張變法維新。1905年，嚴復回到上海，協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并任復旦第二任校長。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嚴復出任首任校長。世紀之交，亡國在即，被康有為譽為“精通西學第一人”的嚴復以一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警醒無數迷茫中的國人。嚴復譯作累累，一生致力于介紹西方民主科學，卻在遺囑的第一條寫下了“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

翻譯中國典籍的西方第一人

理雅各是近代英國著名漢學家，他在香港生活了近40年，中華文化已深入骨髓。理雅各是第一個系統研究、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西方人，曾將《四書》《五經》等中國主要典籍全部譯出，共計28卷。理雅各的多卷本《中國經典》《法顯行傳》《中國的宗教：儒教、道教與基督教的對比》和《中國編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漢學界占有重要地位。他與法國學者顧賽芬、德國學者衛禮賢并稱漢籍歐譯三大師，也是儒蓮翻譯獎的第一個獲得者。1873年回到英國后，理雅各成為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年近古稀的他完全失聰，卻堅持每天凌晨三點起床開始翻譯工作，70歲時翻譯完成《莊子文集》和《法顯行傳》，直到83歲還在修訂《中國經典》叢書，為再版做準備。1897年理雅各在牛津病逝。

不懂外文的譯界之王

就像帕瓦羅蒂不識樂譜一樣，我國近代大名鼎鼎的西方文學翻譯家林紓實際上是一位不懂外文的古文高手。

1897年，患難與共的夫人去世，林紓郁郁寡歡，他的好友魏瀚和王壽昌為了幫他排解憂郁，邀請他一起翻譯法國小說。起初，林紓婉言推辭，架不住魏瀚力勸，他才開玩笑道“須請我游石鼓山乃可。”于是，在往返石鼓山的游船上，王壽昌捧著《茶花女》法文原著，以口語譯述故事，林紓則以文言筆錄。沒過多久譯成后，取名《巴黎茶花女遺事》，作為第一部國人翻譯的西洋小說，這本書出版后可謂“一時紙貴洛陽”。

這次意外的成功，給了林紓很大的鼓舞，此后林紓翻譯的大門就此敞開，終生不輟，為國人打開了中西文化和文學交流的大門。與其他譯者不同，他的作品都是與精通西文的友人合作完成的，先后翻譯外國文學類著作180余種，其中至少有四五十種是各國文學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包括很多世界名著。如《黑奴吁天錄》（后譯為《湯姆叔叔的小屋》，斯托夫人著）、《孤星淚》（雨果著），《魯濱孫漂流記》（笛福著）以及《伊索寓言》等。他的作品世稱“林譯小說”，這也成了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個專有名詞。

我國許多著名的現代作家和老一輩的當代作家，如魯迅、郭沫若等，在他們的青年時代都曾受到過林譯小說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