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作品中，那些祖祖輩輩生活在土地上的勞動者的自主意識被喚醒，創造性得到了激發。

●這類人物形象的出現，與新中國的建立有著根本性關系。勞動者成為國家的主人。

●在新中國文學中也出現了許多身居“高位”又富于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諸如喬廠長、縣委書記李向南等。他們本身就是人民的一員，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

●在70年的文學創作中，人物個體命運的變化往往預示、代表了群體的變化，進而成為一種具有時代意義的社會追求。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將勞動者作為自覺自主的存在，并在社會實踐中顯現出人的創造力、崇高理想與高貴品格，新中國70年來的文學實踐可謂居功至偉。

首先我們注意到，新中國70年的文學中，社會生活中最普遍的大多數——勞動者成為主人公。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各類文學作品當中，不乏對社會底層人們的描寫。不過，他們基本上處于作品人物群雕中的邊緣地帶，既不是社會生活中處于積極地位的人物，也不是能夠對社會生活產生重要影響的角色。新中國成立后，隨著人民政權的確立，文學創作中的勞動者真正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力量，也因此而成為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在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中，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呂梁山區的普通農民們逐漸覺醒。面對日寇的侵略，拿起槍展開生死之戰，并取得了最后勝利。在《小二黑結婚》中，由于人民政權的存在，使小二黑、小琴這樣的青年有了追求自身價值的社會條件——不論是個人的愛情婚姻，還是民族的獨立自主等等。在上世紀50年代，集中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三紅一創”《紅巖》《紅旗譜》《紅日》《創業史》等最具代表性，在這些作品中，那些祖祖輩輩生活在土地上的勞動者的自主意識被喚醒，創造性得到了激發。他們充滿熱情地創造屬于自己的生活，并顯示出巨大的智慧與勇氣。他們不僅是社會生活的主導者，也是實現個人價值的自覺者。勞動者成為創造新生活的主體，而不再是“別人生活”的配角，更不是社會生活與文學作品中的可有可無者。他們有明確的自我意識、價值追求，有創造新生活的主動性、自覺性，以及當家作主的自豪感。這類人物形象的出現，與新中國的建立有著根本性關系。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的國度，是勞動人民掌握國家政權并為勞動者謀取根本利益的現實存在。勞動者成為國家的主人。因而勞動者成為文學創作中的主人公。

總體來看，這些主人公是具有超越個人利益因而具備崇高品格與獨特個性的形象。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行為具有個人意義，比如對愛情的追求，個人家庭的影響等等。但是，這往往是這些形象的起點而不是終結。在參與到浩浩蕩蕩的建設新生活的實踐當中時，他們的精神境界、情感世界、價值追求總是要匯聚在更為廣大、崇高的使命當中，并為之而努力、奮斗，甚至犧牲。如王愿堅關于紅軍長征的系列小說中，塑造了許多犧牲者的形象。這些紅軍戰士雖然不是叱咤風云的人物，卻是革命隊伍中千千萬萬個戰士的代表。他們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有堅忍不拔的意志與操守。在最困難的時候，他們并沒有把自己的生存當作最高的追求，而是把革命事業的勝利作為最高目標。在他們身上，不僅閃射出革命戰士的光輝品格，也表現出人性當中最為閃光的內涵，是人性崇高品格與革命理想的完美統一。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一系列作品當中，對改革的呼喚，以及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收獲。他們從不擔憂個人的得失榮辱，而是顯現出能夠體現歷史發展必然趨勢的勇氣與魄力。《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廠長，雷厲風行地推動改革；《新星》中的李向南，在與摻雜著個人利益的僵化保守勢力博弈時顯現出與時代需求一致的理想與情操。這樣的人物形象一直延續至今天。雖然在表現手法上更顯豐富多樣，而其中的精神品格卻一以貫之。

在新中國文學中也出現了許多身居“高位”又富于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諸如前述之喬廠長、縣委書記李向南等。他們在很多情況下成為作品敘述的推動力、故事情節演進的重要原因。但是，這并不等于這些作品忽略了對普通勞動者的塑造，而是在這些形象中強烈地表現出人民的屬性。或者說，他們恰恰是人民形象的典型代表。首先，這些人物本身代表了時代發展的必然，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可以說他們是普通勞動者的代言人、體現者。其次，他們社會實踐的方法、智慧、經驗均以人民創造歷史的實踐為根本，是來自人民的。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他們本身就是人民中的一員，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

新中國70年來的文學描繪了人民創造新生活波瀾壯闊的奮斗歷程。大致而言，有這樣一些類型。首先是近現代以來人民大眾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革命戰爭畫卷。其中如《烈火金剛》《保衛延安》《誰是最可愛的人》《高山下的花環》等以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抗美援朝、自衛反擊戰等史實為題材的作品。其次是新中國建立后，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奮斗歷史。其中的《青春萬歲》等表現了新中國建立初期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自豪與喜悅以及對未來的真誠向往。《山鄉巨變》《鋼鐵洪流》等作品則生動地表現了新中國工農業戰線呈現的嶄新氣象。《喬廠長上任記》《新星》《沉重的翅膀》等作品描寫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走向新的變革的歷史進程。《抉擇》《省委書記》《大雪無痕》則表現了新的歷史時期改革的艱難進程，以及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另一些作品則聚焦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社會政治的、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的，并對之進行反思批判。其中如《花園街九號》《芙蓉鎮》《活動變人形》等具有廣泛的影響。那些具有先鋒意義的作品，在拓展新中國文學可能性的同時，對人的內在世界做了細至入微的表現，使人們看到了人的存在的另一側面。而其中的人物，大都具有堅韌的生命力，能夠承受生活遭遇的艱難困苦，并展現出生命的頑強與執著。如在《白楊木的春天》中，即使是像曾懷林這樣的在農場改造的人也仍然能夠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并逐漸變得堅強起來。

在70年的文學創作中，人物個體命運的變化往往預示、代表了群體的變化，進而成為一種具有時代意義的社會追求。如《哦，香雪》，描寫了一個在大山里長大的鄉村女孩，看到火車這一具有現代意義的符號時，內心世界發生了深深的觸動。這種觸動盡管是屬于香雪個人的，但也是屬于時代的，是屬于與香雪一樣渴望走出大山，融入山外的世界的人們的。在《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安、孫少平代表了新的歷史時期來臨之后，通過努力改變個人命運的普通人形象，具有極為突出的典型性。在《上面》《甘家洼風景》等作品中，表現了社會變革時期普通人情感世界的微妙變化，具有柔婉的人文情懷。人民不再是一種“概念”性的表達，而是與個體命運緊密相連的。這里折射出的正是深廣社會意義上的人民命運的個體表達。在這里，個體與群體生動地統一起來，構成了一幅幅具有時代意義的璀璨畫卷，為中國文學開創了新的審美天地。

（作者為山西省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