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藝報〉編者按論》的論文，似乎說明，這家中國當代文學領域最著名的報紙不單具有嚴肅性、政策性和導向性的文化特征，而且是文學藝術家心目中自家人的報紙。這可能是當代報紙的國家性格外的人間性格。而在一般研究中，人們注重的是它的嚴肅性和政策性的一面，卻把它的日常性的一面給忽略了。

對十七年的《文藝報》，我沒有切身直接的感性經驗，上世紀70年代末上大學時，在圖書館地下一層的過刊資料室翻過一遍。2001年，為寫一本十七年文學研究的書，又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的過刊資料室翻了一下，寫“編者按”這篇文章，是根據早年記憶和這次翻閱的印象敷衍成章。

1986年底，我來北京參加由中國作家協會組織的“全國第三屆優秀新詩集評選”。當時評選組織工作，由《詩刊》編輯部組織，由評論家、該刊編委朱先樹先生具體負責。朱老師邀請我和陳超、蔣維揚3個年輕人，作為評委會初選組成員與會，在此前，我與他沒見過面，只是給他投過稿。評委會名譽主任為著名詩人艾青和臧克家，主任委員是著名詩人李瑛。評獎地點在北京朝陽區八里堡的魯迅文學院。

某日，北京的天空下起了薄雪，氣溫很低。下午，《文藝報》年輕記者老木和高洪波突然踏雪來訪，我不記得他們是找陳超、維揚還是哪位，總之，我們幾個年輕人聚在一起，在房間里談天論地，就算認識了。老木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后來到報社，高洪波由部隊轉業到此。老木因此前編有《朦朧詩選集》，在詩壇小有名氣，況且他留著那個年代少見的長發，穿的衣服不怎么利落，臉似乎也沒有洗干凈，一幅藝術家落拓不羈的形象。那時候，文學藝術圈的一些年輕人好像愿意把自己捯飭成這副模樣，可能是覺得先鋒罷。洪波是內蒙古人，形象高大。整整一個下午，我們從詩壇逸聞談到朦朧詩的藝術風格，也有一點爭執，但主要還是為了詩歌，沒有個人意氣。20世紀80年代的文壇，總的來說風氣是很好的，沒有利益利害之類的東西，即使有，也是比較隱蔽的，那是一種彌漫于整個文壇，對人們的思想和藝術觀念影響很大的正能量的東西。

洪波和老木兩位先生并沒有把自己當做高高在上的《文藝報》記者，與我們幾個外省青年不光聊得投機，彼此也很平等。很多年后，高洪波做了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有次在會議上偶爾碰到他，還說起那次風雪之中在魯迅文學院聚談的情景。那時，我和陳超剛剛從詩壇上冒出來，朱先樹先生是我們的恩人，但每次與他見面，從里到外也沒有受惠人的意味。朱老師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四川人，雖然來北京幾十年，還是滿口四川味兒的普通話。可能是第一次見面的緣故，他雖然隨和，但不議私事，只談公務。總而言之，通過3位中國作家協會的老師，我親身感知到了《文藝報》的平民性格，或者像剛才說的，這份報紙的人間性格。

我給《文藝報》寫文章比較晚，大概是十幾年前才陸續投稿。以前只是閱讀，通過這個文壇風向標來了解文學的潮流和動態，當然80年代那幾場比較大的爭論和風波，確實也吸引了廣大讀者的眼球。跟報紙打交道日漸增多，可能是與最近兩任的總編輯較熟有一點關系。但我給《文藝報》投寄文章，主要還是與具體的編輯有關，比如劉颋女士，還有行超等人。

給報紙寫文章較晚，一是因為在我心目中，它崇高的文學地位，每次想到投稿，總有點忐忑的意思。另外一層原因，是我基本在文壇周圍活動，跟文學現場批評有一點距離，雖然偶爾也會寫一點評論文章。最后一個原因，是我對比較宏觀帶有總論性質的大文章一向心里沒底。因為我是學現代文學出身，沒有材料攥在手里，積累到一定程度，很難下筆寫東西。在一馬平川的書桌上寫這類文章，總感覺沒有根據，理不出討論線索，找不出文章主旨，因此最終也無法談出自己的看法來。這主要是我個人的問題，與報紙無關。其實，對關心《文藝報》的作家來說，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論文章，他們不會無動于衷。如果涉及比較宏觀的對當下文壇走向、趨勢和潮流發表看法，相信不少人也會留意一二。我心里明白這個道理，但臨到動筆寫文章的時候，反而怯場了。

以上所寫，是說《文藝報》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朋友，我將其看做是作家評論家和文學研究者之間的聯系人。雖然報紙承擔著國家某些重大的責任，是當代文學界獨一無二的重要角色，然而在平時，尤其是跟文學創作發生直接關聯的時候，不光我本人，相信很多人也都會毫無隱瞞地在《文藝報》舉辦的會議上直抒胸臆，或者在文章里直率地談出自己的看法。由此可以看出我們與報紙的親密關系。

70年的《文藝報》已載入史冊，它已成為研究界競相研究的對象。早有相關的博士論文問世，碩士和本科論文，更是不計其數。隨著時間的拉長，它本身的價值也在增長，人們不光會通讀全部雜志報紙，仔細尋找當年的歷史蹤跡，而且會尋找它周邊的相關人物和檔案，以做這份報紙的史料補充。這座不斷被開采的當代文學史的豐富礦藏，不僅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座博物館，而且也具有了與今天對話的功能。我們關注和研究它，一方面是我們有與它所攜帶的歷史對話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在研究過程中，也觸摸到了它與今天對話的心靈律動。

我隨便舉幾個例子。了解《文藝報》歷史的人都知道，丁玲、馮雪峰、張光年先后擔任過《文藝報》主編。在文學界政治運動興起的時候，他們出于職責，或親自組織，或親自撰文，批判過一些作家和作品，可能也傷過有些作家的感情。比如馮雪峰對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的批評，對蕭也牧后來命運的影響還是有的。張光年的《向陽日記——詩人干校蒙難紀實》，對他十七年主持該報紙的工作談得不多，較多內容是記敘自己在湖北咸寧的向陽湖五七干校蒙難的時候，作協的群眾以及一些年輕干部，并沒有對他落井下石，在他因為年紀大，干活或走路時總在泥濘的路上滑倒，或是生病期間，還曾得到群眾的關心幫助，使他感到了人間的溫暖。

寫這篇文章，我沒查過相關文獻，不知道馮雪峰落難之后，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生命走向盡頭的時候，是否會對當年傷害蕭也牧，在內心深處產生一絲的負疚感。我約略看過一點材料，知道每逢政治運動過去后，生活恢復正常，人們的關系又調回到過去的軌道上的時候，在《文藝報》上寫文章批評人的作者，也會和被批評者坐在一起，或是聊天，或是聚在一起吃飯，似乎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不曾發生。

歷史就是這樣。當時發生的時候，一副劍拔弩張的氣勢，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氛圍。然而，當這些都成過眼煙云，尤其在歲月已遠，很多故事被擺到研究者的文案上，也不過是一些沒有生命的史料文獻。大家反正都不認識，想怎么研究，怎么得出結論，都沒有心理負擔。然而，當我們仔細觸摸當年的那些材料，比如《王蒙自傳》，卻不覺得它們是沒有生命的，它們似乎還在呼吸，就在我們身邊呼吸，情緒的波動、思想的激烈斗爭、整夜無眠的痛苦、人際關系的反反復復，等等，仿佛在一夕之間就都復活了。就像我們自己曾親身經歷過那些事一般。

說研究者在埋頭工作的時候，既不是冷血地對待歷史材料，對待當事人的憂慮和苦悶，帶著一副與己無關、高高掛起的姿態，有時候也會被觸動，無非是要表明，這家著名報紙的人間性格。某種意義上，它除了高大上的嚴肅性、政策性，在當代史中還是活生生的生命存在。我研究那些材料，與我當年在薄雪之中的魯迅文學院，和老木、洪波先生等聊天，感覺是在一個歷史層面的。宏大與具體、國家與個人、政策與生命，并不都是相互分離，井水不犯河水的，它們是一種彼此相融、互設界限、又經常不遵守界限的那種復雜的歷史關系。

因此在我看來，任何報紙媒體，都有公家事和個人私誼這兩個層面。只是研究公家事的學術成果，雖然在文學制度方面有獨特貢獻，然而是不完整的，也可能是片面的。但公開媒體也不是靠個人私誼能夠支撐起來的，它心中裝著天下，裝著國家民族，有擔當、有責任。更多的時候，它主要還是為后者服務的。否則，《文藝報》的巨大社會能量和歷史價值也無從談起。雖然張光年70年代在咸寧五七干校，他與一幫文人經歷了一段艱苦屈辱的鍛煉生活，然而，他從1976年起參與《人民文學》和《詩刊》的工作，每天操心費神，還經常如履薄冰，這些文字，仍然依稀能夠看到，他身上的公家事意識是非常自覺和強烈的。他沒有因為戴罪之身，沒有因為那些帽子并未全部摘掉，就把國家大事置之身外。從中，讓我們這些圈外人看到了文藝報社的同仁身上某些難得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