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能不能搞出優(yōu)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 。因為，“人民既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 、也是歷史的‘劇作者’ ”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民與文藝關系的精辟見解對于新時代中國詩人如何磨礪藝術鋒芒、如何書寫人民詩歌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眾所周知，任何時代的優(yōu)秀詩人，他們的創(chuàng)作都是具有內在動因的，這種內在動因說到底就是詩人的內驅力。孔子所說的“詩言志”是這個內驅力最簡潔的詮釋。朱自清說“詩言志”是中國傳統(tǒng)詩論的“開山綱領” 。而《詩大序》中關于詩言志的名言云：“詩者，志之所以言也，發(fā)言為詩” ，也就是說詩是志的外化，在心里的叫志，用語言外化出來的就叫詩。在新時代，詩人應當如何磨礪自己的內驅力呢？

第一，書寫人民詩歌是磨礪新時代詩人磅礴情懷內驅力的首要條件。人民詩歌就是想人民之所想，憂人民之所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詩歌，其首要條件就是以人民為中心，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中心，堅持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真正做到把人民當恩人、親人、家人，不僅“跟他們在一起生活” ，感受他們的油煙味甚至汗臭味，而且要融入他們的精神、思想、情感和血液，唯其如此，才能創(chuàng)作出無愧于偉大時代、受廣大人民喜愛的優(yōu)秀作品來。

孔子的“志”主要包含“情”和“意”兩個方面。 《詩經》之作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歌其食”“歌其事” ，成為詩歌的生存要求，而書寫詩歌的主體則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屈原的《九章》不僅包含著“意”的一面：“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 （ 《悲回風》 ） ，而且抒發(fā)強烈的人民情懷，“惜誦以致愍兮，發(fā)憤以抒情” （ 《惜誦》 ） 。到漢代，“詩言志”進一步被人們所認識，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原是“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 。班固《漢書·藝文志》提出“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fā)” ，并認為樂府詩的特點在于“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 。 《毛詩序》更從詩學理論角度明確提出了詩歌的特質，即“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并提出“吟詠情性，以諷其上” “發(fā)乎情，民之性也”等等，無不著眼于人民、來自人民、聚焦人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中國傳統(tǒng)審美和主流文化的視域中，詩人的內驅力自孔子以降，彰顯的與其說是夏志清所說的“感時傷國”的創(chuàng)作態(tài)勢，不如說是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生存體驗和美好追求。

中國被稱為詩歌的國度，從《詩經》開始，到屈子風骨，到近代譚嗣同的以身殉法，中國詩人所植根的疆土是“人民” ，所牽系的情感是“家國” 。無論是現(xiàn)實主義詩歌還是浪漫主義詩歌，傳統(tǒng)的中國詩歌均可稱為“人民詩歌”“民族詩歌” ，傳統(tǒng)的中國詩人亦可稱為“人民詩人”“民族詩人” 。就這種傳統(tǒng)概括來說，詩人的情懷和詩歌的特征是“憂國憂民憂天下” ！這是磨礪新時代詩人磅礴情懷內驅力的先決條件。

第二，偉大的抱負和自加的責任是磨礪新時代詩人磅礴情懷內驅力的不二法寶。從“人民詩歌”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來講，進入21世紀，詩人寫作的環(huán)境發(fā)生了顯著變化。首先，詩歌創(chuàng)作的物質條件相對較好，寫詩大多不再為稻粱謀，增加了詩人創(chuàng)作的非功利性因素，這樣的創(chuàng)作也更加接近藝術的本質；其次，由于轉型社會的風云激蕩，新時代詩人擁有的生命閱歷和個性體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豐富多彩，他們的視域也更寬，肩負的責任也更大，因而也就更加胸懷家國天下、心系社稷民情，這也是新時代詩歌創(chuàng)作所植根的“人民土壤”和“民族土壤”更為深厚、更加遼闊的原因之所在。

盡管如此，一個詩人如果沒有偉大的抱負和自加的責任，是很難寫出激動人心的詩歌的。新時代詩歌不應該是小花小草的自我傷感，更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無病呻吟，而是要有投身火熱生活中的大悲憫、大情懷。

所謂“詩言志” ，這里的“志”在中國傳統(tǒng)詩歌里首先體現(xiàn)的就是詩人的“抱負” ，或者說是“詩人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感” 。中國古代詩人在“郁郁不得志”之時留下了大量詩歌，恰恰是因為他們覺得客觀環(huán)境無法讓他們施展才能，無法實現(xiàn)志向。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蘇軾、譚嗣同等等，皆不能免。這種郁郁不得志所噴發(fā)的“詩情”可以視為“詩言志”的內部表征。

“詩言志”的外部特征突出表現(xiàn)在國家和人民陷入災難和巨變之時，這時的詩人和人民、家國連成了“生命共同體” ，無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還是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等等，均是這種“詩言志”的深刻表達，正是這種內外交織的精神脈動，使中國優(yōu)秀詩人的“內驅力”具有強烈的歷史穿透感。新時代詩人應該自覺地賡續(xù)以人民為主體、以家國為依憑的優(yōu)秀詩歌傳統(tǒng)。

這種中國優(yōu)秀詩歌的“內驅力” ，經過幾千年的歷史，伴隨著華夏文明的傳播與沉淀，生生不息地流淌下來，影響著每個中國人，更影響著每個中國詩人。誠如著名詩人楊克說：“中國人的文化里，有一種詩教的傳統(tǒng)，關鍵的歷史時刻都會大量地呈現(xiàn)出來，起到物質起不到的作用。 ”看不到這一點，感受不到這一點，是很難寫出人民群眾真正熱愛、吟誦和傳播的好詩來的。

詩歌是情感的宣泄與凝結。所謂“詩言志”里的“志”除了體現(xiàn)詩人的“抱負” ，還體現(xiàn)一種洋溢的情感、熱烈的情感和真實的情感。情感，是一種有質感的“物質” ，愛情、親情、友情皆可入詩，觸景生情亦可，廣為傳誦的一句話是“愛情與死亡是詩歌永恒的兩大主題” 。但在中國傳統(tǒng)詩歌里，詩人們更注重大德大愛大情懷，對人民有大德，對家國有大愛，對民族有大情懷。大德有容，大愛無疆，這樣的大情懷正是中國新時代詩人所擁有的使命感，這也是時代的呼喚，是歷史的要求。

第三，在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中發(fā)現(xiàn)大美是磨礪新時代詩人磅礴情懷內驅力的思想武器。艾略特認為：說到傳統(tǒng)就不得不說到歷史的眼光，具有這種眼光的詩人，不僅以深藏于他內心之中的現(xiàn)代精神從事創(chuàng)作，并且會有一種歷史的感覺，這就是賦予傳統(tǒng)性的因素，同時它使詩人敏銳地意識到，他在時間上所占的地位，正是使他所以成為優(yōu)秀詩人的理由。

應當看到，“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本身就是一個詩歌價值的選擇問題。詩歌不是私密性產物，不是人人可嚼的口香糖，不是憤世嫉俗的劍走偏鋒，更不是披頭散發(fā)的顛覆和叛逆。同時，詩歌也不僅僅是一行一行字斟句酌的華麗辭藻，或者獨具匠心的意象堆積，或者隱喻暗喻的具體運用。詩歌的本質應該是真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美的發(fā)現(xiàn)、真的展示和善的張揚。詩歌的源泉應該是生活，是真實的、火熱的人民大眾的生活，是詩人心靈的震顫，是創(chuàng)作主體的內心與“外物”的碰撞或應和。

誠然，現(xiàn)代西方的優(yōu)秀詩歌同樣有清澈的情感，但是，其應和對象與中國傳統(tǒng)詩歌有些不同。我們可以把《杜伊諾哀歌》看成是一個詩人與宇宙、時間的應和，正如茨維塔耶娃所言：“我屬于所有世紀。 ”從中可以看出詩人朝向精神內部探求的欲望之強烈，詩人所追求的是“人的存在” ，情感底線是“良知” 。而中國詩歌則是自內向外的探求，是自我與所處時代、族群、家國和社會之應和，也就是詩人的大愛使命，其情感源泉來自對人民的熱愛和對家國自持的責任感。可以說，屈原、李白、杜甫、范仲淹等就是最富擔當精神、最具創(chuàng)造性、最有大美情懷的詩人，他們也皆因此而立足于中國乃至世界詩壇。

盡管新詩走在現(xiàn)代化道路上，但這并不意味當下的詩歌創(chuàng)作要顛覆一切傳統(tǒng)，撕裂現(xiàn)實與歷史的精神紐帶。相反，傳統(tǒng)是無法被顛覆的，現(xiàn)實與歷史也不會被撕裂。中國傳統(tǒng)詩歌的價值選擇伴隨中國優(yōu)秀文化沉淀并流淌下來，深深浸淫著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新時代的詩人。

從詩歌價值的選擇來看，尤其如此。就詩歌的創(chuàng)作理念和審美觀點來說，更多的詩人則遵循道家的“道法自然” 。中國傳統(tǒng)詩歌的創(chuàng)作理念和審美觀點是老子和莊子所推崇的“天地自然乃最純粹的審美對象” ，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是李白所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這種審美觀點，猶如俞平伯在《詩底自由和普遍》所說：“詩人原不必有學問，更不是會弄筆頭，只是他能把他所真感受著的，毫無虛飾毫無做作地寫給我們。 ”俞平伯敬告我們：生活是最高明的藝術，情感是最真實的詩歌。還原生活和尊重情感就能發(fā)現(xiàn)大美。大美不是個人的顧影自憐，大美更不是小花草小蟲，大美存在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勾連中，存在于沸騰的生活中；大美更存在于農民的汗水和憂郁里，存在于工人的號子和激情里，存在于戰(zhàn)士的訓練和奉獻里，存在于知識分子的擔當和刻苦里。詩人的內驅力也包涵對時代、對歷史、對大美的感受力和敏銳力。新時代詩人應當擁有這樣的感受力和敏銳力，應當自覺地聚焦時代的大美，展示歷史的大美，唯其如此，詩歌才會激蕩出一種浩然之氣的磅礴力量，才會被廣大人民所熱愛、吟誦和傳播，而這樣的內驅力，也恰恰是新時代詩人去偽存真、激濁揚清和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

（作者系中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