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看上去有點虛張聲勢，但確實是深淵一樣看不到底的文學之困。永遠無解，但你必須凝視，盡自己的努力去探索、想象深淵的底部，以及自己所能抵達的方式、深度。沒有誰能掌握全部的事實，普魯斯特不是對雨果的否定，聶魯達和馬爾克斯截然不同卻都刻印著拉美的特征。當我們言說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注定了只能通向片面的真理。每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有獨屬于自己的注解，彼此各行其是、南轅北轍、針鋒相對，抑或前后承繼、隱秘相連、異曲同工，糾結盤錯成原始森林一樣茂盛、強勁、充滿生命力、布滿未解之謎的體系。這種無限的可能性、答案的不確定性，鼓勵著探索的無盡勇氣和豐富向度。那么，重建文學與鄉村直接的、現實的聯系，反思文學在社會生活中日益退卻的位置，也許是在今天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我們對文學與生活關系的必要探索。

《南方人物周刊》的記者曾這樣描述賈樟柯：5月里的首屆呂梁文學季，賈樟柯像是一個有千手百臂的廚師和主人，在操辦著長達8天的文學和電影的流水席，迎來送往。

2019年的春天，無疑屬于呂梁文學季。賈樟柯在他的故鄉，導演了一場文學的盛宴。莫言、余華、阿來、格非、歐陽江河、李敬澤、韓少功、蘇童、西川……前來助陣的作家堪稱當前文學活動罕見的“豪華”陣容，他們在這個西北鄉村發出的聲音，也成為關于鄉村、關于文學非常重要的記述。

詩人歐陽江河擔任文學季的文學總監。雖然幾乎沒有書寫過鄉村，但正如余華對歐陽的調侃：“你的寫作也是從鄉村出發的。”——甚至可以說，每個中國作家的寫作都是從鄉村出發的，鄉村生活不但是我們民族最主要的生活經驗，而且構成了我們最重要的文學經驗。“鄉村關乎文學，關乎人心，關乎我們的棲居和處所。不管我們走到哪里，不管寫作變成什么樣子，寫作深處被照耀過、疼痛過、感恩過的那個鄉村，也依然是我們出發的地方。”和歐陽江河一樣，所有來到文學季的作家，都在表達他們對于文學和鄉村的深情，對鄉村過去的懷念與未來的憂思。

作家們的發言隨手拈來就是好標題。連記者都深受感染。關于文學季的話題從4月底就開始登上文化媒體非常醒目的位置。不但新聞數量多，最突出的是深度報道、綜合報道多，特稿多，在盡量去除感情色彩的新聞語言中，明顯能感覺到很多記者按捺不住的情感表達和個人思考，這是在以往的文學活動中非常少見的。傅小平的《我們的文學，依然跟鄉村有著深不可測的本源的聯系》，衛毅、張瑋鈺的《賈樟柯：90年代以后，科技的變化對我影響最大》，李英俊的《莫言，還是那個講故事的人》，周茉的《面對鄉村，文學還要繼續前行》，呂瑋、楊杰英的《三晉大地尋“文藝復興” 煤炭大省步入“新經濟時代”》等等，如此多的報道能避免“千稿一面”，各自有角度有態度，足見這些名作家對話的敞開程度，他們不是“不得不說”，而是真正“有話要說”。

呂梁文學季的主題是“從鄉村出發的寫作”。這是指向過去的陳述句——中國文學確實就是從鄉村出發的。同時，這是一個指向未來的疑問句——去向哪里？作家江子曾在《田園將蕪·代序》中寫道：“橫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讓人茫然失措的后鄉村時代：農民紛紛離鄉去了城市，大量村莊像是一個個被掏空的鳥巢，教育和醫療等設施日益衰敗，鄉村生產生活方式遭到遺棄，傳統鄉土秩序基本瓦解，鄉土文明逐漸喪失了世襲的價值，眼看就將消失殆盡。”格非在呂梁文學季的主題發言《鄉村的消失意味著什么》，同樣指向快速消失的鄉村文明。鄉村文化的潰敗是颶風起于青萍之末，難以覺察，它將會是鄉村最后倒塌的屋梁，意味著鄉村的全面凋敝。

傳統中國以農立國，重農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國之要。費孝通先生認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中國人的情感與行為結構生成于“土地”“鄉村”，這種密切的關系自然而然地也就帶入到了文學創作當中。鄉村生活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中心。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中，文學對鄉村書寫和思考最為普遍、深刻。從新文學發端的那一刻起，中國作家的目光片刻都沒有離開過廣袤而苦難的鄉村。20世紀30年代，魯迅先生針對潘訓、王魯彥、彭家煌、臺靜農等人的創作提出“鄉土小說”的概念以后，“鄉土”一直都是文學史家們關注中國現當代文學時的一個重要視點。鄉村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意義，已經被大量論述，對它的重要性和無可替代性也已達成共識。學者范家進認為“就以新文學的近百年發展歷程而論，鄉村、農民、鄉土，就一直是它關注、描寫、敘述和想象的中心或重心之一。”（《現代鄉土小說三家論》）評論家孟繁華認為：“在中國百年文學史上，鄉村中國一直是最重要的敘述對象。”（《鄉村整體性敘事的碎裂》）對于鄉村的書寫占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篇章。從魯迅、沈從文、蕭紅，到柳青、丁玲、周立波、梁斌、浩然，一直到路遙、陳忠實、莫言、賈平凹、劉震云、張煒、余華、韓少功、格非……可以說，至今為止，鄉土文學代表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最高成就。

但是，這個中心正在漂移。鄉土文學這個概念本身，其實就包含著根本性的悖論——它既是一種自覺，也在內部蘊含著瓦解的力量。“鄉村背后實際上暗含了一個他者，亦即城市。沒有當下城市生活、現代生活的對照，鄉村生活就不會被凸顯出來。”（西川）雖然莫言、賈平凹、格非等名家的新作仍舊是鄉村敘事，但并沒有超越他們自己曾創造的高度。而年輕的作家，身在城市，書寫城市是他們非常自然的選擇。這是中國現代化和城鎮化的必然趨勢。但文學的價值和意味，有時候就恰恰體現在它對舊事物的眷戀和逆勢而為；如果它足夠積極，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個進程中的傷痛，為鄉村的未來提供新的文化向度。

現在也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除了呂梁文學季，我們也看到浙江桐廬將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藝術節嫁接到江南鄉村；像《星火》這樣的雜志也以一己之力舉辦了“香樟筆會”“稻田寫詩”活動，倡導作家重建“與土地的友誼”；屈原故里秭歸樂平里的農民詩社“騷壇”，農閑時候聚在一起，用古老的音韻在屈原廟前相互唱和，600年文脈不斷，這幾年在政府的支持和媒體的關注下，越來越聲名遠播。研究界更是一直保持著對鄉土文學的關注，南帆新近發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鄉村形象譜系》將《蛙》《老生》《日夜書》等小說近作納入到整個當代文學的譜系中，是對既有文學史的豐富，也是對文學新作進入文學史敘述的推動。葉煒等年輕作家以“新鄉土文學”的概念來表達自己的小說寫作理念，而梁鴻、黃燈、王磊光等學者的非虛構“返鄉記”引起了社會性的關注。可以說，文學界、知識界對鄉村普遍的文化關懷和國家層面的鄉村振興戰略如果能相互助力，也許會促成一輪新的鄉村文化實踐。而它的“新”在于，其首要目的不再是服務于經濟發展，而是回歸文化本身，保護農耕文明這一中華文化之根，為鄉村居民乃至所有人提供優秀的作品和獨特的文化空間。

只是從目前來看，作家或者文學工作者對鄉村振興戰略似乎還缺少關注和思考，對自己在其中應該承擔的責任和可以施展的空間缺少足夠的認知。2017年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后，中央農村工作會議、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一直到今年6月24日政治局會議，鄉村振興都是重要內容。政策信息如此密集，而且特別強調鄉村振興是“全局性、歷史性”的任務，強調鄉村振興是包括文化振興在內的全面振興。甚至有學者提出，“鄉村振興”這個提法本身，就包含了文化的維度。他們認為，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中，我國對農村的稱謂一直就是鄉村。近代以來，基于現代經濟學的“三次產業”分類理論，才把鄉村定義為農村。事實上，中國古代的鄉村是具有血緣關系、互助關系，并形成了共同風俗習慣、文化和價值的地方。用現代語言來講，鄉村是一個攜帶著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且集生活與生產、社會與文化、歷史與政治多元要素為一體的人類文明體。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而不是“農村振興”，就是要把鄉村重新還原為一個政治、經濟、文化與歷史的中華文明載體。

在今天，我們對這種鄉村與文學之間的關系也應該有新的認識。一方面強調鄉村對于文學創作永恒的、內源性的、根本性的意義，另一方面，更要主張文學對于現實鄉村生活的介入，作家積極參與鄉村的文化建設，反哺鄉村。賈樟柯在開幕式上說：“發起首屆呂梁文學季，就是希望鄉民們有一個談論文學的地方，為文學愛好者提供一個閱讀、聆聽大家聲音的平臺。”假如類似的平臺，不管官方的也好，民間的也好，能真正發揮作用，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是農民從“被表現的對象”到文化實踐主體的轉變。甚至，很多很多年過去，當我們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2019年的時候，這些文學活動真的構成了具有文學史意義的“文學事件”，還是成為已失去時效的一樁文學盛事，關鍵就在于它的實踐性。

對新的鄉村文化實踐的期待，也是對文學的力量、文學在社會生活中位置的重新認知。上世紀90年代以后，“文學熱”冷卻。這不僅僅是“黃金時代”的結束，而且是百年以來作為國家、社會巨大變革推動力的文學從“中心”向“邊緣”的位移。對這種“邊緣化”，我們懷著非常矛盾的心理，既失落、焦慮，同時也認為文學退回到了它應有的位置。問題是，什么才是文學“應有”的位置呢？尤其是對中華民族來說，“文學”從來都不僅僅是文學，它本身就是歷史，就是政治，就是教育，就是精神寄托，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統一的尺度去丈量文學在一個社會中應站的位置嗎？文學騰出來的空地填充了什么呢？近幾年來，我們也看到很多研究者在反思文學的“去政治化”，認為在矯正“泛政治化”錯誤的同時，“去政治化”使文學陷入新的歧途和困境，也放棄了文學和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與擔當，削弱了文學在民族精神塑造中的作用，降低了文學對公眾生活的參與度。特別是在新世紀以后，面對洶涌而至的商業浪潮、泛娛樂化、互聯網技術、人工智能等現代化進程的巨浪，作為一種相對脆弱的力量，文學其實已經退無可退。在今天，如何讓文學作品更有力量，并且用這種力量去影響、塑造一個時代的文化生活和精神氣質，或許才是我們面臨的最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