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肖洛霍夫，當時他正在定稿《靜靜的頓河》

莫斯科肖洛霍夫故居紀念匾牌

頓河岸邊根據《靜靜的頓河》情節創作的雕塑

小說《靜靜的頓河》的題目應該出自小說開篇引用的那首“哥薩克古歌”，在這首僅十行的“古歌”中，“靜靜的頓河”這一偏正短語竟然出現了六次：“年輕的寡婦裝點著我們靜靜的頓河，/我們父親般靜靜的頓河布滿孤兒”；“哦，靜靜的頓河，你是我們的父親！/哦，靜靜的頓河，你為何如此渾濁地流淌？/唉，我是靜靜的頓河，我怎能不渾濁！/我是靜靜的頓河，冰冷的泉水在我的河底噴涌，/我是靜靜的頓河，白色的魚兒在我的水中翻騰。”“靜靜的頓河”既是描述的對象又是說話的主體，一問一答之間，“靜靜的頓河”作為一個高度概括的形象已躍然紙上。不知這首“古歌”是否真的存在，抑或是肖洛霍夫的“擬古”，但作家在小說開頭處這有意的反復強調，卻無疑把“靜靜的頓河”這個意味深長的隱喻植入了每一位讀者的記憶。

不到兩千公里長的頓河在俄國其實算不了一條真正的大河，就長度而言它甚至排不進俄國河流的前十名。然而，在肖洛霍夫以這條河流命名的小說面世之后，頓河卻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河流之一，“靜靜的頓河”更是成為一種固定組合，其中的形容詞似乎也成了河流名稱的組成部分。然而，這條河其實并非“靜靜的”：在其流經峽谷的上中游河段，水流湍急；在其匯入亞速海的三角洲河口，波濤洶涌；頓河在冬季會封凍（在小說的結尾，厭倦了戰爭的小說主人公格里高利就把武器丟進了頓河的冰窟窿），解凍之后往往春水泛濫；在小說主人公們居住的約申斯克鎮（也是小說作者肖洛霍夫的故鄉）附近，頓河拐了一個大彎，此處河面開闊平靜，但平靜的河面下卻暗流涌動。對頓河了如指掌的肖洛霍夫，就是在用這樣的頓河來隱喻哥薩克人的生活和命運。哥薩克人世代居住的頓河地區水草豐美，土地肥沃，風景如畫，哥薩克人在這里生老病死，在這里戀愛和勞作，他們的生活一如頓河綿延不絕的流水，既平凡又詩意。然而，作為俄國統治階級豢養的獵犬和獵鷹，作為一個用來服務國家機器的準軍事階層，哥薩克人的生活又注定是動蕩的，不幸的，他們的命運注定是悲劇性的。在沙皇的歷次領土擴張中，哥薩克人都是急先鋒，他們在贏得英勇善戰的名聲的同時，也在頓河沿岸留下了無數的“寡婦”和“孤兒”。而在小說所集中描寫的“國內戰爭”期間，哥薩克人同時成為紅白雙方竭力拉攏或逼迫的對象，他們之命運的悲劇性就越發濃烈了，在那樣的歷史時刻，靜靜的頓河是一定會被攪渾的！于是，用來修飾頓河的“靜靜的”一詞，就這樣帶有了深刻的悲劇內涵。

《靜靜的頓河》為其作者肖洛霍夫帶來了巨大榮譽，在蘇聯時期的文學中，他似乎成了僅次于高爾基和馬雅可夫斯基的大作家，自1940年《靜靜的頓河》的完整面世一直到他于1984年的去世，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他始終是蘇聯文學最權威的名片，而他在196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使他贏得了世界性的文學聲譽。在先后獲得諾貝爾獎的六位用俄語寫作的作家（布寧、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阿列克謝耶維奇）中，他是唯一在蘇聯（以及后來的俄羅斯）國內得到官方認可的作家。然而，他和他的小說《靜靜的頓河》的命運，也像頓河的流水，平靜中也充滿著波瀾。

早在《靜靜的頓河》前二部發表時，小說的內容、主人公格里高利的形象和小說作者的“階級立場”等問題就引起激烈爭論，有人認為作者對主人公過于偏愛，對哥薩克走向革命之過程的描寫過于客觀，甚至說肖洛霍夫的同情心在哥薩克富農一邊。之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肖洛霍夫被迫多次修改這部小說。但是，正像中國的肖洛霍夫研究專家劉亞丁教授在他的專著《頓河激流——解讀肖洛霍夫》中所指出的那樣，肖洛霍夫始終在堅持他的“雙重話語”寫作策略，《靜靜的頓河》中始終貫穿著“關于真理的話語”和“關于人的魅力的話語”的對話，前者使用的是歷史倫理標準，即凡是符合歷史進步的，就是值得肯定的，后者則顯然使用的是人性的標準，凡是人性中透露出來的悲劇性意義，同樣也是值得肯定的。肖洛霍夫的這種堅持，也同樣被諾貝爾獎評委們看在眼里，在諾貝爾獎委員會給肖洛霍夫的授獎詞中因而就有了這樣的評價：“毫無疑問，僅憑《靜靜的頓河》這部作品，肖洛霍夫獲得這一獎賞就當之無愧”，因為“肖洛霍夫在描寫俄國人民生活中一個歷史階段的頓河史詩中表現出了藝術的力量和正直”。

關于《靜靜的頓河》的又一著名爭論就是其作者權問題。肖洛霍夫在推出《靜靜的頓河》前三部時還不滿30歲，如此輝煌早現的文學天賦讓人吃驚，也讓人有些迷惑，于是，關于《靜靜的頓河》的作者權問題便有了種種猜疑，有一種“說法”流傳最廣，說肖洛霍夫是從一位被打死的白軍軍官身上搜走了《靜靜的頓河》的手稿。長期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爭論時起時伏，尤其是在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加入質疑者的隊伍之后，此事一時鬧得滿城風雨。有意思的是，在索爾仁尼琴授意下于西方出版的那本“揭露”之書，書名也就叫《頓河的激流》。不過，根據絕大多數批評家、文學史家的意見，《靜靜的頓河》的作者應無疑是肖洛霍夫。20世紀80年代，挪威斯拉夫學教授克耶特薩及其助手運用計算機對《靜靜的頓河》和其他相關的作品文本進行長達數年細致的文體對比研究，得出的結論也是對肖洛霍夫有利的。蘇聯解體前后，《靜靜的頓河》的手稿被發現，經過對筆跡和紙張、墨水年代等的鑒定，可以確認肖洛霍夫的作者權，最終為《靜靜的頓河》的作者洗刷了不白之冤。

肖洛霍夫在中國是十分幸運的，他的《靜靜的頓河》1928年在蘇聯《十月》雜志上剛開始連載，就被文學嗅覺十分敏銳的魯迅注意到了，魯迅立即約友人賀非自德文譯出第一卷，編入他主編的“現代文藝叢書”，于1931年在上海出版，魯迅本人還寫了一篇后記。也就是說，在中國，魯迅是肖洛霍夫文學天賦的第一個伯樂。20世紀30年代，金人開始從俄文翻譯《靜靜的頓河》全本，并于1940年在上海出版，當時正值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巴人（王任叔）因此將《靜靜的頓河》的翻譯和出版稱為“孤島時期上海文藝界最光榮的工作之一”，因為這正是抗戰時期中國文人不屈精神的一種體現，堪比肖斯塔科維奇的《圍困交響曲》在列寧格勒被圍困期間的寫作和演奏。新中國成立之后，金人根據蘇聯1953年的新版《靜靜的頓河》修訂譯本，于1956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靜靜的頓河》新譯全本的出版發行，正值中蘇蜜月時期，正值一代中國人“俄蘇情節”的生成時期，正值俄蘇文學在中國傳播的鼎盛期，再加上他同樣具有巨大影響的《被開墾的處女地》、《一個人的遭遇》等作品也先后被譯成中文，肖洛霍夫在中國迅速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

改革開放之后，賈剛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對金人譯本做通篇校譯，新譯本于1988年面世，后多次重印，總印數近50萬套。1986年，最善于在譯文中傳導悲劇抒情風格的翻譯家力岡新譯的《靜靜的頓河》被收入漓江出版社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出版后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人民文學出版社后來推出的八卷本《肖洛霍夫文集》，更是中國的肖洛霍夫譯介的集大成之作。

我的一位俄國朋友告訴我，他在看到《靜靜的頓河》這個標題時的第一個聯想就是“太平洋”，因為在俄語中，“太平洋”的說法就是“靜靜的海洋”。他的說法或許能讓我們意識到，肖洛霍夫小說的題目或許原本就是一個“矛盾修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