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當年一批活躍在中國文壇的作家曾得到孫犁先生指點與幫助。孫犁先生身體較弱，時有病痛，常居天津，所以孫先生與青年作家的師生情義多以書信來體現。在這些致青年作家的信中，常常觸及一些“不過時”的話題。孫犁先生是有著學者風范的大作家，他之論文學，往往得力于他的史識與哲思。我以為，人愈是有“通觀”，就愈是難以過時。

特選孫犁先生文學通信三封，并以此來懷念這位當代文壇的孫老師。

——汪惠仁

致鐵凝信

鐵凝同志：

上午收到你二十一日來信和刊物，吃罷午飯，讀完你的童話，休息了一會兒，就起來給你回信。我近來不知犯了什么毛病，別人叫我做的事，我是非趕緊做完，心里是安定不下來的。

上一封信，我也收到了。

我很喜歡你寫的童話，這并不一定因為你“剛從兒童脫胎出來”。我認為兒童文學也同其他文學一樣，是越有人生經歷越能寫得好。當然也不一定，有的人頭發白了，還是寫不好童話。有的人年紀輕輕，卻寫得很好。像你就是的。

這篇文章，我簡直挑不出什么毛病，雖然我讀的時候，是想吹毛求疵，指出一些缺點的。它很完整，感情一直激蕩，能與讀者交融，結尾也很好。

如果一定要說一點缺欠，就是那一句：“要不她剛調來一說蓋新糧囤，人們是那么積極”。“要不”二字，可以刪掉。口語可以如此，但形成文字，這樣就不合文法了。

但是，你的整篇語言，都是很好的，無懈可擊的。

還回到前面：怎樣才能把童話寫好？去年夏天，我從《兒童文學》讀了安徒生的《丑小鴨》，幾天都受它感動，以為這才是藝術。它寫的只是一只小鴨，但幾乎包括了宇宙間的真理，充滿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側擊。盡了藝術家的能事，成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誠善意，明識遠見，良知良能，天籟之音！

這一切都是一個藝術家應該具備的。童話如此，一切藝術無不如此。這是藝術唯一無二的靈魂，也是躋于藝術宮殿的不二法門。

你年紀很小。我每逢想到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濕。我并不愿同你們多談此中的甘苦。

上次你抄來的信，我放了很久，前些日子寄給了《山東文藝》，他們很高興，來信并稱贊了你，現在附上，請你看完，就不必寄回來了。此信有些地方似觸一些人之忌，如果引起什么麻煩，和你無關的。刊物你還要嗎？望來信。

祝

好

孫 犁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再談通俗文學

——致賈平凹同志

平凹同志：

一月四日從北京發來的信，今天上午就收到了，出奇的快。寄一封平信到西安，要十天，掛號則更慢。可見交通之不便了。所以你不來天津，我是完全理解的，并以為措施得當。目前出門，最好不要離開團體，如果不是跑生意，一個人最好不要出門。

上次從西安來信，也收到，曾仔細讀過。原以為你能看到我寫的關于《臘月·正月》那篇文章，就沒有復信。誰知道那篇文章寫了已經半年，到現在還沒有刊出。不過，我猜想，你在北京可能知道了它的內容，有些話就不在這里重復了。

你到北京去參加了那么隆重的會，是很好的事，這是見世面的機會，不可輕易放過。不過，會開多了也沒意思。我只是參加過一次這樣的會。

近來，我寫了幾篇關于通俗文學的文章，也讀了一些文學史和古代的通俗小說。和李貫通的通信，不過捎帶著提了一下。其實，這種文章，本可以不寫，都是背時的。因為總是一個題目，借此還可以溫習一些舊書，所以就不恤人言，匆匆發表了。

既然發表了文章，就注意這方面的論點。反對言論不外是：要為通俗文學爭一席之地呀；水滸西游也是通俗文學呀；趙樹理、老舍都是偉大的通俗文學作家呀。這些言論，與我所談的，文不對題，所答非所問，無須反駁。

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時髦文士，當他們要搞點什么名堂的時候，總說他們是代表群眾的，他們的行為和主張，是代表民意的。這種話，我聽了幾十年了。五十年代，有人這樣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有人還是這樣說。好像只有這些人，才是整天把眼睛盯著群眾的。

盯著是可以的，問題是你盯著他們，想干什么。

當前的情況是，他們所寫的“通俗文學”，既談不上“文學”，也談不上“通俗”。不只與水滸西游不沾邊，即與過去的施公案、彭公案相比較，也相差很遠。就以近代的張恨水而論，現在這些作者，要想寫到他那個水平，恐怕還要有一段時間的讀書與修辭的涵養。

什么叫通俗？魯迅在談到《京本通俗小說》時說：“其取材多在近時，或采之他種說部，主在娛心，而雜以懲勸。”

社會上的，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文壇是社會的一部分，作家的心，也是多種多樣的。娛心，是文學作品的一種作用，問題是娛什么樣的心，和如何的娛法。作品要給什么人看，并要什么樣的心，得到娛樂呢？

有的作家自命不凡，不分時間空間，總以為他是站在時代的前面，只有他先知先覺，能感觸到群眾的心聲。這樣的作家，雖有時自稱為“大作家”，也不要相信他的吹噓之詞。而是要按照上面的原則，仔細看看他的作品。

看過以后，我常常感到失望。這些人在最初，先看了幾篇外國小說，比貓畫虎地寫了幾篇所謂“正統小說”，但因為生活底子有限，很快就在作品里摻雜上一些胡編亂造的東西，借一些庸俗的小噱頭，去招攬讀者。當他們正在處于囊中慚愧之時，忽然小報流行起來，以為柳暗花明之日已到，大有可為之機已臨。乃去翻閱一些清末的斷爛朝報，民初的小報副刊，把那些腐朽破敗的材料，收集起來，用“作家”的筆墨編纂寫出，成為新著，標以“通俗文學”之名。讀者一時不明真相，為其奇異的標題所吸引，使之大發其財。

其實，讀者花幾分錢買份小報，也沒想從這里欣賞文學，只是想看看他寫的那件怪事而已。看過了覺得無聊，慢慢也就厭煩了。

你在信中提到語言問題，這倒是一個嚴肅的題目。你的語言很好，這是有目共睹的，不是我捧你。你的語言的特色是自然，出于真誠。但語言是一種藝術，除去自然的素質，它還要求修辭。修辭立誠，其目的是使出于自然的語言，更能鮮明準確地表現真誠的情感。你的語言，有時似乎還欠一點修飾。修辭確是一種學問，雖然被一些課本弄得機械死板了。這種學問，只能從古今中外的名著中去體會學習，這你比我更清楚，就不必多談了。

我這里要談的是，無論是“通俗文學”或是“正統文學”，語言都是第一要素。什么叫第一要素？這是說，文學由語言組織而成，語言不只是文學的第一義的形式；語言還是衡量、探索作家氣質、品質的最敏感的部位，是表明作品的現實主義及其倫理道德內容的血脈之音！

而現在有些“文學作品”，姑不談其內容的庸俗卑污，單看它的語言，已經遠遠不能進入文學的規范。有些“名家”的作品，其語言的修養，尚不及一個用功中學生的課卷。抄幾句拳經，仿幾句雜巴地流氓的腔口，甚至習用十年動亂中的粗野語言，這能稱得起通俗文學？

通俗也好，不通俗也好，文學的生命是反映現實。遠離現實，不論你有多大瞞天過海之功，嘩眾取寵之術，終于不得稱為文學。

過去，通俗小說有所謂“話本”和“擬話本”。話本產自藝人，多有現實性，而擬話本產自文人，則多虛誕之作，隨生隨滅，不能永傳。現在的一些武俠小說，充其量不過是“擬”而已矣，還不能獨立成章。

雪中無事，寫了以上這些，不知你平日對此是何看法，有何見解？冒昧言之，希望你和我討論。

祝

安好！

孫 犁

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

散文的虛與實

秋實、建民同志：

我先后看了你們的幾篇散文，又同時答應給你們寫點意見。你們的散文，都寫得很好，我沒有多少話好說，拖下去又有違雅意，所以就想起了一個討懶的辦法，談些題材外的話，一信兩用。

這是不得已的。我的身體和精力，實在不行了。有些青年同志，似乎還不大了解這一點，把熱情擲向我的懷抱，希望有所激發。干枯的枝干上，實在開不出什么像樣的花朵了。

我和你們談話時，希望你們多寫，最好一個月能寫三五篇散文。后來認真想了想，這個要求高了一些，實際上很難做到。

小說，可以多產，這在中外文學史上，是有很多例子的。小說家，可以成為職業作家，有人一生能寫幾十部，甚至幾百部。

詩人，也可以多產。詩人就是富于感情的人。少年有憧憬，壯年有抱負，晚年有抒懷。聞雞起舞，見月思鄉。風雨陰晴，坐車乘船，都有詩作。無時無地，不可吟詠。

報告文學，也可以多產。報告文學家，大都是關心社會疾苦、為民請命的人。而社會上，奇人怪事，又所在多有。只要作家腿腳靈活，筆桿利索，是不愁沒有材料的。一旦“缺貨”，還可加進些小說虛構，也就可以了。

唯獨散文這一體，不能多產。這在文學史上，也是有記載的。外國情況，所知甚少，中國歷代散文名家，所作均屬寥寥。即以韓柳歐蘇而論，他們的文集中，按廣義的散文算，還常常敵不過他們所寫的詩詞。在散文中，又摻雜很大一部分碑文、墓志之類的應酬文字。

所以歷史上，很少有職業的散文作家。章太炎晚年寫一道碑文，主家送給他一千元大洋。據說韓愈的桌子上，絹匹也不少，都是用碑文換來的。一個散文作家，能熬到有人求你寫碑文、墓志，那可不是簡單的事，必須你的官望、名望都到了那個程度才行。我們能指望有這種高昂的收入嗎？這已經不是作家向錢看，而是錢向作家看了。

所以，我們的課本上，散文部分，翻來覆去，就是那么幾篇。

散文不能多產，是這一文體的性質決定的。

第一、散文在內容上要實；第二、散文在文字上要簡。

所有散文，都是作家的親身遭遇，親身感受，親身見聞。這些內容，是不能憑空設想，隨意捏造的。散文題材是主觀或客觀的實體。不是每天每月，都能得到遇到，可以進行創作的。一生一世，所遇也有限。更何況有所遇，無所感發，也寫不成散文。

中國散文寫作的主要點，是避虛就實，情理兼備。當然也常常是虛實結合的。由實及虛，或因虛及實。例如《蘭亭序》。這也可以解釋為：因色悟空，或因空見色。這是《紅樓夢》主要的創作思想。有人可以問：不是有一種空靈的散文嗎？我認為，所謂空靈，就像山石有竅，有竅才是好的山石，但竅是在石頭上產生的，是有所依附的。如果沒有石，竅就不存在了。空靈的散文，也是因為它的內容實質，才得以存在。

前些日子，我讀了一篇袁中道寫的《李溫陵傳》，我覺得這是我近一年來，讀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李溫陵就是李贄。袁中道為他寫的這篇傳記，實事求是，材料精確，直抒己見，表示異同。不以眾人非之而非之，不以有人愛之而愛之。他寫出來的，是個地地道道的李贄，使我信服。

散文對文字的要求也高。一篇千把字的散文，千古傳誦，文字不講究漂亮行嗎？

所謂文字漂亮，當然不僅僅是修辭的問題，是和內容相結合，表現出的藝術功力。

散文的題材難遇，寫好更難，所以產量小。

近來，有人在提倡解放的散文，或稱現代化的散文。其主要改革對象為中國傳統的散文，特別是“五四”以來的散文。三十年代，曾今可曾提倡詞的解放，并寫了一首示范，被魯迅引用以后，就沒有下文，更沒有系統的理論。現在散文的解放，是只有口號，還未見作品。散文解放和現代化以后，也可能改變產量小的現狀，能夠大量生產，散文作者，也可能成為職業作家了。

但也不一定。目前，就是多產的，紅極一時，不可一世的小說作家，如果叫他專靠寫書為活，恐怕他還不一定能下決心。有大鍋里的粥作后盾，弄些稿費添些小菜，還是當前作家生活主要的也比較可靠的方式。

“五四”以來，在中國，能以稿費過活，稱得起職業作家的，也不過幾個人。

從當前的情況看，并不是受了傳統散文的束縛，需要解脫，而是對中國散文傳統，無知或少知，偏離或遠離。其主要表現為避實而就虛，所表現的情和理，都很淺薄，且多重復雷同。常常給人以虛假，恍惚，裝腔作態的感覺。而這些弱點，正是散文創作的大敵大忌。

近幾年，因為能公費旅游，寫游記的人確實很多。但因為風景區已經人山人海，如果寫不出特色，也就吸引不了讀者。

當代一些理論家，根據這種現狀，想有所開拓，有所導引，原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他們把病源弄錯(病源不在遠而在近)，想用西方現代化的方劑醫治之，就會弄出不好的效果來。

一些理論家，熱衷于西方的現代，否定“五四”以來的散文，甚至有的勇士，拿魯迅作靶，妄圖從根子上斬斷。這種做法，已經不是一人一次了。其實他們對西方散文的發展、流派、現狀、得失，就真的那么了解嗎，也不見得。他們對中國的散文傳統，雖然那樣有反感，以斬草除根為快事，但他們對這方面的知識，常常是非常無知和淺薄的。人云亦云，搖旗吶喊，是其中一些人的看家本領。

我還是希望你們多寫，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并多讀一些書。中國的，外國的都要讀。每個國家，都有它的豐富的散文寶庫，例如我們的近鄰印度和日本，好的散文作家就很多。但是，每個國家的文學，也都有質的差異，有優有劣，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也不會凡是有現代稱號的，都是優秀的。

祝

春安

孫 犁

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