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接受了“新中國文學出版70年”這個命題作文，卻遲遲難以落筆，實在是因為自己一直在糾結文章的落腳點究竟應該在哪里——過程還是結果？從理論上說，過程與結果本不矛盾也難以分開，沒有過程就沒有結果；但在文學出版領域則未必如此簡單，大多數文學出版的結果本身就是文學出版過程的起點。如果落腳于過程，這篇命題作文的篇幅難免過于冗長，而反之又很容易混同于文學發展史的一種描述、文學成就的一種展示，仿佛與出版沒什么關系，至少是關系不那么大。盡管文學創作是文學出版之母，沒有創作這個源頭，文學出版便成無米之炊；但反過來是不是也可以說：如果沒有文學出版或文學出版的生產力不足，文學創作的傳播就會大打折扣，許多文學創作的成果甚至根本無從呈現于社會。

從孱弱到壯大的風雨歷程

新中國70年的文學出版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已經從新中國成立伊始的一個弱小國度邁入當下出版大國的行列，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從規模上看，1950年，全國圖書出版的總品種尚不足7000種，而現在僅長篇小說一個品類的年出版量就在萬種左右，這還不包括那根本就無法統計的網絡長篇小說，至于文學的體裁與風格、形式與類別也同樣是應有盡有。如果拋開教育類圖書不論，文學出版無論是品種數還是總印數在整個出版業總體份額中居于前三的地位恐也是難以撼動的。從內容上看，文學出版從70年前的相對單一到當下的琳瑯滿目目不暇接毋庸置疑。從技術上看，同整個出版業一樣，文學出版也經歷了從“鉛與火”到“光與電”的革命，正在逐步邁入“數與網”的時代。從工藝上看，無論是設計還是工藝抑或是材質，文學出版與世界出版業幾近同步，近些年來在萊比錫書展上評出的“全球最美圖書”中都不乏中國文學出版的身影，曾經那種“灰與土”“陋與粗”的時代已成過去。

當然，以上所述還只是作為一般產業的一些外在指標。評價作為內容產業的出版成色如何？更重要的還在于其出版物的內在品質。而恰恰在這方面，新中國70年文學出版的發展與變化才是更值得濃墨重彩地書寫與記錄在案的。

——伴隨著五星紅旗在天安門的冉冉升起，新中國的文學出版也開始了自己平穩的啟航。

盡管那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年代，但出版工作者和文學工作者（那個時代不乏集二者于一身的“雙面人”）的聯袂，還是給新中國留下了第一批迄今仍為廣大讀者所贊賞的精品佳作，比如膾炙人口的“三紅一創”（《紅旗譜》《紅日》《紅巖》《創業史》）就是那個時期長篇小說出版的代表。此外，在中短篇小說、散文和詩歌等領域同樣也出版了不少能載入新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佳作。與其說這是新中國70年歷史上文學出版的第一個興旺期不如說是發韌期更為確切。當然，由于當時文學出版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局限，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極左思潮的一再泛濫，導致了新中國前十七年的文學出版總體上還是孱弱的，既表現為體量小，更有不少內容失之于假與空的嚴重不足，這當然也是一種時代的宿命。

——十年浩劫，在那個懷疑一切、砸爛一切的瘋狂時代，文學出版不僅無法幸免而且不幸淪為重災區。

在那個瘋狂的十年中，文學出版本不強壯的身軀更是不堪重負，前十七年傳承下來的出版物大多被禁被毀，正常的文學出版活動一度中斷，在本就為數不多的文學出版物中能夠傳之于后世者了了無幾。如果說那個十年為后世留下了什么？更多的恐怕就是那些雖不堪回首但又不該忘卻的慘痛教訓。

——改革開放新時代的來臨，新中國的文學出版終于迎來了自己的持續攀登期。

經歷了十年文化浩劫的廣大讀者已然處于極度的閱讀饑荒狀，改革開放之初的出版市場必然一邊倒的賣方市場，想不繁榮都難。

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文學出版著實最為活躍，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極為顯赫的作用，所謂“洛陽紙貴”的奇觀在這個時期出現之頻率最高。文學出版物依次呈現出中外文學名著的重印或引進、本土原創文學的勃發和港臺文學的窗口被打開等三個波峰，而與文學關系密切的中外哲學美學著作的出版也十分火熱。

由于十年浩劫時期對付古今中外一切優秀文學出版物的辦法就是一個字——“禁”。因此，進入新時期后文學出版打響的第一場戰役則是針鋒相對的兩個字——“解禁”。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中國現代文學名著、新中國前十七年優秀文學作品和19世紀外國文學名著的重印構成了被“解禁”的絕對主角，因其當時出版生產力的局限，每逢周末排長隊限購中外文學名著的現象成為當時一道亮麗而奇特的文化景觀。在度過了這場文學閱讀的饑荒之后，與此相關的文學出版之延伸得以符合邏輯地展開：中國四大古典名著、19世紀外國文學名著之外的其他名著隨之跟進推出，諸如“三言二拍”“清末四大譴責小說”等依次推出，圍繞著它們的縮編版、少兒版和導讀版也隨之而來；“外國文藝叢書”“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等大型叢書接踵而至。再稍往后，袁可嘉先生主編的那套《外國現代派作品選》更是引發了對20世紀后西方象征派、黑色幽默、意識流、荒誕派、魔幻現實主義等各種西方現代文學流派作品的引進與出版，甚至包括像《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第二性》等這些頗有爭議的作品也在此時得以面世。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場戰役既是一次不得已的戰術選擇，也是一次十分有意義的戰略抉擇。所謂“不得已”就是當時的極度短缺所逼迫，所謂“戰略”是指這種當時的“不得已”無意中拉開了中外文學出版廣泛交流的大幕。

在以重印應對讀者極度的閱讀饑荒這段日子里，我們自己的原創文學出版經過一番蓄勢終于得以爆發。他們在撥亂反正、反思歷史、推動改革、文化尋根、關注時代、抓住人心、拓展藝術表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一撥撥浪潮退去后無不留下了一個個精致的貝殼。在各個文學門類、各種文學題材、各個不同年度我們都可以信手列出一份長長的書單，排出一列壯觀的作家方陣。

幾乎是與此同時，本同屬中華文化之根但卻被禁閉了20年的港臺文學大門悄然打開。以金庸、梁羽生、古龍、還珠樓主為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和以瓊瑤、三毛、岑凱倫、亦舒等為代表的言情小說悄然登場并迅速風靡，由他們一些作品而改編成的電視連續劇隨之霸屏，其中的主題歌亦迅速流傳。這兩種類型文學的出場給我們的文學出版至少帶來了兩點啟示：一是關于什么是“類型文學”，一是關于什么是真正的“大IP”，只不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人們還不足以清醒而明晰地認識到這一點。

這個10年中，還有一個現象其實也值得關注。盡管不是純粹的文學出版，但它們的涌現并成為當時之熱點與文學出版的大熱有著密切的關系，那就是域外哲學美學著作的出版熱。“當代西方學術文庫”“新知文庫”“走向未來叢書”等是其中的一些代表，而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和宗白華的《美學散步》等本土原創美學專著亦引人矚目。

上世紀末的最后十余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破土而出，文學的轟動效應已然失去，文學出版隨之進入了平穩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與文學出版雖不及上一階段那般轟轟烈烈，但這樣的平靜并不妨礙文學出版的平穩推進，許多不同于上一個10年新的文學作品得以推出，構成了一個又一個新的文學現象。

《白鹿原》《紅高粱》《活著》《塵埃落定》等一批長篇小說的出版是這時期文學出版在平穩中持續推進的重要標志，這些作品或作家有的后來榮登茅盾文學獎或諾貝爾文學獎，有的持續雄居文學暢銷書排行榜前十的寶座。與此同時，一批重構歷史的長篇小說出版此起彼伏，凌力的《少年天子》、唐浩明的《曾國藩》、高陽的《胡雪巖全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替古人畫像，供今人照鏡子”，對歷史人物作出全面真實評價是這批歷史小說的共同特點。而與這批歷史小說相映成趣的則是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為代表的所謂“大文化散文”，這些作品著力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進行追溯與反思，開散文出版之新河。如果說這些以歷史為題材的文學出版其共同特點是“目光向后”的話，那么王朔的《過把癮就死》等一批被稱為“痞子文學”的出版則是目光向下，其調侃的語言和玩世不恭的態度構成一種特定的時代情緒而風靡一時。陳惠湘的《聯想為什么》和趙忠祥的《歲月隨想》的出版標志著財經文學紀實和名人書出版露出了端倪。

——新世紀鐘聲的敲響，新中國70年的文學出版開始朝著文學出版大國的行列快速邁進。

在這十余年中，文學出版的市場化進程得到大力推進，市場的細分和多元化的文學出版市場格局業已形成。此前已經出現的文學出版現象有的依然持續深化，有的則已悄然偃旗息鼓，被取而代之的則是另一些新的文學出版現象。比如以韓寒、郭敬明為代表的“青春文學”圖書；比如曹文軒和楊紅櫻為代表的原創兒童文學作品，以“哈利·波特系列”、“冒險小虎隊系列”和《窗邊的小豆豆》為代表的引進版少兒圖書；比如以央視“百家講壇”節目內容而衍生出的一批電視圖書，旨在以通俗學術著作的形式普及中華傳統文化，其代表作為閻崇年的《正說清朝十二帝》、劉心武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易中天的《品三國》和于丹的《于丹〈論語〉心得》等；比如以白巖松的《痛并快樂著》、崔永元的《不過如此》為代表的一撥名人傳記圖書等都是這一時期出現的新的文學出版現象。

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主題出版開始引領思想文化發展，在這個板塊中，文學出版同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紀實文學和長篇小說扛起了主力軍的大旗。軍旅作家王樹增的“戰爭紀實三部曲”以及新晉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徐懷中的《牽風記》、徐則臣的《北上》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佳作。

值得記錄一筆的則是“網絡文學”的異軍突起也是這一時期文學出版的一種客觀存在，盡管對它的內容及藝術水準的評價都存有巨大的分歧，但作為一種客觀存在且體量巨大的文學出版現象則無論如何是無法視而不見的。

通過以上對新中國70年文學出版三個階段發展歷程的極簡回眸：一段雖有波折但總體還是呈現出向大向強的發展軌跡應該還是清晰而扎實的，無論是量的橫向擴張還是質的縱向挖掘無不指向一個揮之不去的客觀事實：新中國70年的文學出版已經告別孱弱而正在通向強壯的大道上。

新中國70年文學出版的主導作用

總結新中國70年文學出版的成功之道，固然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側面切入，但無論如何，以下兩點所發揮的主導作用則是最根本、最值得總結與光大的。

一是必須堅定不移地、全面完整地貫徹黨的文藝工作總方針。

文學出版所服務的對象就是作家、作品與廣大讀者，因此，堅定不移地、全面完整地貫徹黨的文藝工作總方針同樣是文學出版的首要遵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二為’方向，堅持‘雙百’方針，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作為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總方針，無論是“二為”還是“雙百”抑或是“兩創”，其中無不充滿了一與多、主與次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的光芒。那就是既要堅持方向與內容的主導不動搖，又要鼓勵藝術實現方式的豐富與多樣；既要堅持旗幟與方向的鮮明指向，又要通過藝術民主的方式、研究與討論的方式來形成共識。新中國文學出版70年發展的歷史實踐證明：但凡黨的上述方針執行得堅決與完整全面時，文學出版的發展就正常就健康就繁榮，反之則會導致單一、導致凋零、乃至毀滅性打擊。

二是必須建立起一套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出版體制與運行機制。

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們文學出版制度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以自五四以來逐步形成的中國現代文學出版的優良傳統為基礎，主張走社會化道路，采取編輯、出版和發行的合一體制，將文學出版的多元化視為促成不同文學風格與流派形成的重要手段，獨立自主、靈活經營和自由平等競爭等是其主要特征。另一種則是蘇聯模式，以當時蘇聯的出版制度視為建立新中國文學出版體制的范本，主要依照統一分工的專業化的方針，國家成為文學出版的主體，發行機構則成為貫徹黨和國家政治和文化意志的重要組織，高度的集中化、行政化和計劃性是其主要特征。總體來說，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初，國家對出版業總體實行的是事業化管理，形成的是以宣傳教化為主要目的的出版發行體制。

伴隨著改革開放持續前行的步伐，出版業的體制改革也隨之不斷走向深化。發行領域的先行先試破解了“書荒”之困；由民營書業快速崛起所形成的“二渠道”極大地推動了出版業的市場化進程。進入新世紀，中國加入WTO，出版業集團化、國際化進程加快，新華書店實行股份制改造，民營書業于2003年獲得總發行權，出版業開始整體搞活。隨后，出版體制改革由發行領域進入到核心領域，出版單位開始實施“轉企改制”，國家扶持實體書店的發展……一系列的改革舉措一步步實施為出版業持續注入新的活力，推動著新中國的出版業不斷走向新的繁榮。

2018年月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意見》，其中明確指出：“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內容建設，深化改革創新，完善出版管理，著力構建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出版體制機制，努力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加豐富、更加優質的出版產品和服務。”在這段高度凝練的文字中，新中國出版的根本方向、服務對象、管理體制機制和終極目標得到進一步確認。這也是對新中國70年出版業發展經驗的高度總結。事實上，作為出版業整體構成中的文學出版也正是在不斷破除舊體制的桎梏中一步步走向繁榮與興盛。

不難看出：新中國70年文學出版的歷程就是一部從孱弱走向壯大的文學出版發展史。在我們通向“第二個一百年”的偉大征途中，文學出版還面臨著從壯大進入強壯的新長征，從“高原”向“高峰”的攀登之旅就是廣大文學出版工作者面臨的新征程。但有著前70年奠定的良好基礎，我們有理由堅信：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