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一部長篇小說的開篇方式，對于作品思想藝術的最終成功與否，有著特別重要的作用。對此，曾經有學者以《紅樓夢》為例發表過很好的意見：“開頭之重要于此可見一斑也。尤其在《紅樓夢》這樣優秀的作品中，開頭不僅是全篇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能起到確定基調并營造籠罩性氛圍的作用。至少，如以色列作家奧茲用戲謔的方式所說：‘幾乎每一個故事的開頭都是一根骨頭，用這根骨頭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條狗又使你接近那個女人。’”“假如《紅樓夢》沒有第一回，假如曹雪芹沒有如此這般告訴我們進入故事的路徑，假如所有優秀文學作品都不是由作者選擇了自己最為屬意的開始方式，或許，我們也就無須尋找任何解釋作品的規定性起點。”①

更進一步說，一個恰如其分的開篇方式，還有著足以涵蓋統領全篇的象征性作用。正如同《收獲》的編輯在“編者的話”中所說：“小說各篇章擷取首句的二三字作為標題，爾后，或敘或議，或贊或諷，或歌或哭，從容自若地展開。”②不僅全書的總標題為“應物兄”，而且小說的第1節也叫“應物兄”，所以一開始就從應物兄這一人物形象落筆寫起：“應物兄問：‘想好了嗎？來還是不來？’”什么想好了嗎？誰來還是不來？一落筆，李洱即直指小說核心事件——濟州大學儒學研究院的成立。卻原來，濟州大學校長葛道宏在獲知大名鼎鼎的儒學大師，時任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的程濟世先生即將回國講學的消息之后，便試圖利用應物兄與程濟世先生之間的特殊關系（應物兄在哈佛大學訪學時，程濟世是他的導師），把籍貫為濟州的程濟世先生延請至濟州大學任教。為此，葛道宏準備專門成立一個后來被命名為“太和”的儒學研究院。一方面，應物兄本人是儒學研究的知名學者，另一方面，他與程濟世先生之間又有著如此一種師生淵源，所以他自然被校長委以重任，成為儒學研究院最主要的籌備人員之一。與此同時，他的同門師弟，原先一直在校長辦公室寫材料的費鳴，則被葛道宏校長專門委派來給他做助手。小說開篇處，應物兄的那句“想好了嗎？來還是不來？”就是針對這件事而言的。

關鍵的問題在于，當應物兄講出這句話的時候，只有他自己一個人正在洗澡的過程中。這樣一來，“也就是說，無論從哪方面看，應物兄的話都是說給他自己聽的。”實際上，如此一種自言自語，一直伴隨著他洗澡過程的始終：“雖然旁邊沒有人，但他還是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也就是說，他的自言自語只有他自己能聽到。你就是把耳朵貼到他嘴巴上，也別想聽見一個字。誰都別想聽到，包括他肚子里的蛔蟲，有時甚至也包括他自己。”

依我所見，小說第一節的使命，固然是要給出儒學研究院的成立這樣一個核心事件的發生緣起，但相比較來說，寫出應物兄一貫自言自語的習性，恐怕才是這一節更重要的使命之所在。首先需要澄清的一點是，應物兄到底為什么會形成如此一種與眾不同的習性。對此，李洱在接下來的第2節“許多年來”中，就給出了明確的答案：“許多年來，每當回首往事，應物兄覺得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喬木先生。這種影響表現在各個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讓他改掉了多嘴多舌的毛病。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來臨的時候，他因為發表了幾場不合時宜的演講，還替別人修改潤色了幾篇更加不合時宜的演講稿，差點被學校開除。是喬木先生保護了他，后來又招他做了博士。”

雖然說在小說敘事過程中的故事時間也曾經回到過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乃至于更為遙遠的五六十年代，但從敘事時間的角度嚴格來說，整部《應物兄》的敘事是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從中國的社會已經開始進入所謂市場經濟時代開始的。請一定不能忽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來臨的時候”這個時間節點。什么時候才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來臨的時候”？在我的理解中，敘述者這一時間節點的給出，其實非常明顯地指向了業已消失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指向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只要明確了這一點，自然也就會明白應物兄在那個時候為什么總是要“多嘴多舌”，為什么總是會“不合時宜”。關于這一點，我們不妨把它與第8節中的一個細節聯系起來加以理解。第8節曾經寫到過應物兄回家上網搜索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在發現了自己二十多年前一篇評價李澤厚《美的歷程》的文章被貼出的同時，他更發現：“把文章貼到網上的這個人認為，他如今從事儒學研究，高度贊美儒家文化，豈不是對八十年代的背叛，對自我的背叛？背叛？哪有的事。我沒有背叛自己。再說了，在八十年代又有誰擁有一個真正的自我呢？那并不是真正的自我，那只是不管不顧的一種情緒，就像裸奔。”

請注意，這里的一個語焉不詳處，乃在于對八十年代時應物兄所從事專業或學科的具體介紹。但毫無疑問的一點卻是，在人們普遍的印象中，八十年代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新啟蒙”的時代。如果說啟蒙思想來自于西方，那么，應物兄后來所從事的儒學研究，則很顯然來自于中國傳統。由此可見，從八十年代到后來的九十年代，知識分子應物兄，的確存在著一個由啟蒙向儒學研究轉型的問題。即使關于應物兄是否背叛了八十年代，背叛了自我的問題，我們可以暫且置而不論，但在中國學界，一種無法否認的現實卻是，在進入了市場經濟也即所謂“后改革時代”后，知識分子群體中的一大部分，的確存在著由啟蒙向儒學或者說傳統文化的轉型現象。這一方面，一個標志性的人物，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劉小楓。曾經以積極倡導所謂“詩化哲學”而一時名聲大噪的劉小楓，八十年代特別醉心于西方文化神學的引進、介紹與闡釋。因為這方面成績的突出，他幾乎變成了文化神學的代名詞。但任誰都難以預料，就是如此一位沉浸于西方文化神學很多年的知識分子，進入九十年代后，竟然發生了簡直就是令人瞠目結舌的轉型，竟然由西方神學轉向了儒學研究。盡管無法確證李洱的相關描寫是否與劉小楓他們有關，但我在讀到小說中關于應物兄的相關描寫時，卻馬上就聯想到了劉小楓他們。盡管說應物兄曾經為自己的轉型進行過相應的辯解，但在我看來，他的如此一種辯解卻顯得有點蒼白，并不具備充分的說服力。然而，從小說的敘事邏輯來說，有了第8節應物兄轉型這一細節的存在，第2節中關于應物兄在“九十年代來臨的時候”曾經“多嘴多舌”與“不合時宜”的描寫，也就獲得了相應的事理支撐。毫無疑問，應物兄在當年的“多嘴多舌”與“不合時宜”，不僅指向了他曾經堅持的啟蒙思想立場，而且也更進一步地指向了非常重要的一些歷史事件。

事實上，正是因為“不合時宜”的“多嘴多舌”曾經給他招來過禍端，所以，喬木先生才會借用孔夫子的看法來告誡應物兄一定要學活少說話：“起身告別的時候，喬木先生又對他說了一番話：‘記住，除了上課，要少說話。能講不算什么本事。善講也不算什么功夫。孔夫子最討厭哪些人？討厭的就是那些話多的人。孔子最喜歡哪些人？半天放不出一個屁來的悶葫蘆……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要管住自己的嘴巴。日發千言，不損自傷。’”緊接著，喬木先生又以俄語為例做了進一步的告誡：“俄語的‘語言’和‘舌頭’是同一個詞。管住了舌頭，就管住了語言，舌頭都管不住，割了喂狗算了。”

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有導師喬木先生的諄諄告誡，另一方面卻更是因為有來自于現實的深刻教訓，應物兄決心盡可能做到“訥于言而敏于行”。但一個無法否認的問題卻是，他的心里面是有那么多話想說。沒想到，應物兄再三自我克制的一種結果，卻是一件奇怪事情不期然間的發生：“但是隨后，一件奇怪的事在他身上發生了：不說話的時候，他的腦子好像就停止轉動了；少說一半，腦子好像也就少轉了半圈。”怎么辦呢？難道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腦子失去思考能力嗎？經過了一番肯定不無艱巨的努力之后，一種語言的奇跡竟然在應物兄身上不期然間發生了：“他慢慢弄明白了，自己好像無師自通地找到了一個妥協的辦法：我可以把一句話說出來，但又不讓別人聽到；舌頭痛快了，腦子也飛快地轉起來了；說話思考兩不誤。有話就說，邊想邊說，不亦樂乎？”

常言說，上帝在關上一道門的時候，也往往會給你打開一扇窗。我想，應物兄自言自語行為的生成情形，可以說庶幾近之也。就這樣，伴隨著應物兄表面上的日漸沉默寡言，“他還進一步發現，那些原來把他當成刺頭的人，慢慢地認為他不僅慎言，而且慎思。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一句也沒有少說。睡覺的時候，如果他在夢中思考了什么問題，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他肯定是口干舌燥，嗓子眼冒火。”這樣一來，應物兄也就奇跡般地成為了一個特異功能的具備者，盡管說這種特異功能并不為人所知。從一種象征的意義上說，應物兄的由“多嘴多舌”而沉默寡言，其實隱喻表達著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應物兄某種思想功能的被強行閹割。與此同時，假如我們把應物兄“自言自語”習性的生成與時代背景聯系起來，那么，作家所真切寫出的，恐怕也正是一個時代的社會形態究竟會在這樣的一種程度上深刻地影響到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構建。更進一步說，借助于如此具有原創性的藝術構想，李洱不動聲色地寫出了知識分子自我精神世界一種巨大的撕裂感。由于在我個人的理解中，長篇巨制《應物兄》最不容輕易忽視的思想主旨之一，就是對現代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度勘探與書寫，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李洱所精心設計的小說開篇方式，自然也就擁有了足以涵蓋全篇的象征隱喻意味。

注釋：

①張輝《假如<紅樓夢>沒有第一回》，載《讀書》雜志2014年第9期。

②《收獲》編輯《編者的話》，載《收獲》2018年長篇專號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