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正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周年華誕；在一般的概念中，1949年同時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開端。因此作為國家最高文學獎項之一，無論就哪一層面而言，本屆茅盾文學獎都具有重要意義。長篇小說這一文體有著最強大的胃口，能夠全景式地展現時代變遷與個人命運，表達最豐富與深邃的思考，也能夠最寬容大度地接納各種文學探索的技術成果。因此，在這一特殊時刻評選出來的五部作品，自然而然地承載著相應的期待：它們能不能在最大程度上與七十年來我們國家的歷史重量相匹配，與七十年來我們國家的思考能力相匹配，與七十年來我們國家的文學成就相匹配？在我看來，《牽風記》《人世間》《主角》《應物兄》與《北上》極為出色地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并且各具特色，每一部都有充分的代表性。

徐懷中是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出生的老作家，早在建國之初，他就寫出了極為動人的作品。《我們播種愛情》是徐懷中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以西藏為題材的第一部漢語長篇小說，在革命歷史小說或曰“紅色經典”的光輝譜系中，這無疑是相當富有特色的作品，恐怕也是在相當程度上長期被低估和忽視的作品。當同時代作品都在圍繞戰爭和階級講述歷史的時候，徐懷中著重強調我們黨是一個現代的政黨，代表著生產力發展的方向：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得到藏族同胞的熱烈歡迎，是因為我們為高原帶來了現代的生產方式、現代的生活面貌與古老民族走向現代的希望。這樣的書寫角度固然與當時的政策有關，卻也足以證明徐懷中的歷史洞見。而小說中的雪域風情與情感線索，也讓我們見識到了徐懷中異于同儕的柔美筆觸。在九十高齡，他又寫出《牽風記》這樣的明凈之作，像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經典在新世紀的一聲悠遠的召喚，將我們帶回整個二十世紀上半期的戰火硝煙當中。但是徐懷中告訴我們，戰爭不僅僅有鐵和血的現實殘酷，也有琴聲與愛情的浪漫色調；革命不僅僅是堅定不移的真理大道，也包含著人性之美和藝術之美。小說當中的信念是那么堂正，但是小說的敘述卻那么輕盈，似乎在提醒著我們，往事沉重的痕跡也許在幸福的歲月里已經變得輕淡，但與之相關的力量和美卻可以在文學里永遠新鮮。

梁曉聲與共和國同齡，今年正好也是七十周歲。可以想見，在他的青年時代，或許正是那些來自蘇聯和西歐的偉大現實主義經典，以公開或隱秘的方式，滋養了他的精神，也塑造了他的趣味。在知青一代的作家當中，梁曉聲或許始終都不是最富有話題性的，卻保持了如北大荒廣闊土地一般堅忍沉默的力度。在他對那段青春歲月的書寫中，不是沒有懷舊，不是沒有苦難，但總有一種昂揚的激情超越了懷舊和苦難。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總是善于在典型的東北平民日常生活中，在我們的國家步履最為沉重的時刻，發現那種親切而深沉的溫暖，這或許正是當年《年輪》能夠風靡大江南北的原因。而在那之后，他又轉向了對中國社會歷史與現實更為深沉的思考。這樣的精神趨向與寫作路徑，其實代表了與共和國年齡相仿佛的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普遍探索。那種舍我其誰的責任感，那種因坎坷而磨練出的意志力和思考力，很難讓人不產生由衷的敬意。于是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閱讀《人世間》的時候，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狄更斯，想起司湯達，想起肖洛霍夫；為什么梁曉聲筆下的那些人物，哪怕在最惡劣的處境中，都在苦苦地思索著善和溫情；為什么這部作品不像是書寫了那些時代，而像是穿透了那些時代，從現實的表象指向更內在的邏輯。這是梁曉聲代表他的同輩人，在向更久遠或許也更永恒的文學方式致敬。

陳彥的確可以算是一個文壇外高手，但在戲壇，他早已經是大家了。2015年他出版的長篇小說《裝臺》，便足以令人驚艷，此次未能和《主角》一起參評茅盾文學獎，甚至讓很多人感到有些遺憾。戲里人生，身不由己，卻也可以光彩照人。在《主角》當中，陳彥用寫戲的筆法充分激活了文學中關于故事和人物的傳統，他沒有像梁曉聲那樣從大時代著眼，而是貼著“角兒”走，讓她穿越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時代變化。二十八年前，他的前輩鄉黨路遙以《平凡的世界》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關注的也正是個人與時代的摩擦互動與共同向前。作為女性，《主角》里的憶秦娥或許不像《平凡的世界》中孫氏兄弟那樣具有剛健的推動力，但那種低徊隱忍的力量，或許能讓更多人心同此感。我愿意大膽預測，在本屆茅盾文學獎評出的五部作品中，或許《主角》會受到普通讀者最廣泛的歡迎。

李洱和陳彥一樣，是60后，在他讀大學的時候，先鋒文學正在醞釀，并很快風行一時，豐富了我們的文學趣味。《應物兄》純熟的寫作技藝和富有開創性的文學探索，因此也就不難理解。且不說小說當中令人眼花繚亂的知識碎片，讓這部作品像是一本被重新組合的百科全書，也不說其中時常叫人不得不中止閱讀，掩卷思索的理論探討，單說李洱能夠將有故事寫得像是沒有故事，卻還能讓人讀得欲罷不能，就足夠叫人驚嘆了。正是借助高超的小說技術，李洱將不可能寫盡的廣闊世界和歷史，壓進一千余頁的篇幅當中——那厚厚的兩本大書，實際上已經是化繁為簡的結果。李洱的敘述聚焦在學院的圍墻之內，卻寫出了圍墻之外的世態萬象；李洱的主人公是與其同齡的應物兄，卻帶出了三四代知識分子的群像，而且個個面目清晰——譬如“兩彈一星”元勛雙林院士，盡管出場不多，卻貫穿始終，令人對中國知識分子里這樣的脊梁式人物印象深刻。但較之技藝與內容，我更感動于小說中那種誠摯的知識分子反思姿態。和很多表現知識分子的小說不同，《應物兄》既不自戀，也不自傷，而有一種相當理性的自我反省態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深切抒情。知識分子擔負著思考的責任，但這種思考首先是針對自己，而不是針對外界。我們在《應物兄》中看不到張牙舞爪的憤世嫉俗，而是首先反求諸己的誠意。《應物兄》的難能可貴，正在于它偶爾的自嘲式玩笑背后之莊嚴雅正。

而本屆最年輕的獲獎者徐則臣，出生在1978年，70后的尾巴，80后的前奏。無疑，他和此屆參評的很多青年作家一起，代表著我們文學的未來。在《北上》當中，我們看到的是作家全景式表現以大運河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宏大抱負，看到的是作家復雜而立體的國際化視野，看到的是嫻熟而現代的小說操作技藝。相關問題，已有舊文（《一部關于京杭大運河的〈清明上河圖〉》）論及，篇幅所限，此不贅述。但很顯然，徐則臣已經代表他的同代人和后輩們發出了宣告：我們的文學是像京杭大運河一樣，向著開闊宏大處去的。

五年前的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中國當代文學要從高原到高峰的期待。高峰的聳起，是依靠著世代層疊的努力。而現在，徐則臣和徐懷中、梁曉聲、陳彥、李洱站在一起，向我們展示了堅實的地質累積。在此意義上，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五部作品和五位作家，既是新中國七十年歷史與文學成就最好的見證，也是為北京文藝座談會五周年提交的一份漂亮答卷。

（本刊特約專稿）

叢治辰

現為中央黨校文史部副教授，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