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論著，不僅是史上杰出智慧者思想言行的記錄，還有天意下達、人神共舞之可能。

經典論著，是可以閱讀一生的，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它會給我們不同的啟示，似乎你有多深，它就有多深。

經典論著中的精華往往是埋藏著的，它不會發出耀眼的光芒，甚至有點晦澀無趣，只有我們用自己與之相應的經驗和智慧把它從篇章中撿拾出來時，它才會發光，并照亮我們認知、思想、精神的昏暗角落。

經典論著的屬性是醇厚、雋永，而不是刺激、招搖。閱讀經典論著是有難度的，很多人雖然有著多年的閱讀經歷，卻還是不能走到它的深處，甚至終其一生都只能在它的淺層游蕩、嬉戲，自己還渾然不知。

經典論著好比白蘭地，大部分人不會一上來就喜歡上它的，甚至已經像煞有介事地喝了有些年頭，還是沒能領會其豐富、獨特、深邃的意味。

經典論著，注定是少數人之所愛。

即使才能不凡的T·S·艾略特，也是這樣的經驗。但丁的《神曲》不是艱深的論著（文學作品有別于論著，可以深刻，但最好不要艱深），他照樣讀了幾十年，且常讀常新。那么艾略特就一部古老的詩篇究竟讀出了些什么呢？我們在他的一個演講稿《但丁于我的意義》中可見一斑（1950年7月4日在倫敦意大利學院的演講稿）。

例如下面的一段話，看似平常，卻沒有一絲“雞湯”“果汁”的味道，并可能對某些人有著顛覆性的啟示——起碼對于我這個詩歌外行、藝術外行是這樣的。

“在我看來，但丁的一切研究和實踐莫不教導我們，詩人應該是他的語言的仆從，而不是其主人。這一責任感是古典詩人的標記之一。我看但丁在意大利文學中的地位只有莎士比亞在我們文學中的地位可比。換言之，他們使各自的語言的靈魂具有形體，使自己符合他們預見的那語言的諸種可能性，一位有意為之，另一位有意的程度低些。莎士比亞過于隨便，他有天才，倒也無妨。但丁有同樣的天才，這些自由他是不要的。傳給后人自己的語言，使之比它在自己使用前更發達，更文雅，更精細，那是詩人作為詩人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當然，一位真正至高無上的詩人也使他的后繼者寫詩更難，但是他至高無上這一簡單的事實，以及一種文學因擁有一個但丁或莎士比亞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就是它只能擁有一個。后來的詩人找點其他事來做做，留下來待做的事較為次要，也應滿足。但至高無上的詩人就是屈指可數的幾個人，沒有他們，一個擁有偉大語言的民族現今通用的話語就不會是那樣。”

這段話的第一個啟示是：我一直認為，詩人原本是“語言的主人”，因為他是語言的駕馭者，是運用語言這個工具來抒情達意的。可是艾略特卻說：“詩人應該是他的語言的仆從，而不是其主人。”

思考之后我才對其深意有了這樣的猜想：語言雖然是人類的創造物，但它一旦生成，它就是獨立自在的，是有自身屬性及自我規定性的，人們運用它，就要尊重它的自在，遵從它的屬性，遵守它的自我規定性，而不能肆意揉捏它、攪亂它。即使最具語言創造性的詩人，他也應該抱有并履行這種尊重、遵從與遵守。他可以小心謹慎地創造性地駕馭它，卻不可以自以為是地濫用它。艾略特于上文竟然還說，是否濫用語言，“這本是道德上的一課”。確實是這樣的，因為任何肆意的濫用，大都是以人的道德缺失為基礎的，即使是濫用一片土地、一棵樹木，也是如此。

艾略特接下來又進一步說:“有的偉大詩人，特別是有的偉大的英國詩人，可以說他們因自己的天才而享有濫用英語的特權，由此發展出一種個人特有的、甚至有點怪異的言語，它對后來的詩人毫無用處。”也就是說，這種“個人特有的、有點怪異的言語”對未來的他人的詩歌創作毫無益處，是不值得提倡的。就此，艾略特認為，同是天才的但丁，在語言的駕馭方面比莎士比亞要更為謙卑、克制，更加具有紳士氣質，也更值得稱道。他就此進一步的結論是，“傳給后人自己的語言，使之比它在自己使用前更發達，更文雅，更精細，那是詩人作為詩人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而不是對語言進行標新立異地改造、創新。我不知道，艾略特的這番關于詩人與語言的關系的論述，用孔子的這句話概括是否恰當——“從心所欲不逾矩”。

艾略特講的觀點很可能可以廣延至所有的藝術門類。例如，各種顏色各有其自然屬性及心理屬性，畫家的創作再怎么創新，也不能用鮮紅的顏色表達平靜冷寂，不能用飽和的紅色與藍色的組合表達溫潤和諧。

艾略特的這個關于藝術語言運用的觀點是否適用于當今的藝術現象呢？就此我們可列舉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現象。例如那些充斥著自造詞匯及自造邏輯的令人費解的詩歌及當代藝術展覽的前言；例如那些不遵守造型元素自我規定性的胡涂亂抹的畫作。我們還可以想到那些完全不顧書法語言自在規定性的“鬧書”。

藝術家，尤其是現當代的藝術家，他們固然可以是不墨守成規、創造性很強的人，然而好的藝術家雖然調皮、不安分，卻不失與神道天理人倫的關系，所以文藝復興時期從維拉尼到莎士比亞，都稱藝術家為“上帝之猴”，而那類裝神弄鬼、粗野卑劣的書法家，只能是“豬圈之猴”。他們兼具豬的愚蠢和猴的狡黠，他們行騙謀利，贏得沒有猴性的豬們的掌聲。

艾略特的演講看似內斂、紳士，卻不失內在的堅定與強硬，甚至讓人感覺到幾分刺骨的決絕與兇狠。他認為，“當然，一位真正至高無上的詩人也使他的后繼者寫詩更難，但是他至高無上這一簡單的事實，以及一種文學因擁有一個但丁或莎士比亞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就是它只能擁有一個。”在這個前提下，他毫不客氣地說：“后來的詩人找點其他事來做做，留下來待做的事較為次要，也應滿足。”這是對偉大詩人的認可，也是對次一級詩人有些小看的憐憫與安慰——哪怕這個層級的詩人也是比較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