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70后作家從1990年代中后期進入文學界，到現在已經20年了。20年間，他們從當初文學的“新生力量”，已經成長為文壇的“中堅力量”。現在70后作家已經占據了重要文學刊物的半壁江山，也有一些70后作家推出了重要的長篇小說，在文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但與此同時，他們置身其中的中國文學界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為他們的成長與“經典化”帶來了新的挑戰，也帶來了新的機遇。

變化之一是網絡文學的崛起。20年間網絡文學從無到有，到蔚為大觀，已經改變了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但70后作家大多沒有加入網絡文學創作，而仍延續著“新文學”或“純文學”的傳統，堅守著自己的文學理想，他們的創作在網絡文學的視野中是所謂 “傳統文學”，這固然有著輕蔑與意圖超越的因素，但如果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70后作家可以說是處于“純文學”與“網絡文學”夾縫中的最初一代作家，他們的理想主義讓他們的堅守帶有悲劇色彩。

變化之二是市場機制的出現。市場經濟在1990年代初出現，對于中國是一個新事物，也對文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市場機制不僅影響著文學的生產、流通、接受等外部環境，也影響到文學的內在評價標準。什么是文學，什么是好的文學？在單純的市場邏輯中，只有能夠暢銷的文學才是好的文學，韓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的異軍突起便借助了無堅不摧的市場邏輯。但文學作品不是簡單的商品，而是一種帶有審美意味的精神產品，這樣特殊的商品如何進入市場？可以說至今我們仍在探索之中。但70后的創作處于市場機制帶來的最初震蕩時期，這對他們的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變化之三是文學位置的改變。在1980年代，中國文學在社會領域中處于先鋒位置，那時文學一方面通過率先提出并討論社會與精神議題，引領社會進步的潮流，另一方面也對文學自身的形式、語言、敘述方式進行探索，拓展了文學的表現能力。但進入1990年代之后，伴隨著大眾文化崛起，文學在整體社會領域中的位置迅速邊緣化，在影視、網絡等強勢媒體的壓力之下，文學只能固守一隅，這為70后作家的成長造成了重重阻礙。

這種種不可預料的重大變化是70后作家的成長背景與環境，如此巨大的變化可以說是“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史上所沒有的，也是中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與50后、60后作家相比，70后作家身上延續了他們的文學理想，將文學視為一種精神或美學的事業；但是另一方面，70后作家普遍接受了高等教育，這讓他們的知識更加豐富系統，但在社會閱歷與人生經驗上他們不比50后、60后作家更加曲折、復雜與寬廣。而與80后、90后作家相比，70后作家則經歷過物質匱乏時代，大多是非獨生子女，沒有受到社會與家庭過多的關注與寵愛；但是他們也不像80后、90后作家普遍受到大眾文化與消費主義的影響，并不將文學視為娛樂、消遣之物。在多個層面的意義上，70后作家可以說是 “過渡的一代”或者“獨特的一代”。“過渡的一代”是指在70后作家身上，既有50后、60后作家的理想氣質，也有80后、90后作家的務實品格，在文學的氣質與觀念上有一種 “過渡”性質；“獨特的一代”是指70后作家的經歷與經驗是獨特的，無法復制的，他們置身于巨大的文化斷裂帶之上，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內心世界都經受了巨大的沖擊，而他們的作品也正是在這種獨特的環境中所綻放的花朵。

改革開放40年，中國一直處于飛速發展與劇烈變動之中，在經濟層面中國已飛躍至世界第二，但是在內心層面，我們這一代人每一個人都處于心靈的動蕩之中，相較于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們的日常經驗與內心生活已經發生了天翻覆地的變化，我們的自我認知與感覺也處于劇烈的變動之中，我們需要不斷打破舊的“自我”，重構新的“自我”，才能適應新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節奏，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會遇到的現實與內心問題。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自我重構帶來的不是僅有痛苦，也有歡樂與欣喜，正是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我們每一個人。中國一直處于上升的趨勢，我們的生活是變得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壞了，我們心靈的動蕩只是來自于對飛速發展的不適應，來自于內在自我的斷裂與沖突，如果從前人或后人的眼光中來看，或許我們正處于他們夢想的境界之中，我們的自我分裂與掙扎，在他們看來，可能顯得有些矯情或“身在福中不知福”，但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感受是真實的，我們的矛盾與裂變也是真切的，并沒有因為中國或我們的生活在變好而消失或不存在了。對于將來的人們來說，了解飛速發展所帶來的眩暈或不適感，以及精神上的痛苦與分裂，可能會更加豐富他們對歷史的認知，而對于70后作家來說，或許更重要的是留下最真切的生命體驗，留下作為“歷史中間物”的我們這一代人豐富、復雜而微妙的內心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