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兩天之后的1月17日，《天津日報》創刊。作家孫犁擔任這一時期《天津日報》副刊及文藝周刊的編輯。天津是華北工業重地，工廠眾多，工人數量龐大，工廠文藝、工人文學自解放之初便成為天津重要的文藝現象。其中，孫犁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一方面，他作為黨報編輯，對工廠文藝的開展起到了積極的宣傳、組織、引導、甄別等作用；另一方面，作為作家，他深入生活，親自下工廠，創作了許多工廠題材的文藝作品，為工人作者、工人作家起到了引領性、示范性的作用。

作為從解放區進城的作家，孫犁此前早已成名并且形成了自己詩化敘述的個人風格，但《天津日報》編輯的工作無疑使他與黨的文藝規范之間的距離更為緊密。他在編輯崗位上進行著新的、開創性的工作，他自己的寫作也在發生新的變化。

天津解放之后，孫犁與時俱進，《天津日報》創刊的第二天便在副刊上發表了極具導向意義的文章《談工廠文藝》。文章頗具全局視野和歷史高度：“在天津，文藝工作主要是為工人服務，并在工廠、作坊，培養工人自己的文藝。”“今天，進入城市，為工人的文藝，是我們頭等重要的題目。”“我們就要有計劃地組織文藝工作者進入工廠。工廠和作坊，也要初步建立自己的文藝工作。”文章以街頭詩、“順口溜”為例談其過去在農村、在戰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以后在城市、在工廠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強調應注重發揮其戰斗性和現實功用。其中所體現的文藝理念，不但貫穿在他的編輯工作中，同時也體現在他自己的創作中。

作為編輯，孫犁高度重視、積極培養基層作者，阿鳳、大呂、董迺相、滕洪濤、萬國儒、張知行等工人作者的作品陸續在《天津日報》副刊、文藝周刊發表，一批有特色的工人作家迅速成長起來。據該時期的統計，自《天津日報》1949年1月17日創刊，至同年3月20日止，副刊共收到工人的稿件368件，占據來稿第一位。《天津日報》副刊多次召開文藝座談會、工人作者座談會等，倡導工廠文藝，扶持、引導工人作者創作。孫犁多次在會議上發言，他強調“作品的生活性和真實性”，認為“掌握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是艱難的。什么才是現實呢？不脫離群眾并能引導群眾向上。”關于作品如何寫得生動，他指出：“其實作品的政治性，就是它的思想性，應該像春雨落地一樣，滲透在人物的全部行動里，貫徹在作品的全部情節里。政治性是通過生活形象表現出來的，它不限于講話和演說。”這里面都體現著孫犁對于文學的深入理解，他是非常內行，熟諳和尊重藝術規律的。孫犁重視文章的功用性，在《論切實》中他強調創作應該“切切實實”，指出“對于工人作者，我們更應該強調文章的切實，反對單純的概念和憑空的編排”，這里面同樣體現著黨的文藝政策與作家個人創作道路抉擇之間的高度契合。

孫犁不但作為編輯組織、篩選文藝作品在《天津日報》發表，而且勤于筆耕、自己動手，率先垂范寫下了許多新文藝作品。他在天津解放不久就寫出《新生的天津》：“一種新的光輝在這個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開始在這個城市激動，一首新的有歷史意義的贊詩在這個城市形成了。”傳達出時代聲音和時代精神。此后不久，他又寫了《人民的狂歡》，其中寫道：“天津的工人同志多少年來在心里向往著紅色的旗幟。今天他們從心里把紅旗扯出來，招展在他們的廠里。”“在這狂歡的夜晚，在這樣盛大的集會中，在每個人的眼前也展開一條路，為人民努力工作的寬闊的道路。”這樣的積極、樂觀、激情澎湃的情緒實際上也是這一時期孫犁從事編輯工作以及進行文學創作的起點。

這一時期孫犁的文章更加“接地氣”，他向生活要素材、去工廠汲取靈感，自覺地、近距離地體察工人的生產、生活和學習。他在《略談下廠》中說：“我們對工人的歷史、對工廠的傳統知道得太少，對工人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也知道得太少。這些生活知識，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才能積累起來。也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關于工人的有深刻意義的作品。”而他自己確實也是這樣實踐的。1950年夏，孫犁“下廠”數月，寫出了十余篇作品，陸續發表于該年7月至11月的《天津日報》。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孫犁深入工廠的認真態度。《宿舍》中，他寫了青年工人戀愛的插曲，也為那些思想解放了的青年女工開始“敢于愛戀這些青年的工人伙伴”而欣喜。《學習》中寫：“解放帶給工人的種種新生活，最明顯的就是學習。學習以接連的熱潮展開了，把新的意識帶到生活的最深處。”在車間，青年工人們利用短暫的午休時間，三五成群聚精會神地演算習題、認字、讀書，“過去她們是熱望著學習，而沒有機會，她們提著一個空書包安慰自己，現在她們的書包里真正裝滿了新的文化，成為被尊敬的工人學習模范”。從這些細致的書寫中可以看出孫犁與廣大工人之間是休戚與共、沒有隔膜的。

孫犁善于觀察，他在《小劉莊》一文中，介紹了解放初期天津某工廠的生活狀況：“窄小的胡同，老朽的磚房和低矮的灰土小屋，青年人上工去了，老太太們抱著小孩子在小院子里乘涼玩耍。”“黃昏，工人從紡織工廠、硫化廠、骨膠廠下工回來，佩戴著耀眼的獎牌、紀念章，研究討論著合理化建議的事項。他們是回到家去的，從河那邊順便買了一些便宜的菜蔬，和來自內河的老船工打聽著今年鄉村小麥的收成和棉花的種植情形。”非常生動、具體而有生活氣息。作家繼續寫道：“小劉莊正在修整街道和那些殘破的房子，在邊沿上，在清除那些野葬和浮厝，浚通那些穢水溝。這里的環境衛生還要努力改善。”“小劉莊應該有一家通俗書店，應該有一個完備的文化館。工廠的文化娛樂，應該更密切的和工人家屬教育結合起來。”政府在為改善工人們的居住環境而努力，作家孫犁也以自己的細致觀察和感同身受，為改善工人們的生活狀況提出了切實的建議。

孫犁是天津解放以后較早用文學之筆抒寫、記錄“新天津”的作家，他充滿熱情地描繪著這座城市的新主人、新風尚、新氣象。他的這些作品是深入生活、走進工廠所見所聞的真切寫照，正如孫犁本人在此后結集出版《津門小集》時所說：“出版這本小書，是想把我在那生活急劇變革的幾年里，對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作的頌歌，貢獻給讀者。”這些短文仿佛是“人物繪畫”，在勞動中刻畫勞動者，有真實的背景和真誠的情緒，體現了天津解放后人民熱火朝天的干勁，飽含著人民當家作主的喜悅和對新生活的憧憬。

“工廠文藝”是天津解放初期的一項重要文藝活動，它表征著文藝工作重心的轉移，以及新的文藝規范建立、推廣的過程。孫犁在其中的作用頗具典型性，以《天津日報》為平臺，他的編輯工作和文學創作工作得到有效展開和展示，他的這些文學活動既有時代性，是時代大潮的一朵浪花，而又有一定的個體性，他在努力以文學的方式發出聲音，尊重藝術規律，注重現實功用，為新的時代和社會“鼓與呼”，體現出鮮明的時代情緒和“青春氣息”。聯系孫犁自己的創作譜系來看，他這一時期的創作與其早年的質樸清新、晚年的沉郁雋永均有不同，而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其中既有“變”也有“不變”，包含著豐富而獨特的藝術內涵。這些，無論是對于孫犁本人，還是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變化而言都有著重要意義。

（作者：王芳 王士強，單位：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