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是在借鑒西方主題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倡導以中國本土的敘事文學故事作為學術基礎和研究對象。構建中國敘事文化學不僅對中國特色敘事理論的構建具有重要的意義，還能有效推進中國文學學科的建設。

以故事類型為核心的敘事文學研究

“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是以小說、戲曲為主，故事類型研究為核心的敘事文學研究。”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寧稼雨表示，其核心要點是以總結反撥20世紀以來受西方以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為主體范式研究中國敘事文學作品產生的弊端為目的。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分為三個層面的工作：其一，為故事主題類型索引編制；其二，為故事主題類型個案研究；其三是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理論研究。三者相互關聯(lián)，互為因果。索引編制是基礎，個案研究是主體，理論研究是指南。”經(jīng)過近三十年的思考和實踐，國敘事文化學已經(jīng)基本上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研究體系。但是，它距離成為一種具有典范和長久意義的研究范式，還有很大的提升和改進空間。

華中師范大學教授王齊洲認為，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提出是新世紀中國敘事文學研究的內在要求，反映了中國學術界尤其是中國小說研究者的學術本位意識和文化擔當精神，值得充分肯定。中國敘事文化學吸收了敘事學、主題學、文化學、人類學、神話學、民俗學等多學科的成果，而這些學科成果主要源自20世紀80年代涌進中國的西方學術理論和學術思潮，這些學術理論和學術思潮經(jīng)過介紹、理解、消化、吸收，被中國學術界接受下來并加以應用，一直延續(xù)至今。

多角度分析敘事文化學

“敘事節(jié)奏問題既是敘事學研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也為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角度。”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苗懷明在充分肯定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對于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方法論更新積極作用的基礎上，以《紅樓夢》的敘事調控藝術為例，提出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向縱深細微處開拓發(fā)展的可行性建議。

主題學研究對于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既有積極啟示作用，也有不合榫之處。寧稼雨分析到，其積極啟示在于，主題學的研究對象民間故事與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在個體單元故事形態(tài)上具有很大相似性，即同一故事具有多種不同演繹形態(tài)。主題學研究以此作為方法成立的基本根據(jù)，這個根本點的相似為中國敘事文化學對于主題學研究的借用提供了基礎和可能。其不合榫之處有兩點：一是在故事傳播形態(tài)上,主題學研究對象民間故事為口頭傳承，以小說戲曲為主體的中國敘事文學為書面文學；二是主題學研究的視域主要為西方,作為其工作基礎的“AT分類法”,即20世紀初芬蘭學派的代表人物阿爾奈(AnttiAarne)和美國學者湯普森(Stith Thompson)對民間故事所做的分類工作，以西方民間故事為研究范本。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既不同于書面形態(tài)的西方小說戲劇,更不同于西方口頭形態(tài)的西方民間故事。

王齊洲表示，就中國敘事文學研究中的小說研究而言，20世紀的主要問題不是“作家作品研究”研究范式的制約和影響的問題，而是有些西方小說觀念所帶來的對中國古代小說門類的扭曲與傷害的問題。因為前者是“用”的問題，后者是“體”的問題。我們要清楚地了解到中國古代小說之“體”,才能夠證明我們在研究“中國小說”,這樣的研究就會更具中國特色。

以中為體、以西為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張國星強調，各國各地地方特色所形成的文學形態(tài)差異既是客觀事實，也是文學研究實現(xiàn)創(chuàng)新的重要突破關口。它同時也是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剝離西方學術范式樊籠，回歸“中體西用”主體格局的學理所在。

“中國敘事文化學是在主題學的啟迪之下形成的。”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教授洪樹華表示，中國敘事文化學強調的是中西結合，以中為體，以西為用,借鑒敘事學理論。它重點關注的是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故事主題類型。然而,中國敘事文化學要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還需要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撰寫《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理論著作。一門學科的產生，離不開學者大力倡導，離不開理論著作的弘揚，尤其是闡述該門學科的富有體系的完整的理論專著至關重要。另一方面,要成立相關的學會或研究會。為了便于學術交流，促進學科的發(fā)展，成立相關的學會或研究會也是不可忽視的。

寧稼雨認為，在未來，中國敘事文化學不僅要加強中國敘事文化學示范性出版物建設，還要加強以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為主題的學術交流,包括舉辦學術會議、講學訪學,以及繼續(xù)辦好相關學術刊物專欄等。同時，加強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網(wǎng)絡園地建設。在以往網(wǎng)站、博客、論壇的基礎上，爭取開辦以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為主題的微信公眾號。此外，我們還要參考借鑒西方民間文學主題學研究方法，以故事類型為研究中國敘事文學的出發(fā)點，在梳理中國敘事文學故事類型的基礎上，對其中重要個案類型做系統(tǒng)深入研究。并把這種探索作為反思20世紀中國學術全面西方化問題弊端，尋找中國敘事文學研究新領域的開始。

王齊洲提出，如果中國敘事文化學是要回歸中國敘事文化的本位，尊重既往的一切歷史事實，那“中體西用”的“中體”就應是中國文化本位之“體”，而借用的“敘事學”“主題學”等西方的理論只是研究這些本體之“用”。在此基礎上，我們應盡量容納一切能夠闡明中國敘事文化本體特質的學術路徑和研究方法，包括“文學體裁研究”和“作家作品 研究”。這樣，中國敘事文化學才能夠茁壯成長，成為21世紀研究中國敘事文學研究的成熟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