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近年來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實際可知，史料研究正在成為熱點。這與現當代文學自身的歷史積淀有關。從“五四”新文學的誕生到今日，現代文學已有百年歷史。百年歷史積累了大量的文獻資料，需要后人以系統化的方式去搜集、整理與研究。其中，傳統意義上的、有30余年跨度的現代文學又由于特定的社會背景、區域性等歷史原因，在客觀上對相關的文獻整理和史料問題研究提出了近乎迫切性的要求。與現代文學相比，當代文學雖然跨度較短、屬于晚近的歷史，但或是出于現當代文學整體化的考察視野，或是持續的歷史化邏輯及其他種種考量，言及史料的整理與問題的研究也完全可以成立。

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熱的興起還與學科本身研究的拓展密不可分。現當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需要不斷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回顧20世紀80年代以來現當代文學研究，隨著從業者越來越多，獨立的作家作品論已很難再找到新的生長點。緊跟當代文學發展的批評也很難產生當年的轟動效應，難免給人以時效性強、歷史感弱的印象。從這個意義上說，面向廣闊而穩定的歷史、探尋新的路徑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策略。何況，作為一種基礎性工作，現當代文學史料在搜集、整理上一直存有很多空白點，而古已有之的文獻學、史料學傳統又為現當代文學的同類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方法與經驗。從實踐的角度上看，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繁榮還可以緩解具體研究產生的緊張感、突破某些選題客觀存在的限制與限度。

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熱的興起，雖然會吸引很多人關注其動態、加入其陣營，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有著不容忽視的前提條件。

其一，是如何理性地認識“史料”。無論從歷史、文學哪個學科入手，談及“史料”總會遇到另一個既相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即“文獻”。從概念上說，“史料”是歷史遺留物，是過去的事物得以流傳于后世的實物資料、語言資料。因為“史料”在流傳后世的過程中，主要是通過實物、文字記錄和口耳相傳三個主要途徑，可據此分為實物史料、文字史料、口述史料三種主要類別。“文獻”原指典籍，后泛指有歷史價值的文字資料。不難看出，“史料”中的“文字史料”部分基本與“文獻”概念相同，而這也正是當下部分研究者使用更為直觀、突顯的“文獻史料”概念的重要原因。“史料”和“文獻”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是有區別的，且在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但若置于現當代文學的視野之中，兩者的界限則沒有那么明顯。這是因為現當代文學中的“史料”基本甚至可以說都已轉化為“文字史料”，而現代漢語的句法、標點符號的使用和印刷技術等客觀存在的條件，也使“史料”和“文獻”在研究方法上無法建構起相應獨立的體系。當然，這并不是要忽視那些特殊個案現象進而忽視現當代文學視野中兩者之間存在的差異。相反地，區別兩者能夠有助于研究者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研究范圍及有效的邊界。不僅如此，現當代文學作為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也不斷為“史料”和“文獻”提出新的課題：進入網絡化時代，電子書、圖片文件、圖像文件等都使兩者在確定自己范圍時不可避免地呈現出開放的狀態。也許，在此前提下，“史料”是一個更為全面、合理的概念，同時又是一個動態、發展、可以持續誕生新形態的概念，尤為值得關注。

其二，是辯證、合理地看待“史料”與“批評”之間的關系。熟悉現當代文學學科特點的人都知道，現當代文學研究歷來有“搞史料”和“搞批評”之分。史料研究重材料、講實證，文學批評追蹤文學熱點、重才氣，講究敏銳的感受力，似乎兩種研究具有天然的界限。然而，如果轉變固有的思維、進行辯證地理解，則不難發現兩者之間其實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任何一次批評都需要閱讀相應的文字史料（即作品本身），任何一篇今日之批評都可以成為來日之史料；具有史料意識的批評往往扎實厚重、更具學術氣息，能夠對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價值進行清晰而準確的判斷，而融入批評意識的史料研究則有可能增強自身的分析能力，并在呈現文采的同時讓文字更加生動、活潑……因此，近年來興起的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熱，絕不意味著批評的衰落，它只是現當代文學學科自身的一次能動調整。無論是側重于“史料”研究還是側重于“批評”，具有一種深遠的歷史視野、建立相應的史料意識都應當是研究者必備的素質，而兩者的有效結合是以“實證”和“解讀”相互融合的方式，提升研究本身的理論高度和文學史品格。

其三，史料研究本身具有相應的結構層次。史料研究顯然不是簡單的搜集、整理史料，盡管這項工作是史料研究不可或缺的環節。史料搜集和整理是研究的基礎，而后采取何種角度，確立研究的問題并最終解決問題，才是史料研究的目的。上述至少是兩個層次或兩個階段的劃分在整體上大致勾勒出史料研究本身的結構。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由于學科自身的特點，兩者往往是同時進行的。

如果說層次結構決定了史料研究的基本方向，那么在具體實踐的過程中，研究者應當對自己的工作要解決哪些問題保持清醒的認識。史料研究不僅要重新勘誤、校正已有的文獻，實現文獻史料的全面、翔實、準確，一改諸如“全集不全”式的“通病”，而且還應當在搜集、整理史料的過程中，發現新問題，為以后的研究探索出可行的道路。除此之外，史料研究還應當兼具時空意識，或是在“重述”歷史的過程中豐富歷史的認識，或是以區域空間為特色進而突破地域性的限制，“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鑒于現有的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都注意到二者的有機結合，所以在突出研究特色和專業性之余，追求視野上的大、廣、全、多，應當成為史料研究的重要發展方向。

現當代文學的史料研究還應當充分注意史料的價值。文學史料就功能和實踐角度來說，是給文學史研究和書寫提供資料，這樣的辨析方式很容易在價值構成上區分出一般性資料和文學史資料，同樣也能得出研究哪種史料更具價值的結論。需要指出的是，進入網絡時代，很多可以納入史料范圍的作品，只有版本價值，沒有文獻價值。以目前圖書市場上可以隨處看到的種種版本的林徽因、張愛玲、徐志摩、蕭紅等現代作家的傳記為例，每人都有百余種且都可以因為本身是傳記而被納入史料范圍，但談及究竟有多少價值卻要大打折扣。史料研究不能因為“為研究”而走向“泛史料化”的狀態，這是每個研究者都應當合理把握的重要尺度。

現當代文學的史料研究同樣也應當重視史料研究者的素養。史料研究不僅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還應當秉持尋根問底、求真求深的理念。客觀地說，史料研究是一個苦差事，可能長期奔行于查找、搜集史料的路上，而后還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整理進而完成一篇扎實的學術文章。對于現階段學術考評體制來說，史料研究者需要耐得住寂寞。同時，史料研究者還需要知識全面、見地深刻，精通研究視域內的文學和歷史，唯其如此，史料研究者才能真正達到德、才、識、力齊備的狀態。

總之，近年來興起的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熱，不僅標志著現當代文學本身已進入“自覺歷史化”的狀態，而且也標志著現當代文學研究本身正經歷著一次結構和方向的調整。史料研究的適度繁榮有助于現當代文學學科本身的研究格局重構，開放式的史料研究可以促進文學批評的發展和文學史研究，在思維和實踐不斷更新的過程中，新的研究契機和觀念理路正蘊含其中。

（作者：張立群，系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