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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朔散文集《荔枝蜜》

作為“散文三大家”中成名最早的一位，楊朔引起矚目的文章當屬1956 年發表的《香山紅葉》，這篇文章之后，陸續發表的《海市》《荔枝蜜》《茶花賦》《雪浪花》等一系列名篇，都引起了廣泛反響，甚至形成了當代散文創作的“楊朔模式”。在楊朔的代表性文章中，讀者能直接感受到“詩意散文”的韻味，可他的立意不止于寫景，而是關注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活，具備鮮活的“生命感”。

1961年，被學界稱為“散文年”，其實亦可以說是“楊朔年”。這一年，楊朔的《雪浪花》在黨刊《紅旗》雜志上發表，也正式提出了“詩化”散文理論（《東風第一枝·小跋》），激發文學界內外對于散文新樣式的討論與思考，更帶動了劉白羽、秦牧在內的一大批作家進行散文創作。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楊朔正處于散文創作的高峰期，而這種旺盛的生命力，或許與他所負責的亞非地區外事工作有關。這一時期的楊朔擔負著“文化外交”的職責，一邊親歷著祖國發展，一邊探索著異域風光，這種文化的碰撞或許給他帶來了別樣的體會。這一時期的散文集《亞洲日出》《東風第一枝》《生命泉》，既有豐富的見識，亦有蘊藉的詩意，可謂是楊朔散文的典范。

冰心曾如此評價楊朔的散文：“稱得上一清如水，樸素簡潔，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誦，不能去懷”。楊朔的文字內蘊而富有雅趣，體現出古典文學與現代“美文”的氣質，這是“楊朔模式”在當時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因。正所謂“文如其人”，據曾與楊朔共事的資中筠回憶，楊朔“既無大作家的傲氣，也無老革命首長的架子，也沒有文人浪漫不羈的作風。”他有著良好的古典文學功底，“英文也很流利。”楊朔為人之謙和、為文之細膩，幾乎讓人忽視了他也曾是一位熱血沸騰的革命青年：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他就辭去了平穩的洋行工作，投身抗日宣傳工作，并與1942年奔赴延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他不僅擔任要職，還曾以《人民日報》特約記者的身份親赴抗美援朝戰場，寫下許多反映戰爭現實的戰地報道，并以此創作了長篇小說《三千里江山》。資中筠曾回憶，“我開始知道（楊朔）這個名字是抗美援朝小說《三千里江山》，那個時期這本書堪稱家喻戶曉。”因此，楊朔最初是以紀實性的報告文學為人們所熟知的。

如今我們熟悉的楊朔散文，是一種兼具細膩與平實的“詩化散文”。所謂細膩，是著眼點小，往往從細微處蕩開，用“不蔓不枝”的筆觸描寫事物。比如在《茶花賦》中說：“云南的春天卻腳步兒勤，來得快，到處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動花事。”對比之下帶人進入“花的世界”。《雪浪花》中，借姑娘的疑問，引出老漢“礁石被浪花咬”的趣論，又進一步對世事滄桑的感想和慨嘆。所謂平實，是寫人物生動可感，如在目前。比如《香山紅葉》寫“老向導交疊著兩手搭在肚皮上，不緊不慢走在前面，總是那么慢言慢語說。”《荔枝蜜》中作者和老梁的一番對話，寥寥數語，蜜蜂的生存狀況，便由養蜂員和盤托出，從而引發作者思考。

楊朔散文不僅關注生命，更關注人和萬物。他時時刻刻注視著人群，關懷普通人的命運。這一特點在楊朔關于朝鮮戰爭的寫作中，便可窺見端倪。像《朝鮮前線的另一種戰斗》等文章，都從百姓真實生活入手，表現對美軍的同仇敵愾，及其他們飽受戰亂之苦的生活。這種真實而細膩的描繪，建立在楊朔多年的記者經歷上。與同時期的許多作家一樣，楊朔是一位“在現場”的創作者，正是有了記者的閱歷、目光與胸懷，他才能在散文作品中體現出獨到的洞察力。《雪浪花》的老漁民，《蓬萊仙境》的婀娜姐姐，《香山紅葉》的老向導，《櫻花雨》的君子……所有這些鮮活的人物，是一個人，更是一群人。

寫個人，是為了書寫一個時代。楊朔散文雖然以詩意著稱，卻從來不會遺漏時代的宏大命題。他往往通過帶有“個體性”的小切口，建立個人與大時代的關聯，力求“從一些東鱗西爪的側影，烘托出當前人類歷史的特征”。從美麗的茶花想到祖國的欣欣向榮，從辛勤的蜜蜂聯想到勞動者的偉大，從紅葉顯示出老者的飽經風霜、歷久彌堅的風貌……凡此種種，已經將文章的主旨，引向更宏大的方向。如果說優美的語言是楊氏散文的外在特征，那么，始終注視吾土吾民，正是其創作的內核。

“蜜蜂是在釀蜜，又是在釀造生活。”楊朔正是將那飽含著血與汗、淚與笑的生活，釀成了回味悠長的清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