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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于堅論》 作者：霍俊明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7月 ISBN ：978-7-5212-0401-8

楔?子

石家莊西郊鹿泉，燕趙龍鳳陵園公墓。

陳超（1958～2014）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墓碑正面是青銅雕像的側影），有于堅工整抄錄的陳超生前的詩句——

爐膛里泛潮的木柴軋響

拈骰子的游戲已到收場

無意中我拉開店門

噢天空迸涌著雨后的月光

右錄故友陳超詩

蒼巖山雨中羈留二日之七

乙未春于堅

在2017年深秋，和我同行去石家莊的沈浩波以及王單單、嚴彬都夸贊于堅的書法很棒。

我目睹的卻是但丁的隱晦的樹林和四處的哀鳴。這正是詩人的心象對應，正是精神的煉獄、靈魂的盤詰，以及終極關懷的本質化回聲：“我們就走進一個樹林，那里沒有一條路徑可以看得出來，也沒有青色的樹葉，只是灰色的；也沒有平正的樹枝，只是糾纏扭曲，多節多瘤；也不結果子，只是生著毒刺……我聽見悲泣之聲從四面送來，但是又看不見一個人，因此嚇得我呆在那里。我相信我的老師以為我在那里想著，這些聲音是從那些躲在樹林里的靈魂發出來的。”①?這個古老的回聲在今天仍在繼續。

我記得駱一禾在一首詩中有這樣的句子“黃花低矮卻高過了墓碑”。那一截石碑在時間和塵世面前可能是微渺而不值一提的。詩人就是在精神隱喻層面撰寫墓志銘的人。確然，從終極意義上考量，詩人不僅為自己寫下了特殊的墓志銘，而且也鐫刻出了人類共同的難以規避的命運。詩人在精神隱喻上而言應該寫下永生之詩。由此考量當下的中國詩人，這樣的詩人存在嗎？也許一切都是未知，也許有人也已經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面對于堅這樣一個龐大強勢的文學世界，很容易把閱讀者和同行們吸附進去，或者成為于堅“原文本”的復述者。而無論是整體研究一個詩人，還是解讀一個文本，無論是在奧登的時代還是在當下突飛猛進而又不可思議的中國，很多批評家都在重復著兩種行當，“我們的時代出現了兩種批評家，檔案學家和密碼學家。前者帶有謹慎的精確去收集發表關于一個作者生平的所有能發掘出來的事實，從他的情書、宴會請柬到洗衣賬單，并設想關于這個人的一切事實，無論多瑣碎，都有助于闡明他的寫作。后者對待作品的時候仿佛它是一個匿名的、極度難懂的文本，而且它是用一種私密的語言寫的，如果沒有專家解碼，普通讀者休想讀②?現在人們談論于堅，對于那些有著先鋒詩歌史常識的人都會想到八十年代的“他們”。

陳超當年在八十年代最為看重“他們”中的于堅和韓東。

韓東，盡管是哲學系畢業但是卻從來不在詩歌中炫弄知識，而恰恰是在口語中呈現還原姿態和平民意識。敏識的陳超極其精準地指出韓東作為“他們”的領軍人物自然有“領袖欲”，但是韓東可貴之處在于僅僅是提供一種姿態或可能性就趕快擺脫追隨者而繼續向前。陳超與韓東的見面是在江蘇淮陰，當時是已經漸漸潮熱起來的五月底。那時韓東還穿著高幫鹿皮靴。與體質略顯單薄、白皙，態度持重的日常交往不同，韓東在此次會議上的發言給人的印象卻是不留余地、咄咄逼人、鋒芒畢露。此次會上，韓東的發言正是后來影響巨大的《三個世俗角色之后》。而當1991年陳超陸續在刊物上讀到韓東的小說時，陳超的第一感覺是有些震驚——詩歌使韓東厭倦了嗎？

由韓東和八十年代，我們自然會想到另一個精神體量同樣龐大的詩人——于堅。

盡管于堅是四川人，但是因為他母親是昆明人的緣故，于堅在陳超看來屬于典型的高原土人——矮小、較胖，神情憨厚，眼神固執而明亮，自負而堅忍，適度而又有些世故，“在我的朋友中，于堅是極少數的那種深悟自身素質的人。這使他的寫作，一直保持著恰如其分的適度：個人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結合。酒精、聚會、釣魚和網球，并沒有使他的詩歌表現得興致勃勃、潦草和迷惘。他有時也贊賞別的詩人，但更像是在盡朋友的‘義務’，言不由衷，含有遷就所有同仁的‘集團主義’動機。這也許說明于堅老于世故，也許說明于堅對自己聲望的估計。或兼二①?第三代“龍頭”詩人于堅是陳超相交三十多年的好友。詩人們普遍認為于堅是后現代“怎么都行”的隨意的人，陳超卻認為于堅其實是特別認真、忠厚的人。在《于堅之“明白”》中，陳超寫道：“某年我‘挈婦將雛’要到云南幾個地方一游。提前給于堅通了氣，無非是到昆明聚一下的意思。沒曾想很快接到于堅回信，要我制定嚴格的‘旅行日程表’馬上發他，要具體到某日到某地，怎么玩、住、行，如此等等。他馬上將安排云南數地朋友按時接應我們。我的行程全無計劃，一貫喜歡浪哪兒算哪兒。望著于堅鉚工車間‘工長日志’般的周詳，我和妻子深為感動。為了朋友能玩得開心、方便，他要不厭其煩將細節搞‘明白’，蘿卜未至坑先挖好，免得露天曬蔫。嚇得怕給人添麻煩又做事率性的我，決定先不予回答，自己各處瞎玩了十天，最后才流竄到昆明……更奇的是，于堅的‘明白’還帶跨時空的。某年某月，于堅來信請我到北京觀看由他創作、由牟森導演，先鋒‘戲劇車間’演出的詩劇《關于“彼岸”的一次漢語詞性討論》。我答應會去的。可由于來信距演出日還有近一個月，再加上我常年混跡詩壇，深知詩人們說話靠譜兒的時候不多，就想，到時他會再具體通知我的，遂把這事給撂忘了。某天，接到于堅來信，劈頭就問：‘陳超：你怎么沒來？說好那天的……’這種不管多久前說一遍就必須算數的作風，真讓我慚愧呀。于堅就是這樣的人，長相糊涂得大而化之，內心卻明白纖敏，鉚件兒般嚴絲合縫。有時我會打趣他說，這位老哥哥因自小注射過量鏈霉素使雙耳重聽，是否他永遠學不會‘聽話聽聲兒，鑼鼓聽音兒’？在他這兒，話就要‘說清楚，講明白’，言必信行必果，一句算一句，不能含混敷衍浪費耳力。”①?

這段印象，真是傳神得很！

于堅的現代詩話《為世界文身》與陳超的《詩野游牧》同時出版。在我看來，這不是一般意義上向傳統“詩話”的致敬，而是他們多年來自身詩學建設本源性的一部分，來自于其詩學話語的核心。這種“現代詩話”是直接關乎生命與詞語、精神之間相互打開的方式，是趣味，是性情，也是個人詩學的信仰。正如陳超所說“現代詩話”像哈根達斯一樣“教我欣喜，感到甜”。而早在1994年出版的《生命詩學論稿》這本書中，陳超關于“現代詩話”的話語方式就已經初步建立。“現代詩話”做到了詞語和精神之間凜冽而溫暖的相互激發、性情與知識的彼此映照、經驗與感應的契合、理性與感性的對應、敏感與自持的有效性平衡。沒有對詩歌創造性的秘密和深隱的意趣深有同感和徹悟的人，沒有對詩歌創作的細節和蛛絲馬跡、草蛇灰線抱有探幽燭微能力的人，沒有對詩歌的閃電具有探雷針一樣敏銳和領受力的人，是不可能產生這種近乎于“詩話”但又具有明顯差異性詩歌批評話語方式的。再者說回來，“新詩”這種特殊的話語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拒絕“詩話”的，尤其是對于那些傾心于修辭炫技和詞語智力游戲的文本而言更是如此。“詩話”的吉光片羽的閃現，儉省詞語與機心妙得的個人修為確實能夠支撐詩歌這種特殊文體的核心，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容易造成某種程度上因話語“縮小”方式所帶來的“整體性”架構的喪失和弱化。而于堅等人的“現代詩話”則一以貫之地深化了這種“整體性”——批評文本與靈魂高度之間的互相激發和激活、創設。這實際上也是對批評家自身的生命力、活力、性情、趣味、興味的超級難度的考驗。

由于堅的詩作我想到的是當年一個詩人在田納西州的山頂所放置的那一個語言的壇子，這就是詩歌的可能性——“我把壇子置于田納西州，/它是圓的，立在小山頂。/它使得散亂的荒野/都以此小山為中心。//荒野全都向壇子涌來，/俯伏四周，不再荒野。/壇子圓圓的，在地上/巍然聳立，風采非凡。//它統領著四面八方，/這灰色無花紋的壇子。/它不孳生鳥雀或樹叢，/與田納西的一切都不①?

壇子是一個日常景觀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物什，但是作為語言世界中的意象卻在一瞬間就成為周邊事物的中心和頂點。這一切都要歸功于詩人的精神照徹。而多少年了，在我的閱讀生活中我只有偶爾幾次與幾個詩人的“壇子”和“中心”相遇。那一刻曾經被刻意縮小的閃電瞬間炸裂、迸發出來。詩歌是經驗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甚至超驗的，日常的神秘似乎就在那些被我們忽略的灰色的沒有花紋的壇子上——它安靜堅實卻又容留了無邊無際的風聲和喧囂。這再次回到了詩與真的問題。這讓我想到當年波斯詩人魯米的詩句：“當我被毀壞，我同時也在康復。/當我像大地一樣安靜堅實，那時候/我便可以用低低的雷聲與眾人講話。”①?在于堅等少數幾個詩人這里，我找到了能夠與史蒂文斯的“壇子”具有互文和重新發現性的那一“中心”。這一“中心”又近乎耳側低低的雷聲縈繞。

評價同時代人的寫作注定是困難的。

羅蘭·巴爾特認為同時代就是不合時宜。而茨維塔耶娃對里爾克的評價正是“里爾克既不是我們時代的定購物，也不是我們時代的展示物，而是我們時代的對立物”②。在一次南行高原的列車上，隔著玻璃窗我看到綿延的雪峰間巨大的銀白色風車。風車的葉片閃亮，山峰褶皺間是濃密得化不開的陰影。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追問的是在“同時代”的視野下一個詩人如何與其他的詩人區別開來？一個真正的寫作者，尤其是具有“求真意志”和“自我獲啟”要求的詩人他必須首先追問和弄清楚的是同時代意味著什么？我們與誰以及什么同屬一個時代？有人已經給出了答案：“真正同時代的人，真正屬于其時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與時代完全一致，也不讓自己適應時代要求的人。”③?因此，我們可以說從精神的不合時宜來看詩人是真正的同時代人。即使不大聲說話，甚至只是沉默和噤聲，但這同樣是一種“精神成人”的獨立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