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帆

1980年生于山東濟寧。2011年與李陽執導《李獻計歷險記》上映。2014年執導《同桌的你》上映，獲第21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組委會大獎。2019年執導《流浪地球》上映，躋身一線導演行列。

印象

成功之后仍然淡定

做好準備接受新挑戰

印著“流浪地球”LOGO的黑色T恤，牛仔褲，整齊的短發，下巴上密布胡茬兒，嚴肅時表情淡定，笑起來又有些夸張。從去年到今年，兩次在上海電影節見到郭帆，看上去他沒有絲毫變化，但只相隔一年，他已成為炙手可熱的新銳導演、中國科幻片開創性的人物。“因為我們干過《流浪地球》，才知道這條路有多難，有多大差距，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和自滿。”從言語中可以感覺到，他做好了面對更大挑戰的準備。

1980年，郭帆出生在山東省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3歲上幼兒園時喜歡畫畫，小學時拿過全國少兒書畫大賽繪畫組冠軍。高中畢業后，他考入海南大學學習法學，但畢業后沒做相關工作，而是進了旅游衛視一檔音樂節目的節目組。

2011年，郭帆跟李陽共同執導電影《李獻計歷險記》，這部電影經歷了票房慘敗。他這個人比較鉆牛角尖，不肯就此失敗，而是寫了長達3萬字的總結，找出各部分出現的問題，也想到了一些解決辦法，明白了觀眾想看什么，不想看什么。到拍第二部電影《同桌的你》時，2000萬元的成本，拿下4.5億元的票房，位列2014年國產片票房第10名。

中影制片分公司的人找到郭帆談合作，他們當時有三個劉慈欣的科幻小說版權，分別是《流浪地球》《微紀元》和《超新星紀元》，郭帆想選《流浪地球》，他覺得更容易與觀眾產生共情。中影公司原本計劃邀請詹姆斯·卡梅隆、阿方索·卡隆、斯皮爾伯格這一類大導演來執導《流浪地球》，但沒人愿意來中國拍科幻片。中影公司又考慮過國內一線導演，也沒有人愿意接。就是在這樣一個臨界點上，選擇郭帆，也是抱著賭一把的心態。

那時郭帆常約朋友聊《流浪地球》，好友龔格爾說：“我幫你。”龔格爾是天津大港人，出演過《同桌的你》，有他在，郭帆覺得踏實。拍《李獻計歷險記》的攝影師劉寅、參與過《三體》項目的美術郜昂、做過《尋龍訣》視覺效果的丁燕紛紛加盟……接下來四年多時間，經歷了拍攝超期、資金超支、資方撤資等噩夢后，“活下來，別賠錢”成了郭帆當時最大的愿望。

《流浪地球》最終讓觀眾沸騰了。郭帆感念觀眾的寬厚，卻在心里壓制住了這種“沸騰”，他說：“這個影片它真實、客觀的水準放在那兒，咱們實際有多大的差距，咱們心里自然清楚。”成功之后，他始終保持淡定和從容，這種心態，讓他能走得更遠更長。

拍《流浪地球》就是手工作坊

經驗沒有太多，但教訓有很多

記者：《流浪地球》大獲成功，沉靜下來之后您在做什么？

郭帆：拍了這部影片，我們覺得有很多經驗教訓在里面，所以我們要總結。我們開過一次會，做了詳細的計劃，之后我們又做了詳細的調研，大概分兩輪，在全國一二三線城市做調研，還要做線上大規模調研。調研目的是我們之前沒有目標，但我們現在終于有這么一個片子了，相當于有一個抓手，基于這個抓手，基于現在這部影片去除掉觀影情緒之后，電影本體的問題在哪兒？大家的預期值在哪兒？這是我們調研的目的。這里面還有關于美學的調研，我們設計的衣服好看不好看，是不是有點兒大？這些事會指導我們今后的作品應該怎么做。我們也在做更多的梳理和總結，當我們有一些階段性成果的時候，我們會分享給大家，希望大家能夠更多地討論，給我們反饋。

記者：作為一部科幻電影，《流浪地球》拍攝過程中必然會使用到很多技術，涉及到電影工業，您認為我們現在電影的工業水平處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

郭帆：其實拍《流浪地球》的時候，我們是處在工業化最開始的階段，因為我們也沒有那么多錢。前段時間我去《封神》劇組探班，看了他們的工業化系統，覺得很震驚，特別棒。我覺得跟他們相比，我們拍《流浪地球》就是手工作坊，可能連手工作坊都不算，而是畜牧業，我們工業化不足的時候，都是拿人肉填的。是在不休不眠的狀態下完成的。所以我們影片拍完之后經驗沒有太多，但教訓有很多。很多時候覺得沒有任何可以值得自滿的，因為我們干過《流浪地球》，才知道這條路有多難，有多大差距。

記者：如何讓觀眾更快地融入一部科幻電影，在這方面拍《流浪地球》時您做了哪些嘗試？

郭帆：我們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違和感。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方說我們看“鋼鐵俠”，如果摘掉面具露出一張東方人的臉，你會覺得有差距，覺得不舒服，因為我們建立違和感是需要時間過渡的。我們沒有科幻基礎，所以要在進行的過程中不斷去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用什么樣的樣式、形狀和顏色，才會讓觀眾覺得舒服。對于中國美學來說，提到科技、科學，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藍色，這是往外推的感覺，冰冷的、理性的，而《流浪地球》你會發現出現更多的是紅色、黃色、青色的畫面。

對土地的情感是中國人固有的

這是我們的文化內核

記者：您作為中國最成功的科幻片導演，覺得現在中國的科幻片應該拍什么樣的內容？

郭帆：首先要建立一個世界觀。我們知道科幻片跟現實主義題材不太一樣，比如說一部電影，講的是上世紀90年代上海的故事，上海是一個現實世界，所以觀眾不會對這個故事產生懷疑。但是在科幻片里，世界是要被重建的，往往會講幾十年之后的未來，或者講過去，這些世界并不是真實存在的，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世界，第一要義就是讓觀眾相信。如果觀眾不相信這個世界，也就不會相信里面的人物，也不會相信里面的情感。所以相信是最大的。

記者：如何讓沒讀過原著的觀眾去理解這個世界觀？

郭帆：這就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比如說中國特別著名的電視劇“86版”《西游記》，它在拍攝之前就已經跟很多觀眾達成了一個協議，這個協議就是我們對《西游記》的世界觀不會較勁，我們不會懷疑豬八戒為什么長成這樣，孫悟空為什么長成那樣，我們提到孫悟空一定會想到猴子的樣子。所以今天我們做《西游記》的時候，我們都不較勁。現在我們和科幻還沒有達成這個協議，需要慢慢地建立，直到大家就像接受《西游記》里面的設定一樣接受我們的科幻片，才可以構建出科幻的土壤。

記者：怎么才能拍出屬于中國的科幻片？

郭帆：拿《流浪地球》來說，我們面臨大危機的時候，離開的方式是帶著地球逃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西方科幻片，當大危機出現的時候，就選擇跑，而我們是選擇帶著家一塊離開。這是不太一樣的，因為對土地的深厚情感是中國人固有的，這是我們的文化內核。文化內核才是一部電影的靈魂。我們可以看李安的《喜宴》，有一段特別詳細地講父親做菜的過程，怎么燉一只雞，非常接地氣，符合中國人的邏輯，中國人特別容易看明白，同時還有強烈的情感共鳴，因為父親對孩子的愛，這些是我覺得特別符合中國文化特征的地方。所以那個橋段是其他國家的人拍不了的，這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放大它。

記者：您覺得中國的科幻片處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

郭帆：國家夠強大，我們才可以拍科幻。這個順序是這樣的，我們現在容易做的是災難部分，另外是太空的冒險部分，這都是有現實依托的。人工智能可能要比外太空戰爭更好一點，因為我們的人工智能越來越接近真實的生活。超級英雄可能還需要等一段時間，但我最近看了電影《刺殺小說家》的一部分剪輯，里面有一小部分關于超級英雄的東西，處理得挺好的，我覺得也許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如果這個故事只有中國人能拍

那就是具有中國文化特征的故事

記者：現在也有一種軟科幻的電影，是否比科幻片更容易理解一些？

郭帆：我個人建議在現階段先盡量不要做軟科幻，因為這里有一個邏輯順序。好萊塢做了很多軟科幻，硬科幻也有，但硬科幻其實是基礎和土壤，他們用了幾十年時間鋪設這個土壤，才可以種下種子，才可以有收成。做軟科幻前端要構建世界觀的過程，跟做硬科幻是沒有區別的，目標都是要讓觀眾相信。如果你想讓觀眾相信，你做五六十年后一個機器人和姑娘談戀愛的故事，需要設定的世界觀和《流浪地球》需要設定的世界觀區別不大。整個世界觀的設定，對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環境的設定都做完，包括未來100多年的編年史，包括大量名詞解釋，你會發現，做硬科幻和做軟科幻沒有區別。在中國科幻類型還沒有完全確定的前提下，我們需要一步步鋪墊和積累。

記者：如果給您100個劇本，您根據什么挑出您想拍的那個劇本來？

郭帆：重點是判斷故事好與壞。我認為有兩個點，第一個是強烈、共情的，第二個是鮮明的文化特征。因為從電影來講，我們最大的弱項是我們電影的工業化，我們最大的優勢其實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看到100個劇本，你怎么選？你按照一個好故事的標準來選，100個劇本能夠刷掉95個，還剩下5個，基本都是好故事。這時候再增加一個標準，看它有沒有強烈的中國文化特征，如果有，我們就選擇做這個。這個強烈的中國文化特征如何界定？你可以去思考一下，這個故事是不是中國人、美國人、俄羅斯人都能拍？如果都能拍，那就不選。如果只有中國人能拍，那就是具有中國文化特征的故事。

記者：您如何看待電影工業化這個問題？

郭帆：拍了《流浪地球》，我才知道我們的差距有多大。舉例來說，劇本的格式，很多人覺得為什么會較勁這些格式？但是你想過沒有，幾乎每一個官方的文書、文件，都是有一個工業化標準的。同樣的字號是為了高效，劇本格式會讓劇本變得不僅僅是紙上印的字，而是越來越數據化，通過軟件變成大數據庫。我們的劇本格式就是工業化標準中一塊塊的磚石，沒有這個，就不會砌成墻。我希望能不斷地去完善、實踐，我們的工業化才能走得更好、更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