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提及20世紀對中國讀者影響最大的國外作家，海明威這個名字，大概不會有人遺漏。《老人與海》為海明威贏取了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在內的一世盛名，那些讀著《老人與海》長大的年輕人，如今在自己孩子的必讀書目里依然能找到這本語言簡單樸素，精神質地卻格外硬朗厚重的作品。

雖然距離海明威誕生已過了120周年，當我們重新回望煙云厚重的20世紀歷史，依然難以找到在人生經歷的豐富性上能與之匹敵的作家。歷經兩次戰爭、兩度飛機失事，當過記者、斗牛士、拳擊手、獵人和漁夫，這位把自己的人生活成傳奇的美國作家似乎成為某種“硬漢精神”的代表，而他以雙桿獵槍轟轟烈烈結束自己一生的行徑，則為傳奇賦予了一個悲劇意味濃烈、煙花般的收尾。

近期，在中信·大方所推出的六本《最后的訪談》中，關于海明威的一冊赫然在目。在一生所接受的最后幾次訪談里，對于自己戲劇性的一生，海明威依舊刻意回避，也保持著對于記者時而熱情、時而刻薄的兩面性態度，并且關于寫作這件事，他向來堅持“說出口，要寫的東西就溜走了”，盡管如此我們仍得以與部分真實相見——從渴求名聲，到獲諾獎后為名聲所累，海明威一生最大的敵人始終是自己。

在圍繞該書展開的紀念海明威120周年誕辰活動上，翻譯家黃昱寧提出的觀點不可謂不尖銳：當如今我們看待海明威時，是否會意識到，“硬漢”這一詞，或許是海明威給自己所定下的最鮮明的“人設”。

眾所周知，相對于阿加莎·克里斯蒂那樣當著家庭婦女、卻輕輕松松地在筆下描述各種謀殺事件的作家相比，海明威完全是另一個極端的代表：他的人生是他整個文學生涯、作品體系里不可或缺的那一部分。正如海明威自己所言，作家的身份只是進行創作的工具，而創作本身才是永遠最重要的事——這一行為和思維關聯，和生活本身亦緊密結合。“當作家故意退出生活，或是因為什么毛病被逼退時，他的創作能力會逐漸萎縮，就像人的四肢一樣，如果不用它們的話。”1954年底所說的這段話，仿佛是他對自身肉體老去、被傷病困擾之下的某種預言——在遭遇兩度飛機失事而嚴重受傷，并因此錯過諾獎頒獎時，仍在恢復期的海明威尚不知道，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說作品業已完成，剩下的時光，是周而復始的情緒起伏和記憶閃回，以及無止境的疼痛。

“海明威生活的年代，也是美國傳播業大發展的時候，作家不再是一個藏在文本后面的人，無論是雜志訪談，還是其他傳播方式，通過這些手段，塑造一個統一的個人形象是可能的，這一形象對海明威來說，就是硬漢形象。”黃昱寧說，“倘若海明威活在當下，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就是很有‘網感’，他也許能成為‘網紅’。”從作家與傳播手段的關系切入，黃昱寧認為，海明威既很好地利用了傳播手段，又為其所累，在這一點上，他與當時時代的緊密結合，也是使他成為“標志性人物”的一個因素。盡管多次否認，海明威始終被定義為“迷茫的一代”背景下的代表性作家。從《太陽照常升起》的問世，他所刻畫的“無意義生活”狀態下的男女，就與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一同勾勒了戰后經濟發達和年輕人價值觀的“真空狀態”。連同福克納、多斯·帕索斯、E.E.肯明斯、T.S.艾略特和湯姆·沃爾夫等共同構成了美國文化歷史上頗為少見的由一群作家代表一個時代的例子。不久之后，他們在各自的創作道路上分道揚鑣。無論如何，這一時期作家們相互印證的寫作，使時代切面如同被影印一樣忠實留存了下來。

究其一生，海明威的愛好始終充滿對抗性：拳擊、斗牛、釣魚、打獵……這種對抗性不僅是他的興趣所在，更體現在了他對于文學和人性的關照中。“在海明威的人設里，有一種對抗性的存在——就像他所說的，‘人可以被毀滅，但不可以被打敗’，他的一生，無論是作品內還是作品外，都在踐行斗士的生存準則。他是一個矛盾體，至少在公眾面前，他一定要保持對抗到底的形象。”黃昱寧認為。這種對抗性，也體現在他與同時代作家的緊張關系上——不僅在作品中，許多以往的友人被他“對號入座”，這甚至是他腦海中無法根除的一種偏見：他有一種古怪且不得體的沖動，總是要與他同期作家的名望針鋒相對。“從格特魯德·斯坦因、舍伍德·安德森，到艾略特、菲茨杰拉德、沃爾夫等，提及他們的名字時，他無一例外地都要攻擊那么一兩下。”在與海明威共處兩日之后，采訪者羅伯特·曼寧最直觀的感受，也是不少親近他的人曾經共同的記憶。

作為一名曾經的記者，海明威的文風的確受到新聞寫作方式的影響，就像譯者湯偉翻譯時的感受：簡潔明了、節奏分明，善于勾勒和描述，越簡潔，對翻譯者的壓力越大。“翻譯《老人與海》，老人到船上去拉漁線，他用了100個‘拉’，但你如何翻這100個‘拉’，既尊重原著又考慮了讀者的感受，這一點非常難。”但就像海明威所倡導的“冰山理論”，事實永遠不限于他所表露的那些，體驗也并不是，讀者需要仰賴自己的常識和經驗進行補足，方能得以一窺他真正的思想世界。但即便無法得觀冰山的全貌，也并不影響水面上那部分的閱讀體驗。正如黃昱寧所言，海明威是一個被經典化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成就是沒有爭議的。“1960年代許多極簡派的寫法受到了海明威寫作方式的影響，而‘冰山理論’更是影響深遠，學習寫作特別是學習短篇小說寫作的人，是繞不過海明威的。”

羅伯特·曼寧說，海明威身上有一種濃烈的風格：“他讓自己能夠輕易地被拙劣地戲仿，卻不可能真正被模仿。”這就像后世人們對于他的評價——在身為嚴肅作家的同時，海明威身上有一種文化偶像的氣質。在因為各種歷險經歷而傷痕累累、以及經歷了四次婚姻和朋友的陸續疏離后，海明威已經在“硬漢”的角色里禁錮了太久，卻不知如何擺脫。“他對自己的‘人設’看得那么重，也不愿意在別人面前示弱，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對他來說不是一個最壞的選擇。”黃昱寧說，“對他來說，最悲劇可能是大家都看到他被打敗的樣子——他選擇不被打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