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作家群的文化意義，通過雪山話語的建構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體現。澤仁達娃長篇小說《雪山的話語》從題名上昭示了康巴作家群文學創作的文化指向性。它不僅隱喻了康巴作家群所在的康巴藏族地區的獨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而且凸顯著這些文化同外來文化的碰撞、交流與對話。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紀之交康巴作家群強勢崛起意味著全球化與文化多元語境下古老藏族文化重新煥發了青春與活力，重新鍍亮了金色的光芒。

康巴文化的發掘與建構

作為以藏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居住區，康巴地區地處青藏高原東部，遍布高山大川，地形地貌獨特，幅員遼闊，歷史悠久，雪域文化光輝燦爛。康巴作家群生長在康巴地區的文化熱土上，對康巴文化既親近又熟悉，既熱愛又敬畏，懷有深摯的文化認同感，并把發揚光大康巴文化作為神圣的歷史使命。對他們來說，文學就是他們實現這種歷史使命的重要手段。

在康巴作家群的筆下，康巴文化厚重、大氣、剛健、雄闊、豐贍，如歌如詩，并水乳交融地滲透在雪域民族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康巴高原的雪山、江河、草原、村莊、寺廟、田野乃至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富于濃厚的文化意味，都包含著濃郁的人文情懷。尤其是康巴高原的雪山、江河都是文化的載體：圣潔的雪山是凈化人的心靈的圣境，是人們的心靈棲居之地；奔騰不息的江河凝聚著強悍的民族魂，如同康巴漢子奔涌的熱血。康巴作家從地域文化、倫理文化、民族生存文化與宗教文化等不同的角度、維度對康巴文化進行了富于創造性的解釋。格絨追美長篇小說《青藏辭典》實則是一部包括康巴文化在內的青藏文化辭典。就其對康巴文化的解釋而言，無論是康巴地區的山川人物還是草原風習，都構成了康巴文化的典型符碼，隱喻著康巴文化的獨特內涵，讓人感受到康巴文化的潔凈、瑰麗、剛健、雄奇與神性。在達真長篇小說《康巴》中，誠信是康巴文化的一個重要維度。比如，在康定城里，鍋莊與商家之間的生意伙伴關系一旦確定就會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不變，靠的正是他們之間達成的一種特殊的契約，這種契約便是“心誠”。在雍措長篇散文《凹村》中，康巴文化則展示為淳樸鄉村的美，一種恬淡的生活情調，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畫面，一種人對于土地的深情依戀與熱愛。正如雍措在《〈凹村〉創作感言》中所說：“凹村是美的，她的美表現在每一個凹村淳樸的人和每一件我講述的事件上；凹村是美的，她的美表現在雨中、風中、說話聲中及凹村一切生靈中。”在亮炯·朗薩長篇小說《尋找康巴漢子》中，康巴文化滲透在康巴漢子的文化骨髓之中。對小說中的康巴商人來說，信譽是為人處事的第一法則。正如小說所描述的那樣：“我們藏人說，一個人的生命能值一百頭牦牛，但信譽卻能值一千匹駿馬！”他們把信譽看得比生命還重，世代傳承，發揚光大。而對小說主人公尼瑪吾杰來說，康巴文化就是一種舍小我、求大我，為了改變家鄉貧困面貌、帶領鄉親脫貧致富而貢獻青春、智慧與力量的大愛，一種與時俱進、聽從時代召喚的新康巴精神。亮炯·朗薩還在另一部長篇小說《布隆德誓言》中直接解釋說：“藏族人最信奉誓言，相信語言的魔力，相信身、語、意表征出的證悟，相信唇舌間發出的咒語和誓言。他們希望，語，不能有妄語、惡口、綺語（花言巧語）、兩舌這四惡，什么話語只要是從心生，一旦說出，就是神圣的，就要踐行，就要為此努力。”這些話更加證明了誠信文化在康巴文化與藏族文化中占有的極其重要的位置。在阿瓊長篇小說《渡口魂》中，康巴文化濃縮為通天河（長江玉樹段）畔的“渡口魂”。所謂“渡口魂”，正如小說中守護渡口的直本家族重要傳人“爺爺”臨終時告誡其后代所說：“要把渡口的靈魂傳承下去，讓直本的后人秉承做事公正、做人真誠、凡事懷有悲憫情懷、信守諾言、為人處世不碰觸道德底線……”滲透在“渡口魂”中的，還有對生命價值的珍重與守護，對金錢、權勢、名聲的淡然處之，對親情的珍視，人與人之間的真誠相待，永不舍故土的情懷，對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對民族和國家的熱愛，以及“順命而不從命”的處世哲學。

康巴作家群還挺進到雪域文化的深處，努力地解密藏族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文化秘碼，尋找高原民族的生存之秘。對生活在康巴地區的藏族來說，雪域高原一方面為他們的生活增添了無限的詩情畫意，另一方面也為他們制造了異常艱難的生存環境。從社會角度來說，部落之間為了生存也充滿了嚴酷的競爭，戰爭因此難以規避。然而，作為康巴地區的主人，無論生存環境如何惡劣，無論社會環境如何動蕩，康巴藏族都始終執著地生存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都始終追求著美好的生存夢想，并錘煉出了卓越的生存智慧。嘎子長篇小說《香秘》所表達的主題正在于此。小說取名“香秘”，其字面意義指的就是“香格里拉”或“香巴拉”的“秘密”。“香格里拉”與“香巴拉”含義相同，是藏語中與“穢國”相對的“凈土”，在小說中則是藏族部落所向往與追求的理想棲居之地。小說的主題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得以展開。一方面，無論付出的代價有多大，執著地追求“香巴拉”是阿注藏族部落無可動搖的生存理想。比如，為了渡過冰河，帕加頭人忍痛讓女婿洛爾丹犧牲了生命。另一方面，一個民族要生存繁衍，光靠勇氣與意志是不行的，還必須具備智慧。阿注部落之所以以聰明的狐貍為圖騰，就是因為狐貍是具有生存智慧的動物。他們在更換部落頭人時，對頭人的一個首要要求便是具有帶領部落生存下去的智慧。這一點，在帕加頭人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現。他為人精明，見多識廣，社會經驗豐富，有著大局觀念，能夠在帶領部落生存的過程中一一化解危難，因此成為了阿注部落頭人的不二人選。他說：“阿注的漢子們，紅狐貍祖先給了我們強健的身體，也給予了我們聰明的腦袋。我們不僅要用力氣去拼命，還要有狐貍一樣的智慧。”

以藏族作家為主體的康巴作家群對藏傳佛教表達了極其崇敬的心情，并通過文學作品給予了高度的禮贊。藏傳佛教提倡尊重生命，取締殺伐，反對戰爭，提倡善行，重視精神修養，強調遏制人的貪欲等等，都體現了人類向善向上的努力。在長篇小說《青藏辭典》中，格絨追美這樣描述：“活在追求功名利祿的塵世中，佛陀的智慧猶如一劑清涼的甘露，時時讓我們警醒。”在尹向東長篇小說《風馬》中，佛法精神在日月土司的長子江升身上得到了有力的彰顯。江升一心禮佛，誠心修煉，廣施治病救人的善舉，受到貧苦藏民的敬仰與愛戴。

就對康巴文化的發掘與建構而言，康巴作家群展示了康巴文化的獨特價值，卓有成效地發掘與闡釋了康巴文化的豐富內涵，也表征了全球化語境下民族地域文化的豐富多樣性。

歷史反思與現代性反省

對康巴地區民族歷史特別是康巴土司歷史的深刻反思與對康巴地區現代性進程的理性反省，是康巴作家群建構雪山話語的第二個重要路徑。他們對康巴土司歷史的書寫，往往又不約而同地集中在對清末與民國年間康巴土司歷史的書寫上。康巴作家群在對康巴地區進行歷史反思的同時也自覺地對現代性后果進行了反省，表達了對現代性的深切憂慮。

盡管康巴文化是那樣的璀燦奪目、具有神性光芒，但康巴作家群卻在對康巴土司制度的書寫中一致發現，康巴歷史的深處充滿了“吊詭”與悖謬。在長篇小說《雪山的話語》中，康巴土司的歷史就是一部荒誕而血腥的權力、土地與財富的爭奪史。為了保持軍隊的強大，貢瑪土司不惜禮賢下士將江湖英雄豪杰美朗多青招募到麾下，尤其是不惜高昂代價將美朗多青從死神線上拉了回來。對他感恩戴德的美朗多青由此心甘情愿地為他賣命。當美朗多青對他的尊嚴有所冒犯之后，他對美朗多青的仇恨早已埋藏在心，只是因為政治需要選擇了隱忍。當他漸漸老去，當他感到開始受到藏民擁戴的美朗多青將會威脅到他的土司繼承者的地位之時，他果敢、陰鷙地運用極其殘酷的手段將美朗多青的雙眼弄瞎、左手砍斷。古朗土司因為垂涎哥哥的土司權力，用重金收買三個殺手殺害兄長取而代之。為了逃避在拉薩學佛的弟弟的指責，為了欺騙世人，他又編織彌天大謊，對外宣稱哥哥是仇家殺害的，然后將原來的三個殺手陰謀殺死，同時達到殺人滅口的目的。但殺害同胞兄弟的古朗土司沒有想到命運對他的捉弄，僅僅5年之后，他便死于朗吉杰布的刀槍之下，土司地位也被后者取而代之。在尹向東的《風馬》中，清末與民國年間的康定歷史就是外部勢力與本地土司的權利角逐史，也是本地土司的衰落與覆亡史。在“改土歸流”的大趨勢下，面對強大的清末軍事力量與民國軍閥的打壓，統治康定數百年的日月土司江河日下，朝不保夕。土司江意齋與他的弟弟、他親生的兩個兒子、他的二房夫人一一死于非命。來自外部的各種勢力為了爭奪對康定的政治統治，多次重復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政治游戲，康定因此淪為武人與軍閥相互爭斗、兵戎相見的演武場。

康巴作家群的現代性反省，來源于他們的文化憂患意識。這種文化憂患意識一方面是出于民族文化的衰落帶來的痛惜，一方面表現為對墮落的現代城市文化的不滿。格絨追美的作品《隱秘的臉：藏地神子秘蹤》很大程度上就是唱給衰落的民族文化的一曲挽歌。在追憶定姆村歷史上“幸福時期”的文化時，作者表現出了濃烈的仰慕之情。然而，到了歷史巨變的民國時代，定姆村的民族文化早已風光不再。在村里發揮文化核心作用的龐措·白瑪活佛家族，歷經十余世，其法力與命運一代不如一代。比如，第六世染上麻風病，第八世被定姆人砍頭，最后一世在卷入世俗是非，并娶妻生子之后，一切“似乎都變得有些愚鈍，法力頓減，圣跡也難以顯示了”。由于利益的驅動與欲望的誘惑，定姆村的社會風氣每況愈下，殺人、偷盜、搶劫及忘恩負義、恃強凌弱、見利忘義的行為屢屢發生，為爭奪土邊地角打架斗毆積習難改。亮炯·朗薩的《尋找康巴漢子》實際上是在對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比照中凸顯康巴文化的美好特質的。在作者的眼中，城市中有很多病態與墮落的元素：“人們在城市制造和創造現代城市文明，同時也制造著橫流的欲望，幸福與痛苦，痛快與失落、焦慮等交織在一起。”康巴地區的鄉村雖然貧困，但卻不失為拯救城市文化或城市人精神的一劑良藥。城里的女畫家葉豐選擇背離城市，與前男友家崎分手，來到貧困但卻文化內涵豐潤的噶麥村與康巴漢子尼瑪吾杰結婚，固然隱喻了康巴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互融互補，但主要昭示了城市文化對鄉村文化的臣服或依歸。鄉村不僅是康巴漢子尼瑪吾杰引以為自豪的“精神家園”，也是鄉村人與城里人共同的“精神家園”。

生態憂慮是康巴作家群進行現代性反省的一個重要方面。康巴作家群敏銳地發現，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建設的挺進，康巴地區的生態環境不斷遭受到嚴重威脅，康巴民族面臨著失去美好家園的危險。不少康巴作家開始運用文學作品表達對康巴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憂慮，譴責了人類急功近利、殺雞取卵、破壞生存家園的行為。在《尋找康巴漢子》中，亮炯·朗薩極為詳細地描述了以噶麥村為中心的康巴藏區森林、植被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受到毀滅性破壞的過程，質疑了當地政府、商人與百姓由于片面追求金錢與經濟效益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舉動，展示了森林、植被破壞導致的“下游的災害凸顯，洪災如魔獸不斷出來作怪”的慘重惡果。在《青藏辭典》中，格絨追美干脆用“破碎”來形容地球被人類肆意破壞造成的滿目瘡痍的慘景。

人性探尋與人生意義思考

格絨追美在《青藏辭典》中高度服膺作家福克納所說的這段話：“如果民族主義進入文學，便不再有文學。我再講得詳細些，我的意思是，值得詩人去寫，值得人們去創造音樂、繪畫的那些問題，是人的心里的問題，與你屬于哪個民族，膚色是什么，沒有一點關系。”對格絨追美等康巴作家來說，文學的民族性并不等于民族主義，恰恰要超越民族性與民族主義，要進入到人的內心深處，去探索與思考所有民族的共同問題，特別是深入探尋人性的復雜性，思考人生的意義。

人性中有善的因素，也有惡的因素。亮炯·朗薩在《布隆德誓言》中講述了土司多吉旺登以各種陰險手段殺人于無形。格絨追美在《隱秘的臉：藏地神子秘蹤》中發現：定姆人身上普遍存在一種邪惡的“魔性”：膽大妄為，什么樣的事情都敢做。一旦人性邪惡的“潘多拉魔盒”打開，人間的爭斗便無休止地在定姆河谷上演。在澤仁達娃的《雪山的話語》中，末代古朗土司朗吉杰布之所以取前任而代之與不斷征戰、吞并周圍的許多土司，正是因為他有著“大地背不動的野心和欲望”。達真的《康巴》通過對康巴土司形象的刻畫，表達了人類難以遏制與無限膨脹的財富欲、權力欲與扭曲的情欲。康巴作家群對普通人的“魔性”與土司的野心和欲望用文學的形式進行了充分的展現，既體現了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力，也展示了人性中極其丑陋與污穢的一面，昭示了人性的困境與局限。

表現人生的困境，思考人生的意義，追問生命的終極價值是康巴作家群建構雪山文學話語的一個重要層面。澤仁達娃在《雪山的話語》中借作品智慧型人物阿絨嘎的口發出了這樣的歷史感慨：“為什么上千年的佛教，阻擋不了康巴人仇殺的腳步？！”宗教提倡與期待和平，但卻消除不了戰爭，人類始終無法擺脫戰爭的陰云。作品中即使弄權一時、危害四方的朗吉杰布，最終也沒有逃出爭權奪利的歷史怪圈，成為歷史的犧牲品，慘死于仇人本登科巴的利刀之下。格絨追美在《隱秘的臉：藏地神子秘蹤》中也借作品敘事人的口吻感嘆道：“人間的煙塵一代代綿綿不絕，人間的紛爭永無止境。”“紛爭”二字委實顯示了歷史無限的蒼涼與人類難以擺脫的宿命。在阿瓊的《渡口魂》中，活著本身成為藏民最大的價值追求，為此一切貴重的財富都可以放下，一切災難都可以應對與承受。在澤仁達娃的《雪山的話語》中，阿絨嘎追求的人生意義就是能夠跳出草原紛爭，就是能夠獲得安寧的生活。這正如他的父親生前所說的那樣：“不要帶冤仇回家”與“孝敬父母”。四處奔命的阿絨嘎深深認識到：“沒有仇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他也希望他的兒女能夠過上這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