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美]勞倫斯?韋努蒂著，蔣童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3月出版，322頁，38.00元

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的《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蔣童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3月）是一部具有鮮明特征的專著：在嚴謹的學術研究之中帶有鮮明的情感特征和強烈的學術發展訴求，在這里可以引用“譯者前言”中的一段話——“在韋努蒂為翻譯及翻譯學科鳴不平的聲音之外，我們也感受到了韋努蒂在誠懇地期許一個沒有翻譯之恥、沒有翻譯悲情的烏托邦，他渴望一種可以讓翻譯穩定棲身的價值，一種屬于翻譯與譯者自身的、健康的、良性發展的翻譯文化。”這也的確是我在閱讀該書的時候強烈感受到的。

該書“引言”開頭就說“翻譯的諸多恥辱(scandals)與文化、經濟和政治因素相關”，并認為這種恥辱出現在翻譯所處的學術研究、批評以及爭論的邊緣境遇之中，非常明確地點出了該書的核心論題。接著就是，“翻譯常被鄙視為一種寫作形式（a form of writing），遭到版權法的排擠，為學術界所貶低，被出版社、政府以及宗教組織所盤剝利用。筆者認為，翻譯之所以受到不公平的對待，部分原因是翻譯敢于質疑當前的主流文化價值并挑戰學術機構的權威”。（1頁）因此，“本著作的目的首先是通過質詢與使其邊緣化的因素之間的關系來揭示翻譯之恥”。（2頁）在這里，揭露、質疑、控訴和雪恥的色彩已經鮮明呈現，而其起點則是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翻譯研究本身。它的關鍵問題是把自己局限在語言學的領域中，而忽視了與社會價值觀、當代文化和人文學科的關系，遠離了當代發展中的重要論爭。但是順帶要說的是，我想這可能是到90年代末為止作者所看的研究狀況，而且這種狀況可能更多發生在關于翻譯的純理論探討領域中，在今天的翻譯史研究中已經是完全不同的景觀。舉個例子。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主辦、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翻譯史研究》（自2011年始，每年出版一輯）體現出研究角度的跨學科、問題意識的多元化與扎根歷史闡釋場域的穿透力等學術品格，早已遠遠超出了翻譯實踐與策略、文本描述與對比解讀等語言學的層面。從翻譯的文本到出版機構，從譯本的接受、傳播到產生社會影響的歷史情境，所有一切與翻譯相關的政治、經濟、文化現象無一不是翻譯研究所必須關注的對象。關鍵的研究發展趨勢是，在傳統的文本翻譯研究的基礎上深切地關注詞語的翻譯與傳播在歷史實踐中的復雜性，以敏銳的問題意識使翻譯研究與各種門類的歷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當然，韋努蒂的這部著作和他之前的《譯者隱身：一部翻譯史》也都作出了同樣的努力與貢獻，這也正是他對于當時的翻譯研究現狀提出尖銳批評的基礎。

既然核心論題是“翻譯之恥”，作者從文本的著者身份、版權、文化身份的形成、文學、哲學、暢銷書和全球化等多維角度揭示和論述了翻譯作為一種文化事業的遭遇和承受的恥辱，目的是要重新確立翻譯研究在學術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地位，重新評估翻譯行為對于社會文化乃至歷史發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在文化生產與法律地位這雙重層面上重新建立翻譯的權威性價值與意義。第四章“文化身份的形成”在全書中的重要性比較突出，所討論的是異域文本通過翻譯而產生的歸化、銘刻過程，研究這一過程如何操控翻譯的生產、流通以及接受的環節，以及如何產生出不同的文化及政治影響。在論述過程中，作者以古典學學者瓊斯、日本小說的美國譯者福勒和《圣經》的翻譯等具體個案研究作為例證，說明翻譯與文化身份的形成的復雜關系，最后提出和闡釋了化同倫理和差異倫理這兩種翻譯倫理。其中，韋努蒂關于翻譯與種族主義以及與本土政治權威的關系的兩段論述特別值得重視。關于前者，他說翻譯有可能對特定種族、民族以及群體表現出尊重或蔑視，從而塑造出不同的刻板形象；既可能顯示出對文化差異的尊重，也可以顯示出對種族中心主義、種族歧視或愛國主義的仇恨。關于后者。他認為“翻譯塑造身份的力量，總能讓文化與政治機構陷入困局，原因就在于它能揭露出所處社會權威的不穩固性。再現真相不是建基于權威文本與機構管理的一致價值觀，而是建基于使文本得以翻譯、出版以及接受的偶然性”。（106—107頁）順帶要說的是，在這章的開頭有一個閱讀理解上的疑問：“這一痕跡銘刻的過程，操控著翻譯的生產、流通以及接受的每一個環節。這首先體現在選譯哪些異域文本，因而總不選譯與本土利益相適應的那些異域文本與文學。”（105頁）從意思上看 “總不選譯與本土利益相適應的……”似乎有誤，而下文說“這樣以來，異域文學通常被重寫，以符合本土文學中當下的風格與主題”也能說明這一點。作為研究翻譯的著作，我感到該譯本還是時有閱讀并不那么順暢的地方。

第七章“暢銷書”研究的主題是翻譯在商業與文化之間所處的困難處境，指出暢銷的譯著更需要迎合當下本土的文化期待，才有可能獲得豐厚的利潤。進而更重要的是，出版商會期待暢銷書譯作能加強讀者已經持有的價值觀念，因此“在生產譯作的本土文化與該譯作要再現的異域文化這兩者間，暢銷譯著更有助于揭示的是前者而非后者的狀況。”（193頁）在本章中韋努蒂以很長的篇幅論述了意大利著名作家喬萬尼?瓜雷斯基（Giovanni Guareschi，1908—1968)的作品被翻譯到美國并成為暢銷書的過程，以闡明時代意識形態和大眾通俗審美觀對翻譯和暢銷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瓜雷斯基的小說以幽默與諷刺為最大特色，在20世紀50年代十分流行。慚愧的是我的孤陋寡聞，在此之前竟然不知道這位意大利作家。韋努蒂對他和其作品及譯作的概括性介紹是：“他的小說筆鋒犀利，富于諷刺。他最受歡迎的幾部作品的主要人物唐?卡米羅(Don Camillo)，是意大利北部村莊的一位牧師，卡米羅和共產主義鎮長佩彭內（Peppone)時有意識形態的饒有趣味的小沖突，并總能獲勝。瓜雷斯基的作品翻譯于冷戰時期（即西方民主國家與共產主義陣營間的政治與經濟斗爭)，他的全球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源自反復出現的反共產主義主題。然而，譯本為了爭取暢銷書的地位，不得不迎合當時的多種文化期待，迎合不同本土讀者群，迎合不同于在意大利本土獲得的期待。”（197頁）接著，他詳細論述了瓜雷斯基的作品在美國的翻譯引進與暢銷過程，我認為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一、瓜雷斯基譯作在美國的暢銷與當時蔓延全國的“紅色恐慌”有最緊密的聯系，“無疑，瓜雷斯基的反共立場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198頁）但是美國讀者更愿意接受的是他小說中的主人公卡米羅“對共產主義鎮長幽默勝利空想式的安慰”，他讓讀者關注的是他的勇氣、力量、信念和幽默，給讀者帶來的是勝利的信心；而對于他的對手，有一位評論員這樣寫道：“在他的書中，共產黨人盡管咆哮，但并非惡魔。在大話的背后，他們仍然是充滿激情的意大利人，其初戀情人仍是教堂。”另一位評論者說，“村里的共產主義鎮長，卡米羅最主要的對手，也一樣是人，與似乎隨處可見的惡魔般的政治漫畫人物大相徑庭。”（205頁）也有評論認為卡米羅與共產主義鎮長之間的爭論帶有“意大利人性情中歌劇性的本質”，意識形態的鋒利邊緣總是顯得模糊不清。（201頁）這兩個人的形象與處在紅色恐慌中的美國大眾對他們的接受頗有意思，似乎可以說明一種相對柔化的“文化冷戰”在大眾文化中的真實存在。

二、在米卡羅這個形象中體現的個人主義精神、男性理想形象和父權家庭模式非常迎合當時美國閱讀大眾的文化期待，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文學想象。“美國讀者將瓜雷斯基看作是一個證實了在男性異性戀的權力與反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意識形態關聯的作家。”（202頁）不僅是他的作品，而且是他本人的形象所傳達給美國讀者的印象。“正是這一意識形態結構，塑造了一種特殊的性別、階級與國家認同，這是美國接受瓜雷斯基作品的特點。”（204頁）這是翻譯的接受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論題，韋努蒂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三、在瓜雷斯基作品的翻譯、傳播過程中，出版商、編輯、譯者所起的作用極其重要，這一過程極為復雜。令我有點驚訝的是，在翻譯過程中對原著的刪減、章節的調整與重組、詞語翻譯中的選擇（有意選擇美式英語和口語表達法等）、語言風格的改變乃至對原著中的意大利風土事物的改變，其變化之大時常超乎想象。這一切都是為了適合大眾的閱讀與審美趣味，它們的暢銷就是這種改造的成功證明。就這樣，讀者甚至感覺不到讀的是譯作而不是原作，“該譯本最非凡的是，對于美國讀者來說，將美國本土行為規范及意識形態銘刻進譯作的過程是無形的。……美國讀者閱讀翻譯時，要在譯作中找到英語的方言，找到他們時代的主流價值觀以及任何想象中能夠用于自身文化和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法”。（228頁）這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徹底的“洋為中用”，或者說是翻譯生產中的群眾觀點與群眾路線。

在最后一章，韋努蒂提出了一個頗有遠見的觀點：在“全球化”時代中，應該堅持文化的差異性發展，應該堅持在翻譯中突出異域文本的異質性，“只有這些差異才能提供把異域文化的異質性銘刻進翻譯的方式”。（293頁）這是全書正文的最后一句話，也是對該書副標題的最后回應：走出“翻譯之恥”的道路就是“走向差異倫理”。

從韋努蒂的“翻譯之恥”很自然會想到我們自己的翻譯與文化的關系問題，雖然角度和狀況都有不同，但也有些共同的地方。比如，我們可以從一些詞語的翻譯看到“歸化”中的翻譯與政治。 簡?莫里斯《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方軍、呂靜蓮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的中譯本有一個譯名的問題值得注意。這本《世界》從珠峰開始談起，“珠穆朗瑪峰1953年”，問題是，在英文原著中真的是寫著Chomo Lungma（這一寫法出自C．K． Howard-Bury，轉引自林超）而不是Everest嗎？1855年，在英國人主持下的印度測量局對該峰進行測量，并以該局前任局長埃佛勒斯(S．G．Everest)的姓氏命名此峰。1952年，中國政府將埃佛勒斯峰正名為珠穆朗瑪峰。關于這段命名公案，我國地理學家林超先生在1958年撰寫的《珠穆朗瑪的發現與名稱》一文（收入《林超地理學論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中予以詳細論述。文中提到，“到現在，除了蘇聯和另外幾個國家已改用珠穆朗瑪外，其他各國，還大都沿用挨佛勒斯的名稱”。因此在1953年的莫里斯似乎不可能用Chomo Lungma這一寫法。手頭沒有原書，只好存疑。如果原文是Everest，中譯本譯為“珠穆朗瑪峰”，我認為有問題。在翻譯的忠實原則面前，要解決“政治正確”的問題并不困難，在這里加個譯注就可以解決。其實，我在1999年進入珠峰地區的時候，在《通行證》上“攀登山峰”欄里注明的仍是Everest，當時我想可能這是因為這類證件主要是發給外國登山者的緣故。這是對的。

在翻譯外國著作中的“技術處理”，在刪除、改變名稱等手法之外還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忠實還原。如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索爾仁尼琴《癌癥樓》，特別注明該譯本所依據的巴黎版“恢復了檢查機關刪節以前的原稿原貌，并經作者親自校正”。1975年三聯書店翻譯出版的美國學者海斯、穆恩、韋蘭合著的《世界史》（全三冊）的中文版“出版說明”一方面花了不少篇幅批判該書的反動資產階級唯心史觀，另一方面則說沒有對原書正文做任何“技術處理”。這是否可以看作是翻譯政治中的“差異倫理”的具體例證，可以說明差異性與歸化原則的合理并存？

韋努蒂在他的著作中似乎沒有論述的一個問題是原著在異域的被禁與在他國的翻譯出版，這是20世紀的翻譯與政治關系中的重要論題。由于原著作者所在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等原因，常常會出現原著在自己的國家被禁而其譯本卻在其他國家出版的情況。例如，《古拉格群島》俄文版全書于1973年至1975年在法國出版，在中國大陸，群眾出版社于1982年12月以“內部發行”名義翻譯出版了這部著作，譯者在出版前言中申明“索爾仁尼琴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都是反動的”，同時也說明譯文沒有作任何刪減。但在蘇聯國內，對索爾仁尼琴作品的出版禁令要到了1989年才解除。另外一個例子也是蘇聯的。尼?伊?布哈林在30年代大清洗中蒙冤而死，蘇共到1988年正式為布哈林平反、恢復黨籍，但是在80年代初期的中國，就已經有了一批關于布哈林的譯著：中央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的《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布哈林專輯）》（人民出版社，1981年）、肯?科茨《布哈林案件》（王德樹譯，人民出版社， 1981年）、斯蒂芬?F. 科恩《布哈林與布爾什維克革命——政治傳記 （1888-1938）》（徐葵等譯，人民出版社，1982年）、蘇紹智等主編《布哈林思想研究》（譯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

在翻譯的恥辱與悲情的背后，我們也應該看到它的自豪與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