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按：

受《當代文壇》所約，筆者新春期間組稿“如何書寫當代文學史”欄目，拜訪某前輩學人，一番訪談下來，很受啟發。不妨就以“答客問”的形式，更為生動靈活地呈現對話原貌。同時尊重前輩學人意愿，不署名，以英文字母中第一個字母A代替。

 

黃平（下文簡稱“黃”）：A老師新春好！《當代文壇》在2019年想做一個新欄目“如何書寫當代文學史”，非常期待您能賜稿。

A：小黃你好，這個欄目主要是談什么?

黃：我理解是主要談當代文學史寫作面臨的難題。

A：文章我寫不動，你我就隨意聊聊，如何？

黃：一切尊重您的意見。

A：依我看，當下的當代文學史寫作，或者更廣闊地說，當代文學研究，至少面臨以下的這些難題。

難題一：總體性視野

A

A：第一個難題，就是總體性視野。我問你，你覺得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寫得怎么樣？

黃：夏先生對于文本細部的分析有真知灼見，但學界普遍認為夏先生的偏見太深，對于很多作品的分析并不客觀。

A：我們不必回溯這本文學史充滿“冷戰”色彩的成書經過，夏志清的偏見一望可知。你我都不認同夏先生在當時的立場，但并不妨礙這是一部優秀的文學史。夏志清的成功之處，正在于以他自身的偏見，評判他面對的幾乎所有作品，并且自圓其說。

黃：如果夏先生根據每位作家的自身特點來評判，即討論張作家以張作家為標準，討論李作家以李作家為標準……

A：那就是我們常見的平庸的文學史，各個章節不過是一些流行批評意見的大雜燴而已。

黃：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要有一個明確的問題意識統領全書。

A：對，更準確地說，對于當代文學史的把握，要有非常明確的總體性視野。不僅對于當代文學現象背后的文學邏輯有自覺的把握，更是對于當代文學所在的當代中國的歷史邏輯有深刻的體認，到這一步，才有所謂文學史。

黃：但我最近在讀王德威教授主編的哈佛版的文學史，這本文學史以碎片的方式解構總體性。

A：王德威的這種反總體性的文學史，也正是總體性之一種。離散多元，眾聲喧嘩，從后現代的立場看這種寫法也不破碎，相反各個章節的立場很統一。

黃：我熟悉的幾部當代文學史也都有內在的一致性，比如洪子誠教授的文學史，注重“一體化”的文學生產機制；陳思和教授的文學史，注重文學史的“細讀”和“審美”；孟繁華、程光煒教授的文學史，注重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回到當代文學史；陳曉明教授的文學史，發揮批評家的眼光，以現代性理論來以論代史；丁帆教授的文學史，注重“人的文學”的知識分子立場……

A：這我同意，但小黃你知道我更在乎的是，對于文學的總體性闡釋，多大程度地幫助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總體性，并由此介入和推動了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我們經常忘記了，像1980年代劉再復《論文學的主體性》這樣的作品之所以杰出，不是基于單純的學術性，而是深刻地回應并銘刻了當時社會轉型的內在要求。這一直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最可寶貴的品質。

黃：就是說踩中時代的步點……

A：所以你來問我如何書寫當代文學史，你想過沒有，這個問題的關鍵不是問具體怎么寫好，而是在問文學史如何回應當代。今天距離代表性的洪子誠的文學史，也已經有二十年了吧，“當代”在變，“文學史”也要隨之變化。

黃：我請教您之前，自己確實沒有想清楚。那可不可以理解您的意思是，和如何理解“文學史”相比，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當代”？

A：可以這么說。正是在這一點上，近年來的當代文學研究普遍陷入瓶頸之中。我給你舉一個例子，你經常看哲學類的和歷史類的著作吧？

黃：看歷史類的更多，這兩年開始集中看哲學類的。

A：是不是比讀同行的著作多？

黃：（笑）是這樣。

A：你見過歷史系的或哲學系的老師讀現當代研究著作的么？

黃：不能說完全沒有吧。

A：你不必為同行辯護，我并不是批評現在的書學術性差，我是說“當代感”普遍不強，直白一點說，我們今天很難通過閱讀一本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著作，來理解我們的時代。我覺得這是致命的病灶所在，由此導致現當代文學非常明顯的邊緣化趨勢。

黃：我歸納您的意見是，當下呼喚的文學史，應該深刻地把握當代文學七十年的總體性，這一總體性闡釋應該深刻建立在當下的問題意識之上，介入到當下的社會轉型之中。這是您心中理想的文學史。

A：差不多是這樣。

難題二：科層化的學術環境

A

黃：這樣的文學史，難度不小啊。

A：難度當然不小，你我聊的又不是那種胡拼亂湊的教材。但另外一個問題也麻煩，現在的學術環境是否有利于這樣的文學史寫作？

黃：您指的是？

A：你們這一代怎么概括目前的學術體制？

黃：我概括得不準確，可不可以用“項目制”？

A：是以數字化考核為標準的項目制，核心還是科層制。我們這一代流行過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黃仁宇一再感嘆中國人不懂數目字管理，如今終于懂了。

黃：《萬歷十五年》流行的邏輯也是像《喬廠長上任記》這樣的作品流行的邏輯，大家對各種說教都普遍反感，想追求一些切實的指標。那時候對于技術現代性的問題，還缺乏預見。

A：現在大學也要求“績效”了吧。就比如你問我的文學史，在今天的學術體制中，最終寫得怎么樣不是第一重要的，第一重要的是圍繞這部文學史的標書寫得怎么樣。以這個標書為基礎，這部文學史將申請重大項目，之后是論證開題，分工寫作。具體的章節，基本上是博士生來寫？

黃：這個我也不清楚。不過現在學校里節奏特別快，要是某位教授獨立完成，他得請個若干年的長假。

A：之后過個一年半載就必須出階段性成果了，三年還是五年就必須得結項了。小黃我問你，這種工科化的學術流程，你覺得問題在哪里？

黃：嗯，我也說不好，學者要閑下來慢慢做，但在項目制下確實很難。不過老師您有別的辦法么？咱們做一個假設，假設您現在就是領導，資源都供您支配。

A：什么數字化的標準也沒有，就是直接給你卡里打一筆錢，愛寫多久寫多久。真正有志于學問的學者，自我要求比什么考核高多了，你讓他瞎寫，人家都不同意。

黃：您這個風格……似乎特別80年代。

A：小黃你們這代人可能注意不到，對于中國文學研究而言，這種好像缺乏“管理”的方式才是常態。

黃：我不是跟您爭辯，但是這種方式，您怎么保證資源不浪費？

A：學術就是養十個懶漢的同時，出一個大師。每個時代庸人太多了，但是出幾個大師，我們就說那是星光璀璨的時代。學術上沒有民主的，不是拼誰的票多，一百部平庸之作，不如一部精品有價值。

黃：但是從大學管理的角度，很難接受您這種方式。

A：因為不方便“規劃”也不符合“程序”嘛。大學現在深陷在KPI考核里，像高中拼尖子生一樣比拼各類人才帽子，像拼高考成績一樣拼學術成果的數量和等級。什么是反總體性？這種技術社會最反總體性，但恰恰又構成了“科層制”這個時代最大的總體性的表征。

黃：換個角度，您覺得在現有的學術體制基礎上，怎么改良合適？

A：小黃你是改良派啊。要說改良，以結果判定而不是以標書判定，結果的優劣依賴學術辯論。

難題三：缺乏學術論爭

A

黃：目前改革的大方向就在往這個方向走，比如鼓勵出精品，淡化數目字考核。現在有一個說法叫清除“四唯”，就是“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

A：我聽說過這個說法。

黃：A老師我說一句您別介意的話，我覺得數目字管理有一定合理性，清除這些標準了，新的標準會更合理么？人情之風怎么剎得住？

A：這是我要說的另一個難題，就是剛才提到的學術辯論。今天的文學史寫作乃至于廣義的現當代文學研究，特別缺乏論爭。而八十年代那些論爭，我能編出十卷本都不止。

黃：我讀大學的時候（1999-2009）也有，那時候的論爭偏重思想，比如“新左派”和“自由主義”。

A：沒有論爭不行，哪種思潮立得住，那是論爭出來的。一種文學史立場是否合理，要經過活生生的考驗。

黃：聽您這么一講，我確實也發現我們這個學科好像沒有論爭了。

A：所有刊物上的書評欄目都不對，國外刊物的書評欄，不是這么辦的。

黃：也不僅限于書評欄目，整體上都消失了。

A：所以每個人的研究都非常破碎，往往在一個想當然的方向越走越遠，自說自話。從來沒人說他不好，也就這么走下去了。既然沒有論爭，怎么寫都無所謂，那怎么評價呢？只能量化了，大家拼數字。

黃：您覺得是怎么原因造成的？

A：你們今天這套科層化考核，要求成果需要學術共同體普遍承認，而且還是“盲審”。普遍承認的東西從來都是平庸的東西，新東西一定是有挑戰性的。然而在一個參差不齊的學術共同體中，“盲審”最終的結果就是就低不就高，大家追求的首先是安安穩穩地過關。這種“盲審”在程序上貌似公正，其實結果并不好。

黃：如果需要學術共同體最廣泛的承認的話，那就要……

A：那就要“穩定”，在“穩定”和“創新”之間，今天的學術體制，無論標舉如何，實際上側重前者。維持學術共同體的穩定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團和氣。

難題四：新思潮怎么進入文學史

A

黃：您說的這個我有過教訓，我以往批評過有的同行的研究，結果對方火氣很大。

A：但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新的東西怎么出來？你們這一代現在論文數量不得了，有什么新的理論出來了？

黃：嗯，這個……我最近這一兩年比較看重“控制論”。

A：維納的控制論？

黃：對，我比較感興趣通過當代文學來討論“技術治理”，尤其是面對這個人工智能時代。

A：很好的設想，但你說這個，你的同行搭理你么？

黃：我還沒有寫出來，就是不成熟的一些想法。

A：寫出來也沒人搭理，大家都在自說自話，只會說：“呦，又發表了一篇權威期刊哦。”

黃：（笑）那您覺得我怎么辦？

A：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缺乏學術論爭的惡果。大家沿著各自的方向堆數字就行，誰管你有什么新的理論出來。

黃：您說得有點過于嚴重了……1980年代新理論太多也有問題，老實說很多東西都是生吞活剝。

A：這一點你說得很對，我也不喜歡硬套理論。但你我說的是兩個層面，我的意思是，今天的研究普遍沒有公共性，沒有公共性的研究普遍排斥理論。

難題五：新的文學現象能否得到文學史闡釋

A

黃：和理論相比，當代文學整體上還是傾向于批評。

A：不是理論和批評兩分法這么簡單。但你提到批評，咱們就說說批評。文學史總是建立在文學批評的基礎上，沒有繞開文學批評的文學史。但現在新的文學現象出來了，文學批評能否有足夠的力量把握？

黃：這個很難說，批評家差異也蠻大的。

A：小黃你在替同行回避問題，我就問你，新的文學現象，比如科幻文學和網絡文學，批評界的成就如何？

黃：有專攻科幻文學或網絡文學的批評家，很多我都認識，做得不錯。

A：有既擅長科幻文學批評又擅長網絡文學批評的么？你想過沒有，這兩種新的文學現象，背后是一回事。

黃：我不太理解您的意思，您是指？

A：我指的是網絡社會的興起，你剛才不是提到維納的控制論了么？科學意識形態、技術現代性和科層制的結合。

黃：您這個角度很有啟發！

A：缺乏新的理論，新的思潮，對于文學現象的把握也只能是孤立、零散的。你們批評家的研討會很多吧，有沒有80年代那種面紅耳赤的爭吵？

黃：極少。

A：是不是一個人講的時候，大家都在玩手機？

黃：哈哈，彼此的發言確實缺乏對話。

A：就是咱們倆剛才聊過的，無論作家的寫作還是文學批評，都缺乏公共性。既無公共性，就無大格局大視野，新的文學現象很難在文學史的視野下得到闡釋。

難題六：數據庫取代史料

A

黃：我概括一下您前面的意思，您今天講得很豐富。可不可以這么說，您認為“當代文學史”的重點，在于通過“文學史”理解“當代”，理想的文學史是對于七十年來的文學有總體性視野，同時這一文學的總體性呈現出時代的總體性，有助于我們理解并且介入“當代”。因此，無論是文學批評還是文學理論，要回到“公共性”上來，展開學術爭論，促進新思潮的出現，以此打破“科層化”的窠臼。

A：對，我重申一下，這個“當代”不是“當下”，而是從“歷史”中來，這也是我一貫認為“當代文學史”對于“當代文學”特別重要的地方。離開歷史的角度，任何總體性的視野都不可能。聊得也很長了，說到這咱們就說最后一個，史料問題。

黃：史料問題是當代文學研究這幾年的熱門話題。

A：是不是因為容易中項目？

黃：也不完全是，我的理解是大家對于理論建構普遍不大信任，傾向于基礎性的、比較切實的選題。

A：小黃你每周能在圖書館里泡多久？

黃：這個……真不好意思說，瑣碎的雜事太多了。

A：是不是就逛逛數據庫了？我覺得現在問題特別大的就是數據庫。

黃：對，我在大學里教書深有同感，現在布置一篇論文，比如寫路遙吧，學生就是打開中國知網-關鍵詞-路遙-搜索，看一下前幾頁的文章，走完這幾步就算是研究綜述了。現在學生歷史感之差是驚人的。我有一次和學生聊天，說了幾個著名的作家，他都不知道算現代作家還是當代作家，對文學史階段完全沒感覺。

A：你說的這種現象我也聽說過。咱倆不用人性這個詞吧，用雷蒙·威廉斯說的“感覺結構”，下一代的“感覺結構”變了。

黃：是，數據庫不可否認是一個好工具，但如果研究主體在理論上還不成熟，很容易陷進去，無力甄別地陷在數據洪流中。而且無法數據化的，就永遠消失掉了。就是你要找的東西已經數據化了，那味道也不對。數據庫是只有你預設了某個條件才能得到某個材料，而史料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以新發現改寫任何一種預設。

A：小黃你說得很好，比我想講的清楚，我也是這個意思。在數據庫時代，引經據典不算難事，但是歷史的譜系消失掉了，是一堆資料的堆砌。數據庫為什么不能取代史料，這本身就是一個沒有歷史感的東西。

黃：我們都被困在“數據庫”里了，研究本身也正在變成數據，最終“人”也被大數據下的算法所捕捉。

A：怎么喚醒真正的歷史感？我上了年紀了，比較悲觀，我覺得我們這個學科，如果處理不好這個問題，在未來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