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7月，作家陸文夫先生去世已14個年頭。近年，我每天上下班騎車，途經帶城橋路、過銀杏橋時，都能望見陸文夫依水而居的住宅，仍能清晰如昨地回憶與他聊天的一切。

那是國慶節前，報紙版面上要刊發文化名人專訪，由我采訪陸文夫。開門的是管毓柔老師，聽說了我的來意，笑瞇瞇地說，老陸在樓上的書房里。

陸先生二樓的書房很寬敞，其實就是一個大房間，帶有典型的書房與會客廳合二為一的功能。從后窗口能看到河面，并能望見銀杏橋。大約是見我有些拘謹，陸文夫笑著對管老師說：“劉放的管阿姨”，去給客人泡茶吧！并對我說：如果順著“校友”的思路說，那么，我與你可以稱為“社友”，因為我和你管阿姨都是報社的職工。這幾句話脫口，立馬讓我輕松了很多。

陸先生婉拒了我的采訪。他說，還是去采訪那些有話可說的人吧，他自以為此前受訪說不出多少新感受來，何必浪費版面。但他歡迎我去他家玩，串門聊一些互相感興趣的話題。譬如那天，他跟我談一個外地人寫蘇州，當然比本地生長的蘇州人有短板——不知道風俗習慣，不知道方言俚語中的特殊含義，就不便將民俗中的人情世故徐徐道來；但也相應地有本地人所沒有的優勢，那就是新鮮感，對于有些蘇州特有的文化現象，在本地人看來習以為常、熟視無睹，但外來者卻感覺非常有意思，順著探究下去，就能有過人的發現。這就是“居幽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的道理，沒有過多的羈絆能夠輕松上陣，卻有大膽的好奇和質疑，這對于寫作是有很大好處的。

陸先生談外地人在蘇州寫作的優勢，其實有鼓勵我的成分，更多的也來自他的切身體會——他本人就是一個蘇州的外來者。蘇州中學是面對全省招生的，他憑考試從蘇北泰興七圩（今屬泰興虹橋鎮）考進蘇州中學讀高中（后來據他的同班同學告訴我，陸文夫原名叫“陸紀貴”，名字是他進高中時自己改的，意思明白無誤，就是不想做大富大貴的達官貴人，而甘于做“一介文夫”）。陸文夫初進蘇州中學時不會說蘇州話，相比之下，泰州話的江北口音比較土氣，不知是不是這方面的原因才導致瘦高的他不大愛講話，只是忽閃著聰敏的大眼睛，靜靜地聽人家說話。陸文夫與那些輾轉到異地后成長的作家一樣，多了一層另有的“鄉關”文化背景或曰“胎記”，他們說著地道的當地方言，“潛伏”著，卻有著“雜交”的優勢，不知不覺就成了一枝獨秀。而今，陸先生與我講普通話，比較標準。

陸文夫還將作家中的范小青與蘇童作過比較。他說，范小青對蘇州的人情世故很熟悉，她其實也有外地人的文化背景，作品平靜中蘊含大氣，一定會“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蘇童倒是地道的土著，當然，他是天才，他的《妻妾成群》寫的是江南古城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卻寫得血肉豐滿，活靈活現，大大超越了自己的生活閱歷，前途不可限量。

留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陸文夫對蘇州文化的理解。他說，蘇州是一個最講求精致的地方，蘇繡很出名，蘇州的園林、小巷、玉雕木雕、輕工產品和美食，都有著蘇繡的韻致。他寫小說，信奉的就是“小說小說，從小處來說”，不貪量多，一定要寫一篇是一篇，像蘇州的名菜館那樣，要有人家念念不忘的招牌菜，別搞成“快餐”盒飯，吃完盒子一扔就忘記了內容。他的短篇《圍墻》不過一萬多字，從初稿到最后改定，前后寫出的字數起碼在五倍以上。他引用孔夫子《論語》中“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論點，說今人有兩種絕然相反的理解，一種理解為主張吃的糧食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細越好；另一種解釋是不要因為食物做得好吃而吃得過多。其實在他看來，這種精致還可以理解成為他人服務的意識，比如作家編輯的手下活就應該越精細越好。所以，他在古稀之年主編《蘇州雜志》，不但每稿必看，一些修辭和標點不準確，他都要動手修改。我也明顯感覺到，他這也是對我這個報紙副刊編輯的勉勵。

看得出陸文夫先生對報社的那段生活是挺懷念的。他憶及在報社里做攝影記者工作，用的是當時性能比較差的照相機，有時想要有俯瞰的鏡頭，就得爬樹，騎到樹杈上拍攝。那時他不過二十出頭，邊做新聞記者邊動手寫起了小說。公開發表的處女作叫《移風》，當然是“移風易俗”的寓意，題材是寫鄉間禁賭，人物塑造和敘述語言明顯帶有新聞通訊的痕跡，但文里文外均意氣風發。到1956年他28歲時，短篇小說《小巷深處》便在全國一炮打響，并憑此華麗轉身為專業作家。小說通過一個曾被賣入娼門的妓女在新社會中的新生歷程與復雜的心理狀態，大膽拓新了題材的表現領域，受到好評，并一舉奠定了他“小巷文學”的水之源、木之本。后因受政治迫害，陸先生被下放到工廠、農場勞動二十年，吃盡生活艱辛，但同時也使得他用更深邃的目光盯著生活的深處，在塑造人物和開拓生活的深度上作了新的探求。古城小巷，依然是陸文夫解剖社會和人生的標本。

那天下午談得很多，如果我據此整理出一篇專訪非常容易。但我尊重陸先生的意愿，一開始就答應了他不寫專訪，他才愿意與我無所不談的。我依約沒有寫專訪。

此后，還與陸先生有過幾次相遇，看到他身邊有人在交談，不便打擾，不過彼此微笑著點頭，算是打招呼。有一次太湖邊筆會，陸先生坐在輪椅上，上電梯時，我本想搶先一步得到與之親近的機會，但看到一旁的蘇童，還是知趣“讓賢”。陸先生也笑著讓蘇童背他進電梯。我從背后望著他們，聯系起了關于他倆原名的細節。陸先生原名“陸紀貴”，蘇童原名“童忠貴”，他們都天性不愛慕富貴，但都不約而同地用他們的心血和才智，給了他們的母親城以高貴。

在我的理解中，陸文夫是深愛蘇州這個第二故鄉的，他不但用他的“糖醋現實主義”（作家王稼句語）寫出蘇州的神韻，還推薦電視藝術名家劉郎來執導《蘇園六記》，由“央廣”名播音員方明、林如配音，結果大獲成功。人們都津津樂道于他的小說《美食家》《井》《小販世家》《清高》，這也歸功于他對每一篇作品都極為用心投入。就說他最早獲全國短篇小說獎的《獻身》，提出的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重大命題，以知識分子的自覺獻身、催人奮進形象，顯示了作者不隨俗的藝術眼光和超前半拍的藝術自覺。相對于那些“將一手好牌打壞”的作家，他總是能將一手一般的牌打得不錯。若是一手好牌，他就更要打得出神入化。就像食材相同，端上桌的菜肴卻大相徑庭，好廚子總是能演繹出什么叫精致。

2005年7月9日，陸先生永遠告別了他熱愛的古城蘇州。那天，一位上海的作家同行前來蘇州吊唁，打動了許多人。這個作家叫陳村。我并沒有親眼看到情景，甚至沒有見過照片，那時無法像現在用智能手機隨時隨地信手拍照上傳。我是從一個文友的電話中得知情形的。他說，上海的陳村一個人扛著一只花圈，佝僂著腰，坐火車到蘇州，趕到陸老師的靈堂。花圈的經幡狀紙帶上有字跡，一邊是“陸文夫老師千古”，一邊是“晚輩陳村敬挽”。陳村當年腰椎不好，沒法伸直腰，昂首挺胸也形同一個“？”號，形同時時處處鞠躬。他自己還幽自己一默，寫有一篇《彎人自述》隨筆，苦中作樂地自嘲窘迫，卻妙趣橫生。蘇州作家陸文夫去世，陳村這一路彎著腰從上海到蘇州，形成巨大的象征，將一個作家書齋內的伏案勞作，變為了書齋外的特立獨行。

我特別問到，不是到蘇州后直接在蘇州市面購買花圈的嗎？對方說，不是，是陳村從上海專門扛來的，坐著火車來的。我想了想，感覺這還真的符合陳村的個性。也只有作家發了戇勁，才會這樣不知圓通。這只從上海帶來的花圈，不說感動了一座城，起碼感動了這座城中的文字工作者。直到14年后的今天。

我曾經到北京的地壇公園尋找《我與地壇》的意境，在古柏叢中靜坐半日。那時史鐵生還坐在他的輪椅上經受做人的苦難。我問過數名公園工作人員，居然全不知道史鐵生是誰。我也在高郵的出租車和賓館問司機以及服務員，知不知道他們這座城市的汪曾祺，答復是不曉得。我當時非常失落，但如今，我釋然了。讀者，只需要記住作品或者作品中的人物，作家的名字其實并不太重要。

但作家彼此之間，一只從上海經火車到蘇州的花圈，紙質花圈，卻向他們的書里書外，傳遞了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