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史里，有這樣一群有著各種奇怪職業打掩護的作家，他們曾親自扮演過這些角色，之后在寫作中游刃有余地構建起具有說服力的人物形象，事實上，很大程度上他們就是在寫自己。

今天想介紹這樣幾個作家，擁有神秘職業，被職業所眷顧或困擾，很難說這份職業決定了文學之路，但他們每當坐在書桌前想寫點什么的時候，記憶角落里散發的光芒，總是令人難以抵擋，不費吹灰之力的素材，為什么要故意忽視呢？

記得電影《王牌特工》里，主角科林·費爾斯飾演的特工人員，給人最大的印象不是身懷絕技，會破譯奇怪密碼，而是，一柜子正裝。

是的，如紳士一般的著裝和舉止，成就了這個系列電影的典型特工形象，主角有個口頭禪，“manners maketh man”，這句話引用自牛津大學新學院的院訓，翻譯過來，我們的孔夫子也曾說過類似名言——

不知禮，無以立。

實際上，英國情報部門還真有這個習慣，在募集工作人員時，英國情報部門遵循的主要原則之一就是，“凡是紳士都是可以信賴的”。英國作家約翰·勒卡雷這樣評價自己曾供職過的情報部門，“你必須先引起別人注意，讓他們主動過來挑選你……想要被選上，那你得有天生的好運。你必須上好學校，最好是私立的，然后上大學，最好是牛津劍橋。”

難道，注重自我形象、充滿想象力和觀察力的作家真的天生適合從事情報諜戰工作？約翰·勒卡雷、威廉·薩默塞特·毛姆、格雷厄姆·格林這些作家會給出什么樣的回答呢？

等等，大洋彼岸的作家塞林格也申請加入回答，他或許有著截然相反的感受。

約翰·勒卡雷：我遇到了比編輯更懂遣詞造句的上級

提到作家約翰·勒卡雷，許多諜戰小說愛好者會對他的作品以及影視改編了如指掌。

他18歲時就被英國軍方情報機構招募，退役后在牛津大學攻讀現代語言，之后于伊頓公學教授法文與德文。1959年進入英國外交部，同時開始憑借寫作享譽文壇。這段經歷的細節他一直嚴守秘密，直到許多年后的2016年，他出版了回憶錄性質的作品《鴿子隧道》，詳細講述了情報工作與文學寫作之間的轉換。

年輕時的勒卡雷

那時候，他還不叫約翰·勒卡雷這個筆名，他的真名是大衛·康威爾，父親是一個英國商人，他從小被送進伊頓公學求學，那是英國著名的貴族學校，學費高昂，但他又常常為學費中斷而擔憂，因為父親的債務累積，他很快熟練掌握了各種躲避債主的招術，這些經歷使他成為了日后秘密情報機構理想的招募對象。

他先后在軍情五處和六處工作，那段時間，他利用業余時間創作完成了自己的處女作《召喚死者》。由于軍方規定間諜不可以用真實姓名發表出版物，“約翰·勒卡雷”這個名字才得以閃亮登場。“我的名字，約翰·勒卡雷，以及我的小說人物喬治·史邁利于1958年同時誕生在我的第一部小說的第一頁上。”

1963年，約翰·勒卡雷用了6周時間，寫完了日后給他帶來名聲、財富以及麻煩的《柏林諜影》。付梓前，情報機構領導審讀了全書，確保他寫出的是一個與現實情報世界無關的虛構故事，才給這本書放行。

后來，勒卡雷特別提到情報工作的經歷給予了自己的寫作最大的優勢是接受上級的文辭教育，每當他把報告交給總部頂樓那些受過古典式教育的高級官員之后，他明白，事情不算完，這只是開始，接著他被叫上去，

報告上許多地方毫無必要被劃掉！

“他們一副幸災樂禍的老學究模樣，抓起我的報告，對我那些炫耀式的從句和毫無必要的副詞表達了極力的藐視。然后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頁邊空白處打上分數，以及諸如‘行文累贅——注意省略——論證缺失——結論草率——你真的是這個意思嗎？’之類的評論。我遇到過的編輯們都沒他們這般嚴苛，或者說沒他們這般正確。”

正是因為自己的真實體驗，勒卡雷的小說才不會兜售虛假的過度浪漫化的諜戰故事，他賦予人物的是堅強與脆弱、信念與困惑、真實與虛無的矛盾一體，他們首先是具體的、脆弱的、血肉豐盈的人，其次，才是從事諜報工作的專業人員。

而這些，也都曾如此深刻的在年輕的勒卡雷內心涌現過，因而，勒卡雷最后會在回憶里說，“我心想，我們的情報組織是不是應該感謝感謝我們這些轉向文學界的叛徒。與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風血雨的方式相比，寫作簡直像小孩玩積木一樣人畜無害。”

毛姆、格林：寫作太真實甚至成為工作手冊

在作家毛姆面前，勒卡雷與格林，算得上是晚輩了。

毛姆生前一度是全世界最暢銷的英語作家，并且在加入情報工作前，他已經是知名的作家了。小時候的毛姆就有著驚人的閱讀量，他成績很好，本可以走約定俗成的牛津劍橋之路，但他最后選擇去德國上大學，在大學里他喜歡上了叔本華和易卜生。1897年畢業后，他成為一名婦產科醫生，處女作《蘭貝斯的麗莎》也隨之應運而生。不過，大約10年之后，毛姆才開始聲名大噪，并且還是因為一部喜劇劇本《弗雷德里克夫人》。

之后“一戰”爆發，毛姆加入了英國情報部門，先到日內瓦做諜報，后又當密使，到俄國去勸阻戰爭。事實上，毛姆的大部分工作并不在一線，而是聽取其他間諜的匯報，下達指令和發工資。他把搜集到的信息加上自己的評論，寫成報告用密碼發送出去，他不止一次抱怨說，“沒有比編碼和解碼更沉悶的事了”。

寫作中的毛姆

工作之余，熱愛旅行的毛姆走訪了許多地方，出版了小說代表作《月亮和六便士》。1919年他還到訪過中國，最后創作了3部作品來紀念：一部戲、一本小說《面紗》、一本游記《在中國屏風上》。

1928年，小說《英國特工阿申登》面世，毛姆稱“這是對我在戰時情報經歷的真實記述”。據說這一系列本來有31篇小說，但當毛姆把手稿拿給朋友丘吉爾看時，后者堅持要求他刪掉其中的14篇，認為這些小說違反了官方保密法案。有幾年，這本小說甚至成為情報工作手冊，被列入軍情五處與六處新人必讀書目，還啟發了蘇聯軍事情報部門對英國間諜小說的立項研究。

然而，當毛姆離開情報工作專職于寫作時，他又十分懷念這個工作的好處了，毛姆的朋友、藝術史家肯尼斯·克拉克回憶，毛姆常說起自己非常喜歡情報工作，“我想，他喜歡它照進人性的那束光”。

還有個插曲是，到了“二戰”時期，六十多歲的毛姆繼續發揮著余熱，到美國去宣傳，他推銷國防債券，走訪軍隊作報告，甚至還按要求寫文章，鼓勵美國往英國寄蔬菜種子。

毛姆在美國宣傳的時候，年輕的作家亨利·格雷厄姆·格林差不多進入了英國情報部門工作。加入前，格林也寫已過多部作品，比如《斯坦布爾列車》（后來被改編成電影《東方快車》）。

格雷厄姆·格林

格林年輕時就不是個安分的人，對情報工作很感興趣，戰爭爆發后，他加入了英國軍情六處。經過培訓后，他成為代號“59200”的特工，被派往非洲的塞拉利昂。因為愛好寫作，格林選擇了一本小說作為自己專用的密碼本。

從非洲回來后，他換了一個負責葡萄牙方面情報工作的部門，他的上級菲爾比后來回憶說起格林的工作表現，“他在寄來的信件中發表的尖刻的評論，使我每天在精神上得到些恢復”。

情報工作顯然沒有讓格林感到滿足，他發現許多同事編寫的報告充滿了錯誤和虛假，只是為了騙報酬，這些細節最后在十幾年后的小說《我們在哈瓦那的人》里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寫作中并不避諱職業細節的行為，讓格林曾差點因為“精準描繪了英國大使館情報主管與外勤特工之間的關系”而遭情報組織起訴。對此，格林的反擊是二十年后送給他們一本《人性的因素》，書中描繪的情報組織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愚蠢無比的形象。

格林在1945年就離開了情報機構，一系列的經歷讓他變得沉默，此后，他在眾人眼里變得愈發神秘。

J.D·塞林格：很遺憾，這段經歷最終反噬了自己

美國作家塞林格一向給讀者以隱士的形象，他的人生后期躲避世人躲避媒體。他存世的作品并不多，但每本都是暢銷讀物，影響了好幾代讀者，今年在他百年誕辰紀念活動里，他的兒子馬特·塞林格先生來到中國，為大家帶來的一個好消息是，他還有遺作會整理出版。

1942年塞林格在加入軍隊前，已經努力了許多年在寫作上，不斷收到退稿信，最后總算在《紐約客》上發表了幾個短篇小說。這是大多數文學青年開始寫作的常見模式，他可能在醞釀寫一部長篇，但還不夠勇氣開始。那個叫霍爾頓的年輕人倒是已經出現在他的小說稿里了，很快，他會成為《麥田里的守望者》的主角，成為流行文化的偶像。

軍隊里不忘寫作的塞林格

23歲那年，塞林格入伍了，服役18個月之后，軍方為塞林格找了個地方，成為一名反情報組織的特工，即軍中間諜，監視部隊在愛國方面的可信度。塞林格的任務是和其他特工一起，深入基層部隊，不僅與士兵們并肩作戰，也要注意他們的言行舉止，以便盟軍順利實施登陸歐洲的行動。在軍隊期間，塞林格一直沒有忘記對出版商的承諾，他會把霍爾頓的故事繼續寫下去，直到形成一個長篇，他寫信對朋友說：“要寫的書我還沒忘。”

1944年6月6日，塞林格參與了歷史上最著名的“D Day”——諾曼底登陸。其后11個月的連續作戰，在塞林格身上造成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后來一次次從他的作品里顯現出來，他反復提到諾曼底登陸，但對細節又三緘其口。

一封當時寫給作家海明威的信件保留了下來。塞林格當時在德國紐倫堡，負責甄別戰犯，遣送難民，“并沒有什么大的狀況，但總是有一種持續的沮喪感籠罩著我。”他這樣寫道。

更大的沮喪感還在等待著塞林格。

戰爭后期，塞林格的任務是搜集情報，所以他更加知道這次戰爭造成的終極恐怖。反情報部門向特工轉發了一份秘密報告：《德國的集中營》，列出德國14座重要的集中營，其名字、簡介和位置，以及與之相關的100個小型集中營。

塞林格和戰友驚得目瞪口呆，他們還以為戰爭即將結束，他們已經經歷了最惡劣的事件，沒想到還有這么多令人發指的罪行。塞林格的傳記作家坎尼斯·斯拉文斯基后來形容說，1945年的塞林格，變了一個人，他不僅見證了大批無辜者的死亡，還見證了他珍視的所有事物被肢解。那是一場噩夢。

戰爭震壞了塞林格的大部分聽力，也傷害了他的精神，他的抑郁變得越來越嚴重，最后因精神問題住進醫院，離開了戰場。

唯一能拯救他的只有寫作，只有那個年輕人霍爾頓。1950年7月，《麥田里的守望者》面世。

塞林格正面描寫的戰爭經歷的文字并不多，但從《魔術般的貓耳洞》《一個在法蘭西的小伙子》《陌生人》《艾絲米》等短篇里可以感受到，戰爭對他的反噬。

我們當然也可以說，正因為戰爭，因為他在第一線的情報工作，讓他充實了成就了《麥田里的守望者》，讓戰后的年輕人以此為精神偶像，一起撫平，一起質疑。

他們的熱情反響與塞林格最后選擇的隱居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每當讀到小說里霍爾頓臨別的那句話：“你千萬別跟任何人談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談起，就會想念起每一個人來。”我們或許會更理解塞林格的選擇。

像情報諜戰這樣的特殊職業，多多少少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作家也不例外，但是，他們的人生卻有幸借助文學變得更為強大，假裝無視黑暗并不能帶來力量，直面自己經受成長的代價，才不會被世界輕易擊垮。

最終的回答很簡潔，無論此刻的你在扮演何種角色，隨時隨地，保持對自身和世界的敏感與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