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松（左）和孔亞雷在活動現場

“他的人生是一場半游離半專注、半退場半在場的行走。”艾拉的小說充溢著層層奇幻的色彩，將天真純粹與深刻的社會隱喻交織起來，慢慢匯集成一個無可取代的魔幻城堡。近日，由孔亞雷翻譯的塞薩爾·艾拉短篇小說集《音樂大腦》《上帝的茶話會》《鬼魂的盛宴》以及《艾拉醫生的神奇療法》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自此，被廣泛視作博爾赫斯之后，拉丁美洲最奇特、最高產、最具獨創性的小說家之一的艾拉，將開始向中國讀者展現他天馬行空的創意想象。

近日，“八十部小說環游地球：艾拉博士的神奇寫作”系列活動“上海站”在建設書局開啟。塞薩爾·艾拉的譯者孔亞雷、國內作家趙松做客建設書局，開展《音樂大腦》新書分享會，和讀者一起走進阿根廷文學巨匠塞薩爾·艾拉神奇的文學世界。

好的小說是生命的自然生長

孔亞雷向現場的聽眾介紹，艾拉迄今為止已經發表了近百部中短篇小說，是一位高產高能、讓人腦洞大開的即興藝術家。艾拉的作品數量在小說界是罕見的，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夠在維持高產量的同時兼顧作品質量，讓筆下的幾乎每個故事都美麗魔幻、寓意深遠。不過，在數量眾多的作品中，我們是否還能找到一個較為統一的，專屬于艾拉的風格呢？答案是肯定的。孔亞雷在《音樂大腦》的艾拉作品導讀中寫道，“在所有這些有如萬花筒般絢爛的千變萬化中，我們仍能確定無誤地感受到某種不變、某種統一性。那就是敘述者——塞薩爾·艾拉——的聲音。”

據孔亞雷介紹，與作品的“高能高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艾拉的寫作速度。艾拉對文字精雕細琢，寫得極慢，日均產量不過300-500字，仿佛是山澗里緩慢悠長的細流。他每日清晨時分走進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頭的咖啡館里，在那里靜坐、沉思、觀察路人、潛心寫作。每天如此，從不間斷。孔亞雷坦言，艾拉從不試圖掌控和凌駕自己的文字，而是讓文字獨自生長，在即興的生命舞曲中蓬勃向上，和萬事萬物碰撞出奇異的火花。

對此，趙松則表示，自己對艾拉的第一印象，是他對于文學的純粹態度。趙松認為，艾拉是一個高能量創的作者，也是一個即興的藝術家，這很容易讓從事寫作的人產生共鳴。艾拉就像一顆隱藏著光芒的星星，在緘默而純粹的文學世界里肆意漫游。在趙松看來，艾拉傳遞出一種與浮躁社會截然不同的純粹氣質，這種氣質充溢在他的大量作品中，譬如《音樂大腦》收錄的短篇小說《畢加索》，起初讀者們以為這是關于畢加索的生平事跡的故事，仔細讀后才明白，原來艾拉想透過故事傳達的是一個人生悖論，以及因此而引發的哲學思考。趙松說：“這篇小說雖然沒有很強烈的故事性，但是把你帶入一種曼妙的語境。你只有在故事戛然而止的時候才會停下來進行深入思考：我們都很向往財富，但是是否能為了金錢完全放棄自己？”

在艾拉的小說中找到我們被消磨的奇幻想象

趙松坦言，在當代社會中有很多拘泥于流程的作家，他們熱衷于按照所謂的規矩打磨文字產品，不斷迎合市場和讀者。艾拉則是一個從來不會循規蹈矩的作家，他像鼓手一樣進行即興創作，這讓他的文字永遠充滿著能量和奇幻的想象。

趙松以艾拉的作品為例進行說明：《鬼魂的盛宴》營造出了罕見而精美的美學氛圍，在敘事結構上更接近于拉美作家；在《上帝的茶話會》中，世界名作《蒙娜麗莎》的丟失方式讓人匪夷所思：一千滴油彩從玻璃罩表層的空洞逃逸而出，每滴油彩都象征著一種獨立的生命，在世界各地上演不同的戲碼。原罪的概念也在《上帝的茶話會》里出現，上帝設宴請客卻不愿見到人類，情愿邀請猴子們。艾拉總是很巧妙地把一個讀者們很熟悉的概念敲碎，然后以奇妙而魔幻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

在趙松看來，艾拉的作品有我們難以預測的復雜性。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艾拉的敘事方式里暗含著一種“反其道而行”的可貴。趙松感嘆，電子產品如今已經幾乎成為了人體終端，我們的想象力在被不斷削弱，那種在物質匱乏的生活中綻放的奇異充沛、天馬行空般的想象力正逐漸褪去光彩。趙松在現場談及自己友人的故事，說這位友人早年曾在新疆度過不少艱辛歲月，嚴寒時節無處可去，便躲在房里聽收音機里播放的音樂，每次聽到貝多芬的曲子都會激動到熱淚盈眶。許多年以后他前往德國柏林去聽愛樂團的現場演奏，卻怎么都找不回當初那種豐盛飽滿的感動了，這或許是因為，人性中最原始、最樸實、最純粹的那份感受力，已在繁華的城市生活里被消磨殆盡了。

把眼前的一粒豆子變成一整個宇宙

孔亞雷坦言，最初選擇翻譯《音樂大腦》的原因在于他能夠感受到自身與作品之間存在的默契感：兩者不僅氣質吻合、對寫作和生命的理解也如出一轍。趙松和孔亞雷討論起，自19世紀長篇小說興起，人們的想象力就被大大地限制，即便是萬眾矚目的《尤利西斯》和《追憶似水年華》也充斥著過分嚴謹的氣息，我們幾乎再也找不到像《堂·吉訶德》和《格列佛游記》這樣的作品了。可艾拉是那種能把眼前的一粒豆子變成一整個宇宙的人，他的想象力強大到能夠讓人徹底放松，完完全全地跟隨他的文字去漫游。

孔亞雷和趙松接著談到艾拉小說的具體內容和情節：在艾拉的筆下，草原上的風會愛上女裁縫；吃了有毒冰淇淋的小男孩變成了小女孩；韓國寺院的小和尚帶著法國人參觀，卻意外進入了平行世界；午夜十二點，鬼魂紳士邀請女孩參加派對；上帝請猴子參加盛宴。他總能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打破人們的習慣性思維。趙松說，“現在人們已經很少談論先鋒派小說或者現代主義小說了，總覺得它們聽上去不夠接地氣，艾拉卻能始終堅守自我陣地，這讓我非常感動。”

孔亞雷接著談到了艾拉和博爾赫斯相比較的話題，在他看來，艾拉和博爾赫斯所代表的是同一性質的兩個不同面向。博爾赫斯是典型的貴族階級，自小就開始閱讀父親收藏在家中的大英百科全書和上千部文學經典，而艾拉卻是在2000多部好萊塢B級電影的陪伴下成長起來的作家。艾拉那種多維度的、高度自覺的敘事與這樣的成長環境密不可分。孔亞雷比喻說，“如果說博爾赫斯是豎琴，那艾拉就應該是爵士樂隊的管風琴。”

對抗世界的堅韌“自我”

孔亞雷認為，艾拉最動人的一點在于他對“自我”的珍視。自我特質的一切，哪怕焦慮都已經與他自己融為一體。對于孔亞雷來說，偉大的文學作品不是靠情節來取勝的。短篇小說的創作是從莫泊桑那一代興起的，到如今這個年代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國內的作者和讀者更偏愛歐·亨利式的小說——那種出人意料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短篇故事。據孔亞雷介紹，艾拉小說的精髓不在于歐·亨利式的出人意料；艾拉更專注于純粹的浸潤和體驗，讀者很難像復述歐·亨利那樣復述艾拉的故事。

對孔亞雷來說，這樣的寫作方式更加具備當代性，仿佛是奇妙的雞尾酒，有不同的層次和味道，讀者在任何一個層次都能找到他對自我意識的珍視。這種自我是否會走向一種自大？孔亞雷在《音樂大腦》的艾拉作品導讀中談到，艾拉對“自我”的偏執和沉迷反而顯得“輕柔、謙遜而又堅韌”。這樣的“自我”，在艾拉那里甚至成為“對抗這個支離破碎、充滿復制和模擬的世界的最后武器”。

孔亞雷坦言，艾拉的創作方式有時甚至會讓讀者擔心，不確定這樣隨性的創作是否會在某個時間節點上失去控制，但是艾拉每次都能完美掌控自己的筆調，用孤獨的氛圍來形成某種平衡。孔亞雷將其描述為，“就像樂隊中源自亢奮鼓手的憂郁，非慢鏡頭不可得”。這是一種迷人的氣質，了解到這一點以后，我們才能更靠近艾拉作品的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