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寂寞芳心小姐并不是小姐，而是一位男士。寂寞芳心小姐最大的人生困境不是寂寞，不是芳心凄楚，而是絕對的虛無。

事實上，寂寞芳心小姐是一位年輕人的筆名，因主持同名專欄而得。在“從前慢”的20世紀30年代，報刊專欄還是苦悶人士直抒胸臆的出口。寂寞芳心小姐每日收到的讀者來信，大都來自絕望的人、傷心的人、厭倦一切的人……即便每一封來信都椎心泣血，內容卻依舊“千篇一律，字里行間仿佛是用心形蛋糕刀切出的痛心面團在紙上蓋的章”。

營造如此灰色、懊喪的專欄并非作者韋斯特的本意。在整個《寂寞芳心小姐》里，他所描繪的是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不依賴于特定的階級和他人的援助、只要努力便能獲得更好生活的“美國夢”，是如何被衰退的現實擊垮的。深諳隱喻及反諷的韋斯特，塑造了大量繁復的意象，去佐證經濟蕭條時期個人生命的惶惑無依，并最終被侮辱被損害。借由寂寞芳心小姐的雙眼，韋斯特看見“貌似瀕臨死亡的男人，跌跌撞撞地走進一家放映電影《金發美人》的電影院”，又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甲狀腺腫大的女人，從垃圾箱里撿出一本愛情故事的雜志，居然激動得如獲至寶”。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韋斯特試圖展現的是機械復制時代，尼采振臂高呼“上帝已死”的時代，人逐漸失去“人的本質”，在本質上成為“非人”的異化過程。可以說，人在失去“本質”的時刻，靈魂已經蕩然無存；也可以說，人盡管失去了“本質”，但靈魂依然可以飛升，掙脫肉身的奴役，尋找信仰。顯然寂寞芳心小姐屬于后者。韋斯特不吝筆墨地渲染這種被異化的心理危機，“虛無”“信仰缺失”幾乎成為小說的基調，俯拾皆是：“生活是一片缺乏慰藉的沙漠”，“美食、美酒、美人都不能給我歡樂——藝術也不能。我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蕪。”

與20世紀初，同為猶太人的弗蘭茨·卡夫卡相較，他們共同的主題是“現代人的困境”，即身處現代生活，不得不面對的精神壓迫。卡夫卡曾做過最好的注解：在文學的框架內，他將巴爾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毀一切障礙”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礙都能摧毀我”。還原到《寂寞芳心小姐》，男主人公的意外身亡，更像是陷入現代生活的“無物之陣”，最終被巨大的虛無摧毀、吞噬。

值得一提的是，韋斯特與卡夫卡的困境，都與其猶太身份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卡夫卡對自己的猶太特性所抱的態度，常常是游離的、復雜的，甚至不無憎惡；韋斯特亦將典型的猶太姓氏“溫斯坦”，改為“韋斯特”。因此，將《寂寞芳心小姐》視為“用卡夫卡的方式訴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既是契合，也是隱喻。

《寂寞芳心小姐》用第一視角展現了專欄作家的困境，除此之外，雪片一樣飛來的書信則是一種強調，并更荒誕不經——有“臉上正中央有個大洞”的無鼻舞者，也有被躲在床底的丈夫嚇到癱瘓的主婦。從理智上看，這些幾乎是不可能的，是韋斯特將生活中的滑稽、陰暗等放大、扭曲，用“哈哈鏡”式的夸張喜悅，去鋪陳痛苦，像1960年代“黑色幽默”美學形式的探索與先驅，也似“以樂景寫哀情”的中國古典美學精魂。

誠如當代美國著名文學教授哈羅德·布魯姆所言：“《寂寞芳心小姐》比《太陽照常升起》《了不起的蓋茨比》《圣殿》更卓越，它是現代美國小說中負面想象的完美案例。”但即便是書寫負面，韋斯特并未在小說中表現出“頹廢至死”的態勢。寂寞芳心小姐的生活沒有一“喪”到底，而是起承轉合，尚有一絲微光，令他“無拘無束、清澈無比”。

小說的最后，寂寞芳心小姐死了。與其說他死于槍支走火，不如說他是上窮碧落下黃泉，死于帶著疑問尋找答案，去往投奔信仰的那條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