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汪曾祺在故鄉高郵的運河上

一個作家，因為作品，掀動了一座城。在中國除了魯迅、沈從文等作家之外，還有多少作家能夠做到呢？評論家唐湜在很早就說過：汪曾祺的這些關于故鄉的作品，“是一章舊文化傳統、舊生活傳統的抒情詩”。

汪曾祺的文學地理，也像福克納“像郵票那樣大小的”那個奧克斯福小鎮，也只是高郵城東大街不出方圓一公里的地方。縱觀汪曾祺的文學成就，主要是他描寫故鄉高郵舊事的記憶，那里的鄉俗人情。早在1982年汪曾祺的一個親戚（表弟）兼業余評論家楊汝絅就撰文指出：汪曾祺早期的《復仇》是有趣的嘗試，但試一下就可以了。《黃油烙餅》《寂寞與溫暖》，寫反右、寫饑荒，也是一個歷史的側影，但是《異秉》《受戒》《大淖記事》，還有《歲寒三友》，才是真正的汪派，才是不可替代的。他又說：汪曾祺發掘了名不見經傳的蘇北小城高郵特有的魅力，愈是寫出它的個性，就愈有普遍意義。

就是說，上面點出的寫高郵的篇什，再加上后來《晚飯花集》里的大部（當然還包括他寫高郵的散文），這才是汪曾祺對當代文學的重要貢獻，或者說，汪曾祺的文學成就，主要在這里。

這個觀點在1989年由北京、臺北兩地同時進行的汪曾祺作品研討會上（這是汪曾祺僅有一次作品研討會），也得到了強調。學者李國濤指出：汪曾祺寫得最出色的還是家鄉高郵的那些作品，這部分作品最能代表其創作特色。

《受戒》中的菩提庵

最近我連續去了高郵，一次是隨《北京青年報》青睞高郵尋訪團，一次陪深圳電視臺拍攝汪曾祺文化專題片，因為采訪深入，使我受益匪淺，彌補了我過去許多次去高郵的空白，兩次去了《受戒》中小英子和明子的庵趙莊，雖然歷經滄桑，變化很大，但人情和風貌大致還是如此。庵趙莊菩提庵（現改名叫慧園寺）現任住持智隆（在家名趙久海）是個有趣的老人。他今年已八十六歲，可精神矍鑠，非常開朗豁達，真正是人情通透。庵趙莊在高郵的東北，距縣城也只有十多華里，過去去庵趙莊是可以從大淖坐船的，正如汪曾祺所寫小英子送明子去受戒，走的是水路。而現在打個車半小時就到了。第一次去庵趙莊時，那天正是小雨，由高郵的姚維儒先生陪著，也算是為尋訪團先打個前站。找到廟里，智隆出門去給人家做佛事去了。他的老伴周志英在寺里——智隆結過兩次婚，前后有五個孩子。他原先是出家的，后來還了俗，改革開放之后，他又出家。——周志英今年已七十六歲（她有兩個女兒），正倚在門框上，看著院子里一堆被雨淋著的油菜稈（油菜籽在稈子上）發愁，她說：再下這油菜籽就沒用了，又沒有辦法搬到屋子里去。我見那一大堆的油菜稈，怎么也沒法搬到屋子里去。院子中間的洼地已經有雨水積渚，可雨也沒有立即停下的意思。我前后轉轉，因規制太小，實在不像個法嚴莊重的古剎，倒更像鄉間的一個平常人家。門口依然有一條河，正如《受戒》中所言：

荸薺庵（菩提庵）的地勢很好，在一片高地上。這一帶就數這片地勢高，當初建庵的人很會選地方。門前是一條河。門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場。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樹。

這一條河現在似乎更像一口池塘，水也不是那種撩人的清澈。院內倒是栽了兩棵松樹，還不見蒼老。正中一只不大的銅香爐。前殿東西各有廂房。西邊一間有兩張大床，一個超薄電視機，一張大桌。桌上的墻上掛有兩個鏡框，里頭夾滿了照片。一個鏡框里是兩張大照片，或者是智隆和老婆的。另一個則是智隆參加各種法會的照片，其中一張在甘肅某寺受戒大會上的尤為引人注目，說明智隆是正式受過戒的（是有執照的僧人，可以隨廟掛單的）。

“他去哪里做佛事去了？”我問。

周志英已進到了東廂的廚房：“給馬棚的一戶人家。”

“遠嗎？”

“不遠，就在運河的下面。”

我對姚維儒說，去找他吧。于是我們又上了出租車，在雨中去馬棚。果然，只向北走了不多會兒，我們就找到了。

智隆是個胖子，可腰板挺直，聲如洪鐘，相貌真是堂堂。我上面說他人情通透，一點沒錯。他們一行有五六個僧人，都圍在一張桌前，合做一臺佛事。在這一群人中，也有智隆的兒子。我忘了問法號，只記得告訴我今年也六十七歲了。

見面略寒暄幾句，就說到正題，我說：汪曾祺你知道吧。

他哈哈笑說：知道知道，許多人來找過。我問他記憶中的菩提庵是什么樣子。我找出一張紙，他當即給畫了個草圖：標注為1933年記得的慧園寺。上有佛堂、土地廟、大佛、七如來、小塔骨、字紙庫……

我說，北京一個尋訪團要來，都是記者，想了解當年菩提庵的一些事情，你到時給介紹介紹。

他一聽北京來的，還是記者，說：這個我怕講不好。又稍頓了頓，他忽然說：“怎么講？你給我寫個稿子吧？”

我不由得笑了起來：“這我不成了你的秘書了？”其他五六個僧人，也都笑了起來。

隔了兩天，我果然又隨尋訪團來到菩提庵。這一回是個大晴天了，陽光極好。智隆前前后后跑著，回答著各種古怪問題。因為在家（寺就是家），他只穿了一件老頭衫，女兒見著，找過一件僧衫給他披上。他乖乖地伸出胳膊，給女兒套，果然，僧衫一穿，像個出家人了。

在寺內的墻邊，立著幾塊殘破的石頭。我走過去，仔細看上面的字，因蒙了很厚的灰塵，我找出紙來擦拭，見上面寫著：

□□□于光緒十年契買朱生甫本里民田一百□□□，值銀七百四十七兩零六分，以為該庵僧道人食用香火……

尋訪團里不知誰提議讀《受戒》，于是一群人，便坐在寺外的圍墻下的香樟樹下，一人一段，從“明海出家已經四年了，他是十三歲來的……”開始，一個接一個念下去。

智隆見這一群人坐下讀書，他過來對我說，你們沒事，我有事去了？

我連忙說，好好好，多有麻煩。您先忙去。

寺中安靜了下來，于是一群男女，帶著各自的鄉音，抑揚頓挫地照著書念了起來（汪先生若有靈，肯定忍不住要笑了起來）。聲音沿著寺院淺黃的圍墻，飄向了鄉村的天空，散布在這夏日的蘇北鄉村的田野上。田野中成熟的小麥，在陽光下閃著金黃，一片一片伸向遠方，碧藍的天空下，有幾棵孤立的樹立于田間，真是一幅油畫。

智隆對我說的“有事”，其實他是跑到村頭小賣部那里修電動三輪去了。我們返回的時候，從村頭過，我見他正趴在地下，起勁地“搗鼓”他的三輪。我想這三輪，大約是他的“專車”，出門做佛事，要帶許多“家伙”，沒有個“車”是不行的。

我坐在大巴車內，窗戶是密封的，沒有辦法同他打個招呼。我望著他勾著身子的背影，忽然有點感動。這個老人讓人感到十分親切。他不像個僧人，像一個普通的爺爺。 

邵家“茶爐子”

東大街仍住著小說中的人物

東大街的尋訪則更有趣了。我二十天之內，三次重走東大街。可以說，汪曾祺在《晚飯花集》里寫故鄉的部分，都是在這條不長的古老的小街上。那天下午，陪深圳電視臺去草巷口拍攝，那里的一個百年老浴室至今還在。有一塊基石，上面刻有“玉堂池”三字。在此之前，我曾與高郵籍作家王樹興專門到這里洗了一把澡。街坊說，汪曾祺小時候就在這里洗澡（我們洗一把，也算沾沾汪老頭的靈氣）。草巷口與汪家所在的科甲巷和竺家巷只一街之隔，距離也只二三百米。過去人家，洗澡必去浴室。汪曾祺小時候在此洗澡，是再合情理不過。拍攝這天，巷子里居住的老街坊（多為老人）都倚在門框上看熱鬧。隨便問一問，一個答八十七了，一個答八十一了。巷口一個老太，指著隔兩三個門的一個：她九十一了。

“寫的是我家誒！”

“認識，認識，寫的就是×××。”

“汪家祖傳眼科，他父親還給我看過眼睛呢！”

當問起汪曾祺筆下的人物時，這些老人一個一個搶著說著自己知道的故事。是的，汪曾祺小說《異秉》中的王二，《徒》中的高北溟女兒女婿高雪和汪厚基，都住在這條巷子里。

姚維儒先生為我手繪了《汪曾祺故鄉足跡圖》。姚先生年屆古稀，是高郵土生土長的人。小時候也住在東大街上，對這一片非常熟悉。其實說“足跡”，也就是汪曾祺十九歲離開故鄉之前的足跡。汪先生筆下的人物：王玉英、侉奶奶、李三、葉三、金大力、李花臉、八千歲、陳小手、大鳳二鳳三鳳……筆下的地名：越塘、螺螄壩、臭河邊、承天寺、陰城……都在這頁圖冊上。幾十年來，我已反反復復在這條街上走過多次，但也沒有這一次走得仔細和深入。

汪先生在《自報家門》一文中說：

從我家到小學要經過一條大街，一條曲曲彎彎的巷子。我放學回家喜歡東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鋪、手工作坊、布店、醬園、雜貨店、爆仗店、燒餅店、賣石灰麻刀的鋪子、染坊……我到銀匠店里去看銀匠在一個模子上鏨出一個小羅漢，到竹器廠看師傅怎樣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車匠店看車匠用硬木車旋出各種形狀的器物，看燈籠鋪糊燈籠……百看不厭。有人問我是怎樣成為一個作家的，我說這跟我從小喜歡東看看西看看有關。這些店鋪、這些手藝人使我深受感動，使我聞嗅到一種辛勞、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記憶，我的小說有很多篇寫的便是這座封閉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汪先生又說過：

我寫小說，是要有真情實感的，沙上建塔，我沒有這個本事。我的小說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菰蒲深處》自序）。

其實都是有原型的（他真是一個不會編故事的作家，老老實實寫下自己熟悉的生活），但是這些原型都經過了汪先生的思考和升華。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生活，一下子讓你寫成小說這樣的好事。正因為汪曾祺作品的真，筆下才實。他的作品，事情真，情感真，語言真。幾乎可以說，幾十年來，經過那么多讀者，特別是家鄉熟悉他筆下人物和故事的讀者的閱讀，還沒有一個人指出過汪先生筆下的虛妄與不實。也可以說，這才是汪先生作品經久不衰的魅力，或者說魅力之一吧。

在高郵，汪曾祺可以說是家喻戶曉。我們在高郵見到的人，都能說出一兩件汪曾祺筆下人物的故事。汪曾祺真正可以說是屬于高郵的。他是一個有家園的作家。他的家園，當然是高郵。

一個作家，因為作品，掀動了一座城。在中國除了魯迅、沈從文等作家之外，還有多少作家能夠做到呢？評論家唐湜在很早就說過：汪曾祺的這些關于故鄉的作品，“是一章舊文化傳統、舊生活傳統的抒情詩”。

沈從文先生也早就說過：若世界真還公平，他的文章應當說比幾個大師都還認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

沈從文在1941年給施蟄存的信中，談及昆明的一些人事，也曾寫道：“新作家聯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幾個好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

沈先生真是眼力深厚，果然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