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原名大衛(wèi)·康威爾（David Cornwell），1931年生于英國。曾就讀于伯爾尼大學和牛津大學，18歲被英國軍方情報單位招募，擔任對東柏林的間諜工作。1958年就職于英國安全局軍情五處，同時開始寫作。1963年，第三本小說《柏林諜影》問世，知名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盛贊：“這是我讀過的最好的間諜小說！”由此奠定文壇大師地位，并轉為全職寫作。

《鴿子隧道》是這位英國國寶級小說家的唯一一本回憶錄，記下了他人生中近四十個刻骨銘心的片段，再現(xiàn)了一個偉大作家的雙重身份和多重自我。他目睹殘酷戰(zhàn)爭與冷血殺伐；他跟著戰(zhàn)地記者藏身壕溝，子彈擦著他的耳邊飛過；他采訪獄中的恐怖分子，卻被對方堵得啞口無言；他寫下騙子父親與自己既疏離又難舍的親情，并苦苦思索間諜與作家的異同。

“逃避與欺騙是我童年非有不可的武器。青少年時期，我們都是某種間諜，而我卻早已是退役的老兵。情報世界擁我入懷的時候，感覺就像回到家一樣。”

本文摘自該書自序，由澎湃新聞經(jīng)世紀文景授權發(fā)布。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如果你運氣夠好，作為一名作家在出道伊始便取得了成功，就像我當年出版《柏林諜影》時那樣，那你這余生就會被分為“墜落前”和“墜落后”兩個階段。回頭去看，那些在探照燈逮到你之前所寫的書，讀起來就像是你天真無邪年代的作品；在這之后所寫的書，則是你的低谷時期，就像是一個人面對審判時的奮力掙扎。“太過用力了。”評論家們大聲說道。我從來沒覺得自己太過用力，在我看來，我所獲得的成功，恰恰是因為我竭盡全力地把最好的自己表現(xiàn)了出來，而且，就整體而言，無論這“最好”是好是壞，都是我的成果。

況且，我熱愛寫作。我熱愛我此時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五月，烏云密布的一個清晨，躲在狹小的書桌前，像個男子漢一樣奮筆疾書。山間的雨水順著窗戶急促滑落，此刻并沒有理由要撐著傘、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到火車站去。因為《紐約時報國際版》要到午飯時間才會送到。

我喜愛邊行走邊寫作，散步的時候，搭乘火車的時候，或是在咖啡館的時候，先是記錄在筆記本上，然后急匆匆地走回家， 仔細審視自己的戰(zhàn)利品。當我在漢普斯特德的時候，荒野公園里有一張我最喜歡的長凳，藏在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下，遠離其他的座椅，我很愛在這里隨便寫寫東西。我一直都只用手寫。這么說或許有些傲慢，但我更偏愛這種已經(jīng)流傳了百年的、傳統(tǒng)而非機械化的書寫方式。我身體內(nèi)住著的那個退步已久的繪畫藝術家，真的很享受涂鴉文字所帶來的樂趣。

我最喜歡的就是寫作的私密性，這也是我從來不參加集體文學活動的原因。只要可以拒絕，我都會選擇遠離各種采訪，雖然從過往記錄來看，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有時候，通常是在夜里，我真希望自己從未接受過任何采訪。首先，你虛構了自己，接著你又相信了虛構的這個自己。這可是個與擁有自知之明互不相容的過程。

在進行研究之旅的時候，某種程度上，我因為現(xiàn)實生活中的另一個名字而得到保護。在旅館簽名時，完全不用擔心是否有人認出了我的名字：可是，沒有人認出來的時候，我又擔憂地苦想這是為什么。當我想從對方那里取材，不得不老實交代自己的身份時，結果也各種各樣。有的人會拒絕再次信任我，但有的人接下來會莫名其妙地把我捧到情報組織頭頭的位置，即便我反駁說自己只做過最低階的情報工作，他的回應卻是令人感到無可奈何的“你當然會這么說，不是嗎？”。然后，他會不斷地說些我不想要、不能用，或是聽過也不記得的“知心話”，只不過是誤以為我可以把這些話傳達給“我們都知道是誰”的某個人。這種既嚴肅又詼諧的困境，我遇到過好幾次。

但是，在過去的五十年里，被我這樣炮轟式詢問的可憐人們——從制藥企業(yè)的中層行政主管到銀行職員、傭兵，以及身份各樣、程度不同的間諜——大多數(shù)都對我表現(xiàn)出了寬容和慷慨。這其中最為寬容慷慨的，莫過于戰(zhàn)地記者和海外特派記者了，他們保護了寄居在他們翅膀之下的小說家，相信他擁有著他其實從來都不曾有過的勇氣，還允許他貼身相伴。

如果沒有大衛(wèi)·格靈威的忠告和陪伴，我簡直難以想象自己是如何開啟在東南亞與中東的短暫訪問的。格靈威是被《時代周刊》《華盛頓郵報》與《波士頓郵報》多次授予勛章的東南亞特派記者。膽怯的新手想搭上他這輛馬車簡直是天方夜譚。一九七五年一個下雪的早晨，他坐在這座農(nóng)舍的餐桌前吃早飯，享受著暫時離開前線的片刻休息。這時，他接到華盛頓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被圍攻的金邊馬上就要淪陷在紅色高棉手中。我們這座山村沒有馬路可以下山，只能先搭乘小火車去轉乘較大的火車，接著再轉搭更大的火車，從那里轉去蘇黎世機場。轉瞬之間，他就從一身阿爾卑斯度假裝扮換成了戰(zhàn)地記者的粗布衣衫和老舊絨面鞋， 與他的妻女吻別，迅速下山前往火車站。我則拿著他的護照，一路小跑，緊跟在他的后面。

格靈威之所以會如此出名，是因為他是最后一位降落在被圍攻的美國駐金邊大使館屋頂?shù)拿绹浾摺Ｒ痪虐艘荒辏以谶B接約旦與約旦西岸的阿倫比橋患了痢疾，格靈威粗暴地帶著我穿過等待通關的大批煩躁不安的旅客，憑借著純粹的意志力一番交涉，使我們順利通過檢查站，成功送我過了橋。

重讀曾經(jīng)描寫過的一些片段時，我意識到，不知是因為過于以自我為中心，還是為了使故事情節(jié)更加鮮明，我刻意省去了當時也在場的其他一些人物。

我想起和蘇聯(lián)物理學家，同時是政治犯的安德烈·薩哈羅夫與他的夫人葉蓮娜·邦納在餐館里的談話。餐館位于當時還叫列寧格勒的那個城市里。我們處于人權觀察組織的保護之下， 他們派了三名成員和我們坐在一桌，一起忍受來自克格勃的幼稚干擾。他們派了一隊人馬假扮成攝影記者，在我們附近轉圈游蕩，他們拿著那種老式的、帶有鎂光燈的攝像機，不停對著我們的臉開閃光。我由衷希望，當天參加這場聚會的其他一些人也會在別的地方，留下他們自己對這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天的記錄。

我回想起了尼古拉斯·艾略特，他是雙面間諜金·菲爾比多年的好友兼同事。他在我倫敦家中的客廳里高視闊步，手托一杯白蘭地。我還記起，我的妻子當時也在場，坐在我對面的扶手椅上，和我一樣被他迷住了。

直到我寫至此處，才記起那天晚上，艾略特帶了他的妻子伊麗莎白來吃晚餐，同時還有一位我們都很喜愛的伊朗客人。這位客人講一口近乎完美的英語，僅有小小一點，甚至可以說是得體的語言缺陷。當我們這位伊朗客人離開之后，伊麗莎白轉向尼古拉斯，眼神發(fā)亮，非常興奮地說道：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的口吃，親愛的？就和金一樣！”

關于我的父親龍尼的冗長篇章將會放在本書的后面，而不是開頭的章節(jié)里。因為我不想讓他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樣，強行躋身上游。盡管我花了大量時間去為他苦惱，不過他仍舊像我母親一樣，是個謎團。除特別注明外，書中所有故事都是嶄新的。如有必要，我也會改變一下名字。因為雖然故事的主角們或許已經(jīng)離世，不過其后人和繼承人們可能并不能理解其中的玩笑意味。總之，我嘗試整齊有序地、以各種不同主題進行分類的方式來梳理自己的人生道路，盡管并不是按照時間順序進行的編年紀事，不過這倒更像是生命本身行進的路線：越走越寬，直到進入毫無連貫性存在的狀態(tài)。有些故事則干脆變成了它們留存在我腦海中的樣子：獨立存在，足以支撐它們自身，不與我意識中的任何明確指向相關聯(lián)，僅僅講述它們于我本身的意義。它們使我警惕、恐懼或是感動，讓我在半夜驚醒，使我哈哈大笑。

隨著時間流逝，我所描述的某些經(jīng)歷，在重讀的時候，會使我的眼睛仿佛“當場”捕捉到了一小段歷史。我想，年紀較大的人應該都會有這樣的感受。通篇重讀，從鬧劇到悲劇，又從悲劇到鬧劇，我覺得也許多少有些不可靠吧，卻不能確定這是為什么。可能讓我覺得不可靠的正是我自己的人生。不過，事到如今，想要對此做些什么也已經(jīng)太遲了。

有許多事情我從來都不愿意寫，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先后有過兩位非常忠誠且摯愛的妻子，對她們，我有無限的感謝，也有很多的歉意。我一直都不是個模范丈夫和模范父親，對于表現(xiàn)成那樣也不感興趣。愛對于我而言，來得太晚了，是在很多次失誤之后才到來的。我沒有給我的四個兒子提供良好的道德教育。關于我在英國情報機構的工作（當然主要都是在德國執(zhí)行），我也不希望再添加額外的說法，畢竟，已經(jīng)有其他某些人在其他某些地方發(fā)表過并不準確的報道了。一方面是因為我對自己曾服務過的機構還保留著老派的忠誠態(tài)度，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我已經(jīng)向愿意同我合作的男士和女士們做過保證。我們之間達成的共識是，這一保密承諾沒有任何具體的期限，將會一直延續(xù)到他們的兒女及后代。我們所從事的工作既不驚險，也不戲劇化，但對于這些簽了約定的人們而言，卻牽涉到痛苦的、觸及靈魂深處的反省過程。無論這些人此刻是否健在，保密的承諾依舊不變。

間諜的工作，自我出生以來，就對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我想，這就像是大海之于福雷斯特，或者印度之于保羅·斯科特。我在曾經(jīng)熟知的秘密世界之外，試圖為我們所居住的這個更為寬廣的世界創(chuàng)造一個大劇場。這個想法最初源自想象，然后尋求實體，接著再次回到了想象，最后便來到我此刻就座的書桌前。

《鴿子隧道》，[英]約翰·勒卡雷 著，文澤爾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