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時期”到“新時代”，一系列或遠或近的紀念活動，都或明或暗地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發生著聯系。在這樣的時間線索中，去著重清理發生的一切，詳細勘察理論的蛛絲馬跡，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面向未來。

一、四十年文學總結與現實主義大討論

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來說，回顧40年走過的曲折道路，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這其中有一系列值得重視的成果。楊揚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的變與不變》中別出心裁地將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文學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20世紀70年代末的“撥亂反正”，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學實驗，90年代市場經濟大潮的洗禮，以及21世紀以來互聯網技術的沖擊。總體上他又將40年分為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兩個時期，前一個時期是非網絡時代的文學時期，后一個時期則是網絡時代的文學時期，由此預示中國文學自印刷術產生以來的最劇烈變革。圍繞改革開放40年，兩個大范圍的文學討論值得重視：其一，“回首四十年，放歌新時代”的重要研討。《文藝報》舉辦了“回首四十年，放歌新時代”系列研討會，探討40年當代文學的經驗與啟示。在會議主辦方看來，文學作為一個整體場域，不同門類共同見證了當代文學的發展，系列研討涵 蓋了當代文學創作的各個門類，盡可能呈現40年文學現場的全部概貌。會后，與會者發表多篇評論文章。如王干的《改革的呼喚小說的開放》對40年來的小說作了歷史回顧與梳理。潘凱雄的《縱橫不出方圓———改革開放40周年文學演變啟示錄》從總體上概述40年來的文學發展。何言宏的《歷史轉型的書寫與回應》認為40年中國文學的主要成就在于現實主義精神和創作方法。其二，“新時代與現實主義”大討論。《長篇小說選刊》發起的“新時代與現實主義”大討論引人矚目。該雜志于2018年第５、６兩期發表了數十位評論家的筆談文章。這些文章結合現實主義概念的豐富意涵，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流變，以及當下現實主義小說的創作面貌，提出了許多非常重要的問題。例如關于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孟繁華在《現實主義：方法與氣度》一文中認為，“一直是一個有多重闡釋空間和可能的概念。”而在程光煒看來，在新時期文學40年的歷史中，重新討論現實主義文學的契機往往出現在三個關口：第一是偽現實主義文學盛行，文學走向末路的時候；第二是文學形式探索達到飽和、出現審美疲勞的時候；第三就是在文學過分商業化、圈子化的情況下。而丁帆則在《我們經歷了什么樣的“現實主義”》中指出，百年文學史對“現實主義”的理解是隨著政治與社會的需求而變化的，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我們缺少了一個重要的元素，就是“批判”（哲學意義上的）的內涵和價值立場。

二、文學批評的自我反思

批評的自我反思，始終是當代文學批評的重要課題。就此，南帆的論文《文學批評：八個問題與一種方案》無疑具有總結意義。在此文中，南帆饒有意味地討論了影響文學批評的八個理論問題，即當代文學與經典、審美與歷史、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文本中心與理論霸權、作品的有機整體原則、文學批評是否科學、作家與批評家，以及精英主義的困境等。在他看來，如果這些問題始終處于模糊狀態而無法獲得正視，它們的外在征候必將長期干擾文學批評的質量。這些集中展示出的問題，恰恰需要批評從業者長期關注。總的來看，文學批評的自我反思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文學批評與文體意識”的重要討論。《文藝爭鳴》雜志2018年第１期組織的“文學批評與文體意識”的討論專輯值得重視。多數文學評論者堅決表達了對于當代文學批評的不滿。例如，孟繁華在《文體意識與文學批評實踐》中認為，我們現在的批評困境表面看是文體問題，但本質卻在對文學是否有真知灼見，或者換言之，涉及的是態度問題。在《文體與文風》一文中，賀紹俊對當下批評文體提出了尖銳批評。在他看來，如果將文學創作中的文體意識狀態比喻為某種“高燒癥”的話，文學批評中的文體意識狀態則是“冷漠癥”，因此在文學批評中呈現的是文體的單一化和僵尸化。其二，批評代際問題的持續思考。何平在《小說評論》2018年第３期主持的“反思70后”專欄所引起的討論雖稍顯老套，但他們談論的問題卻不能說毫無意義。在這一專欄中，參與討論的李遇春、郭洪雷、張均等70后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出發，在近40年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文學和文學生態變革背景下，反思“70后”作家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實績、局限以及未來的可能性，對“70后”新的美學原則的創造提出建設性意見，同時也對“70后”作家進入文學史的可能性前景進行了細致分析。

三、重要作家作品的持續關注

就2018年當代文學的作家作品研究而言，各大期刊雜志組織的諸多專欄批評都頗富聲勢，產生了一系列值得關注的討論成果。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當屬《文學評論》雜志的路遙研究專輯。王兆勝在《路遙小說的超越性境界及其文學史意義》中指出，如何看待和評價路遙小說，已然成為當前學界的焦點和難題。由于學界長期以來對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簡單理解，也受制于西方文學理論和小說理論，路遙的小說成就和地位沒能得到凸顯。他認為，路遙的小說一面奠基于現實主義傳統，一面又是非常開放和異常廣闊的。它的天地境界、對婚戀關系的辯證理解，以及“同呼共吸”的心靈敘事，都為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一個新的價值維度。其開拓性、創新性和深刻性應該給予充分肯定。同樣影響不凡的還有《中國文學批評》的“作家聚焦”欄目。該雜志第１期推出了“范小青研究專輯”，分別刊載王光東討論范小青短篇世情小說，曾軍論述《右崗的茶樹》，何言宏討論《桂香街》，以及張冀研究《女同志》的評論文章；第２期的“兒童文學聚焦”涉及曹文軒、張煒和楊鵬等幾位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的評論；而第３期則推出“畢飛宇的創作理論與實踐”專輯，郭洪雷、張堂會等作者從不同角度討論畢飛宇的創作狀況。

四、其他重要理論批評問題的討論

除此，2018年值得一提的重要理論批評問題，至少還應包括以下幾種：其一，《西湖》雜志的“排行榜研究”。這是《西湖》雜志2018年新推的欄目。它不僅僅是在研究年度文學，同時也在研究排行榜本身。《西湖》“排行榜研究”欄目就各種榜單涉及的相關問題組織討論，每期邀請一位青年批評家發表觀點。其二，“新時代兒童文學觀念及變革”筆談專欄。針對當前兒童文學創作高度發達，而理論研究嚴重滯后的現狀，《文藝報》組織“新時代兒童文學觀念及變革”筆談專欄，邀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研究者廣泛參與其中。該專欄意在特定的文學史區間里，匯聚兒童文學批評研究的散在力量，朝向兒童文學的多重理論維度，以此對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形成更具客觀性與全局性的觀照，也為新時代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更具前瞻性的思考。其三，網絡文學20年的總結與研究。近年來，中國網絡文學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作為網絡文學20年重要總結的體現，何弘在《從自然生長到有序引導———新文學群體現狀分析》一文中對以網絡文學從業者為主的新文學群體的發展情況作了細致的分析。何平在《再論“網絡文學就是網絡文學”》一文中認為，網絡文學是現階段中國的大眾流行文化，尤其是青年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解釋網絡文學，應該在將其視作比“文本”比“文學”更大的“文化”，關注到網絡文學的“文學周邊”，充分尊重網絡文學的“網絡性”。《中國文學批評》2018年第３期的“網絡文學研究專輯”推出的三篇論文也是這一年重要研究成果的體現。馬季的《網絡文學的渠道與內容關系解析》從渠道和內容關系角度梳理了20年來網絡文學的發展；黎楊全、何榴的《中國網絡玄幻小說的敘事語法》從敘事語法的角度具體討論玄幻小說的內容層面；張春梅的《“網文”通向電視之媒介選擇———從〈后宮甄嬛傳〉在電視上的“被刪”談起》，論及網文與電視劇這兩種傳播介質在時空、人物、線索、敘事重點等方面的不同處理方式，由此論述網絡聚落的情感結構、文化心理和社會意識。另外如許苗苗的《游戲邏輯：網絡文學的認同規則與抵抗策略》，歐陽友權的《網絡文學批評的述史之辨》也都是這一年較為重要的網絡文學研究成果。邵燕君長期關注網絡文學研究，《中國文學批評》雜志2018年第１期便刊載了邵燕君團隊成員的集體成果《網絡文學2017年度推薦榜》。該文以筆談的形式呈現了王玉玊、薛靜、高寒凝、鄭熙青、吉云飛和肖映萱等團隊成員對藤萍的《未亡日》、倪一寧的《丟掉那少年》、七英俊的《有藥》、mockmockmock的《如此夜》、趙子曰的《三國之最風流》、非天夜翔的《天寶伏妖錄》等2017年最新網絡文學作品的精彩評論。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網 張雨楠/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