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蘇叔陽認識在上世紀80年代初。

那時候改革開放之風勁吹，文壇迎來了空前繁榮景象。蘇叔陽正是此時的弄潮兒之一。他的話劇《丹心譜》一炮走紅，獲得“建國30年文藝匯演創作一等獎”。隨后，1980年推出同名電影。由此，話劇、電影、小說、散文、詩歌、紀實文學、紀實片、電視解說詞、理論著作、歷史隨筆……各種文學體裁無一遺漏，樣樣都有蘇叔陽的耕耘之作，令讀者眼花繚亂，目不暇接。這就是蘇叔陽的世界。

但蘇叔陽生性溫和，為人低調，不是那樣乍一成功就張揚的人。以至于他直到后來滿頭白發，依然說:“我還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面對成就卻說：“我只是一個盡自己微小的才能為人民服務的藝工。”他的這種謙遜風格透著一種儒雅，備受人尊敬。

第六次文代會、第五次作代會期間，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聯歡晚會。那場晚會的總策劃、總導演便是蘇叔陽。其實，早在此前1993年他被查出患了癌癥，先因胃癌切除一部分胃，1994年5月又因腎癌切去了右腎。但在這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三層宴會廳，幾乎每一個角落都能看到蘇叔陽的身影，他在現場協調晚會的每一個細節。

晚會結束時，在大會堂又遇到了蘇叔陽，他很快樂地問我，怎么樣，這節目安排得怎么樣。我說，非常棒，尤其二重唱安排的別出心裁，是今天晚會可圈可點的高潮……

在各種文學活動或會議中相遇，我們都會坐在一起無所不談。他還特別推薦我擔任田漢基金會副會長，還想向文化部直推我為夏衍基金會會長。有一次與蘇叔陽見面，他聊起國歌、聊起田漢很是激動。他突然說，老艾，你是政協委員，你應該提個提案在天安門廣場國旗升旗桿下漢白玉護欄外側貼上60厘米長、40厘米寬的銅牌，刻上五線譜國歌歌曲，再刻上國歌歌詞、詞作者田漢、曲作者聶耳，這樣既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內容，也會成為天安門廣場一道新的風景。我的眼前為之一亮。我以為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提的提案。于是，我在當年兩會提出了《關于在天安門國旗升旗臺側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五線譜歌詞銅牌的提案》。當年沒有單位辦復意見。后來，我得知有一個天安門廣場管理局的機構，便提出我的提案交由他們辦理。當時，天安門廣場管理局接辦人員很是興奮，由衷地告訴我，這個提案很重要，他們一定認真辦理。但是，接近歲尾，接到電話，他們十分委婉地告知我，天安門廣場管理局只是北京市政府的派出機構，要動天安門廣場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他們都做不了主，需要上級批準。更為重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雖在憲法和國旗、國徽法中有所表述，但是沒有明確法律地位，所以沒有法律支撐，無法操作。這是他們面臨的難處。我這才意識到，原來我們唱了幾十年的國歌，居然沒有立法保護。由此，我在2014年兩會再次提出《關于在天安門國旗升旗臺側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五線譜歌詞銅牌的提案》的同時，還提出了《關于建議修訂〈國旗法〉為〈國旗國歌法〉的提案》。我以為，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獲得明確的法律地位，我曾經的提案《關于在天安門國旗升旗臺側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五線譜歌詞銅牌的提案》方能得以依法落實。在此之后，每年全國兩會我連續提出這兩件提案（當然還有諸多提案），真可謂政協委員“多說不白說”，2017年4月27日，全國人大法工委邀請我們幾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舉行專題座談，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立法問題進行協商，給出了時間表和路線圖。經過各方多年努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終于在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并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實施。無疑，我的這一提案的產生，與蘇叔陽有直接關聯。

讓常人難以企及的是，蘇叔陽面對癌癥病魔沒有絲毫退卻。2001年10月，因為癌癥他的左肺上葉被切除。但是，他以頑強的毅力與癌癥抗爭的同時，依然筆耕不輟，新創作了300多萬字的作品，出版了諸多著作，創造了蘇氏讀本體。歷史散文著作《我們的母親叫中國》《中國讀本》《西藏讀本》帶來巨大影響。

蘇叔陽以散文體樣式撰寫的《中國讀本》，譯成15種文字在世界出版發行1400多萬冊，成為中國圖書“走出去”的范例。近作《西藏讀本》也譯成多種文字廣泛發行。

他的作品多次獲獎：國家圖書獎、“五個一”工程獎、華表獎、文華獎、金雞獎及全國作協短篇小說獎、散文獎，人民文學獎、烏金獎等，2010年7月獲得聯合國藝術貢獻特別獎。2012年5月16日，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向蘇叔陽頒發了杰出貢獻獎。2016年11月17日，“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中心籌備儀式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巡禮》叢書發行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蘇叔陽獲得“大國非遺工匠文化大使”。

2017年7、8月間，朋友告訴我蘇叔陽住進北京軍區陸軍總院了。我立即撥去電話，他很坦然，說這次是得了直腸癌，醫生建議他做手術，他不想做了。我在電話里寬慰了幾句，相信他一定會再次戰勝病魔。

但是，朋友告訴我，一般人并不知道《中國讀本》所得280萬元稿酬他悉數捐給了西藏，自己被再度發現患了直腸癌時，他自己卻已囊中空空如也。我的內心無比震驚。我立即給錢小芊書記打去電話，介紹了蘇叔陽的困境，希望中國作協對這名老會員伸出援助之手。2017年中秋節前夕，錢小芊書記委派閻晶明代表中國作協看望蘇叔陽，并送去慰問款。得知北京電影制片廠歸屬中影集團，2017年10月10日中午我給中影集團黨委書記焦宏奮打去電話，告知蘇叔陽病情和面臨的困難，隨后發去蘇叔陽家地址和聯系電話，焦宏奮隨即發來短信：“收到。馬上安排人看望。謝謝。”中影集團當即派人看望并送去慰問金。蘇叔陽對自己的困境卻不事聲張，若不是我們介入，他寧肯自己承受。我當時建議他給鐵凝主席寫一封信，反映他真實的困境，但不知他有沒有寫這封信。

2019年7月16日晚間，蘇叔陽在北京病逝，享年81歲。惟愿他的蘇氏讀本體和等身著作像涓涓細流，滋養讀者心田。一路走好，蘇叔陽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