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馬伯庸的大名，更多人熟悉的是“馬親王”。這個外號的來源有各種傳說，他親口認證的說法是，互聯網初到中國的年代，他加入一個網絡論壇，論壇中人選擇了一些奇幻頭銜，比如國王、女王、騎士、法師……他去得晚，沒的可選，只好挑了個看起來最沒用的“親王”。沒想到這個頭銜居然一直伴隨至今。

馬伯庸，也是熱播劇《長安十二時辰》的原著作者。除了開播時，他在朋友圈曬了一張與電視機屏幕的合影，此前他與劇的親密接觸，就是去探了一次班。

馬伯庸曾在外企工作10年，是一個在寫字樓里天天做PPT和工作報表的員工。成為全職作家后，他目前的愛好和工作，除了給兒子馬小煩講睡前故事，就是從各種歷史資料的角落里找傳奇故事。《長安十二時辰》如此，此前的作品《殷商瑪雅征服史》《風起隴西》《古董局中局》《三國機密》《顯微鏡下的大明》……也是如此。

馬伯庸是一個享受型作者——自己越寫越開心，興之所至，剎不住。比如，《長安十二時辰》就來源于知乎的一個問答。當時有人提問：如果你給《刺客信條》寫劇情，會把背景放在哪里？

《刺客信條》是一個沙盤類電子游戲，主角穿梭于城市，執行刺殺任務。馬伯庸很喜歡玩，當他看到這個問題，第一反應就是唐代長安城。“想想一個冒險者的身影，在月圓之夜的大雁塔上躍下，追捕他的火紅燈籠從朱雀大街延伸到曲江池，驚起樂游原上無數的宿鳥……如果能寫出來，這該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想想都興奮，于是他信手寫了幾千字。

寫著寫著，他“膨脹”了：“我試圖讓節奏變得更快，讓故事結構更加精密復雜，讓每一個角色的特質更接近現代人的認知。說白了，我希望呈現的不再是一個古裝刺客冒險故事，而是一個發生在國際大都市的現代故事，只不過它湊巧發生在古代罷了。”

寫這樣一部作品，最大的挑戰不是故事和人物，而是對那個時代歷史細節的精準描摹：怎么吃飯、怎么喝茶、哪里上廁所，長安城的下水道什么走向、隔水的欄桿什么形制……為此，馬伯庸做了兩個方面的準備：一是“大案牘術”，閱讀大量的相關書籍和論文，比如，為了能在書中對長安里坊有細致入微的描述，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就成了案頭讀物；二是去西安實地找感覺，他成為陜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博物院、碑林博物館等地的常客。

在碑林博物館，立著一座“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件國寶級文物上，漢字與敘利亞文并存，講述了景教在唐朝的傳播情況。馬伯庸一眼“看中”了這塊碑：“這很符合唐朝長安國際化都市的特點——另一個文化圈的東西能在這里落地生根、流行發展。”于是，他在書中專門安排了一個重要角色是波斯人，也是景教徒，在與男主一道的冒險歷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小說寫完，賣出版權，馬伯庸沒再操心。然而，導演比較痛苦，因為書中不少描寫要實現影視化，很難。比如，男主張小敬的武器手弩，在馬伯庸的筆下像一把槍一樣“突突突”；但真正拍起來，手弩和槍的差異顯然很大。導演跟他抱怨：“你寫的時候換個武器多好。”馬伯庸答：“寫的時候又沒想拍，我得先自己寫過癮。”

馬伯庸對歷史的興趣在于“希望在一個受限制的空間里發揮自己的想象”。“有的題材是沒有限制的，比如科幻，可以撒開了寫，但這會讓我覺得不太過癮。在真實的歷史背景下，有史實的限制，在歷史的縫隙翻出一些可能性，會更有挑戰。”

商朝、三國、唐朝、明朝……這些朝代在馬伯庸的筆下有了另外一種“或然歷史”。但如果能回到過去，馬伯庸希望是宋朝，理由很實在，“宋朝吃得好”。如果以宋朝為背景寫書，他想多講講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因為那是一個市民文化發達的時代。所以，說不定我們可以期待下“汴京十二時辰”。

一年前，馬伯庸小說《四海鯨騎》改編成同名3D動畫上線，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自己只能在嘈雜的環境中寫作。最近，他發現了一個終極寫稿圣地——圖書館的低幼童書自由閱覽區。“找個小坐墊，靠著柱子面對書架坐下，周圍一群沒有血緣關系的孩子跑來跑去。一想到我可以毫不關心他們的動態，寫稿效率就超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