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第1期的《人民文學》雜志發(fā)表了著名詩人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轟動一時。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被譽為報告文學的“報春鳥”，曾經(jīng)感動和激勵著一代人為“科學的春天”奮斗，為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yè)奮斗。它讓人們重新認識了數(shù)學家陳景潤，認識了人才和科學的重要性。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已故的陳景潤獲得了“激勵青年勇攀高峰”的榮譽稱號。他的事跡還將激勵一代又一代青年繼續(xù)奮進。

陳景潤一九六六年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論文手稿

這樣的“科學怪人”好不好采訪？

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學》1978年第1期發(fā)表后轟動一時，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仍常常被文學界和讀者提及、談論。

這篇膾炙人口的作品是怎樣產(chǎn)生的呢？

說來話長，在具體談到《哥德巴赫猜想》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表經(jīng)過之前，有必要先講講當時的社會氛圍，因為它們極為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是互為因果的。

20世紀70年代末組織這篇報告文學是緣于當時中央提出“四個現(xiàn)代化”的奮斗目標，而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自然需要依靠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是非被顛倒，“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幫”后，中央花了很大力氣撥亂反正，尤其是要正確評價知識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在這個時代環(huán)境下，黨中央決定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動員和組織科學家的智慧力量，投入祖國“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

獲此信息，《人民文學》的編輯們深受鼓舞，大家干勁兒很足，自覺地想到了自己擔當?shù)呢熑魏褪姑鞗Q定結合文學創(chuàng)作積極參與這次重大科學活動。我們編輯部內(nèi)部在開會討論這個選題的時候，大家都認為若沒有知識，尤其是沒有知識分子，怎么搞“四個現(xiàn)代化”？而作為一家全國性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如能在這個時候組織一篇反映科學領域的作品，比如重點選取這一領域中先進的、典型的科學家作為對象，然后請有實力的作家來寫一篇報告文學，既可借作品響應思想解放的號召，又可以呼吁社會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這便是我們當初一些樸素真實的想法。

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首發(fā)于《人民文學》雜志1978年第1期

然而，寫誰好呢？又請誰來寫呢？就這兩個問題編輯部展開了討論。對于報告文學來說，選題和選作者同樣重要，如果兩者都選準了，這篇作品就可以說有成功的把握了，否則很可能會失敗。這當然就很費躊躇。

突然間我們想起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一個故事，即一個外國代表團來華訪問，成員中有人提出要見中國的一名大數(shù)學家陳景潤教授。因為，他從一本權威科學雜志上看到了陳景潤攻克世界數(shù)學難題“哥德巴赫猜想”的學術論文，十分敬佩。知悉后，我國有關方面千方百計尋找，終于在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所找到了這位數(shù)學家。

誰也不知道他取得的這一了不起的成果。“文革”中，陳景潤懾于對他走所謂“白專”道路的嚴厲批判和打擊，甚至一度想要自殺。最終他挺了過來，冒著風險，埋頭潛心于論證。平時他將自己關在一間6平方米的宿舍里，趴在床上日夜演算，反復論證，刻苦鉆研，悄然攻關，不事張揚。

他率先突破了這一道世界難題，驚動了國際數(shù)學界！

應該說，這是一位有貢獻的科學家。然而同時坊間又傳出許多他不食人間煙火的笑話和“自私”行為，說他是一個“科學怪人”。不管怎樣，我們決定先試一試。

那么，找誰來寫好呢？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徐遲。

徐遲雖是一位詩人，但他做過新聞記者，寫過不少通訊特寫。他發(fā)表在1962年《人民文學》上的人物特寫《祁連山下》，描寫一位敦煌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事跡，在當時反響頗好。應該說他比較熟悉知識分子，如果請他來寫數(shù)學家陳景潤，估計能寫得很好。

于是我掛了長途電話到武漢，尋找久違的詩人。時值1977年深秋，這年，詩人已63歲。經(jīng)受了十年“文革”的痛苦折磨，盼到了“四人幫”垮臺，他，一個熱情的歌者，煥發(fā)了精神，增添了力量，他多么想放聲為祖國歌唱！聽得出，徐遲在電話里的聲音非常激動，對于我們邀請他來北京采寫陳景潤一事，他很高興，但只是說“試試看吧”。一是他覺得數(shù)學這門學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聽說陳景潤是個“科學怪人”，盡管他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有貢獻，成就是了不起的，但這樣的“怪人”好不好采訪？

因此徐遲有些猶豫不定，只說進入采訪后再決定吧。

果然，他抵達北京后不幾天，接觸到幾位老朋友，大家一聽他來寫陳景潤，也都好心勸他換個題目，認為陳景潤是個是非之人，有爭議的人，何必惹這個麻煩呢？

這時，我告訴他，我已同中國科學院有關方面聯(lián)系，得到了院領導方毅同志的支持，他說：“那太好了！”并告訴我，他向一位老同志征求意見，那位老同志說：“陳氏定理了不起啊！應該寫。”

這位老同志是誰呢？我事后才知道，原來是徐遲的姐夫、時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將軍。將軍的支持，堅定了徐遲的決心。

“他多可愛，我愛上他了！就寫他了！”

一個艷陽秋日里，我和王南寧陪同徐遲到了北京西郊中關村的中科院數(shù)學研究所。接待我們的是數(shù)學所黨支部書記李尚杰同志。這是一位深受科學家愛戴的專業(yè)軍人干部，陳景潤對他十分信賴，什么心里話都跟他說，如同親人一般，這是很難得的。在辦公室，老李熱情地向我們講述著“小陳”鉆研科學的故事。不一會兒，他離開辦公室，帶進來一個個頭不高、面頰紅撲撲、身著一套普通舊藍制服的年輕人。這個年輕人一進門便和我們熱情握手，直說：“歡迎你們，歡迎你們。”老李這才向我們介紹說：“這就是小陳，陳景潤同志。”

我們沒有想到這么快就見到了陳景潤。李尚杰向他說明我們的身份和來意后，我又特意向他介紹說，我們特約徐遲同志來采訪你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難關、登攀科學高峰的事跡，準備寫一篇報告文學，在《人民文學》上發(fā)表。他緊緊握住徐遲的手說：“徐遲，噢，詩人，我中學時讀過你的詩。哎呀，徐老，你可別寫我，我沒有什么好寫的。你寫寫工農(nóng)兵吧！寫寫老前輩科學家吧！”徐遲笑了，為了緩解氣氛，便對他說：“我來看看你，不是寫你，我是來寫科學界的，來寫‘四個現(xiàn)代化’的，你放心好了。”小陳笑了，天真地說：“那好，那好，我一定給你提供材料。”

徐遲報告文學集《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初版

于是我們便隨意交談起來。徐遲問他“哥德巴赫猜想”攻關最近進展情況如何？他說“到了最后關頭，但也正是難度最大的階段”。他說他看到葉劍英元帥最近發(fā)表的《攻關》一詩，很受鼓舞。說著，他便順口背誦出來：“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zhàn)能過關。”然后，他充滿信心地說：“我要繼續(xù)苦戰(zhàn)，努力攻關，攀登科學高峰。”

接著，他告訴我們，不久前他收到國際數(shù)學聯(lián)合會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請函，請他去芬蘭參加國際數(shù)學學術會議，并作45分鐘的學術報告。他說，據(jù)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紹，出席本次會議的有世界各國的學者3000多人，但確定作學術報告者僅十來名，其中，亞洲只有兩名，一個是日本學者，一個便是他自己。他覺得事關重大，便將此信交給了數(shù)學所和院領導。

當時，中國科學院的領導接見了他和李尚杰書記，關切地對他說，你是大數(shù)學家，國家很尊重你，這封信是寫給你的，由你考慮去還是不去，考慮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復，告訴我一聲就是了。

這使陳景潤很受感動。領導這么信賴他，科學院這么關心他，他從內(nèi)心里感激！

回到所里，經(jīng)過一番認真考慮，并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他很快寫了一封回信。信里大致有如下三點內(nèi)容：第一，我國一貫重視發(fā)展與世界各國科學家之間的學術交流和友好關系，因此，我感謝國際數(shù)學聯(lián)合會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請；第二，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個省，而目前臺灣占據(jù)著數(shù)學聯(lián)合會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參加；第三，如果驅逐了臺灣代表，我可以考慮出席。

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則和智慧！簡直就是外交公文。

1978年，在數(shù)學理論和應用上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勵的數(shù)學家楊樂、張廣厚、華羅庚、陳景潤、陳德泉（從左至右）

這，出乎我們的意料。他絕不像傳說中的那樣“傻”，那樣“癡”，而是一個很有政治頭腦的科學家。接著他又向我們講述了——實際是控訴“四人幫”借所謂“批鄧”，企圖利用他栽贓、誣陷鄧小平同志的罪惡行徑。他說，曾經(jīng)有幾個打著“記者”招牌的人竄到數(shù)學所，三番五次地動員他、威逼他，要他寫文章“批鄧”，并說那就可以證明他是“又紅又專”的科學家。陳景潤毫不猶豫地設法拒絕了。

陳景潤還向我們講述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批斗的慘狀，以及他如何施計躲避參加斗爭他的恩師華羅庚教授的情景。聽到這些故事后，徐遲增進了對陳景潤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誤解。當然陳景潤也的確有些怪癖，但多半屬于性格原因所致。

他很有耐力和韌性。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挺過來了，能夠冒著風險，潛心埋頭堅持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此時，徐遲動情地悄聲對我說：“周明，他多可愛，我愛上他了！就寫他了！”

對《人民文學》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選題，一個需要慎重對待的選題。雖然這件事運作前我們已經(jīng)匯報給主編張光年，他表示全力支持，但今天這些新的情況必須向他及時匯報。

當晚，我安排徐遲住進位于中關村的中國科學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東總布胡同46號張光年同志家，當面向他介紹了當日我們的經(jīng)歷和感受。

張光年饒有興味地聽著，還不時提問，考慮片刻，他斬釘截鐵地說：“好哇，就寫陳景潤，不要動搖。‘文革’把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現(xiàn)在中央提出搞‘四個現(xiàn)代化’，這就要靠知識和知識分子！陳景潤如此刻苦鉆研科學，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這是很了不起的！這樣的知識分子為什么不可以進入文學畫廊？”他示意我說：“你轉告徐遲同志，我相信這個人物，相信他會寫出一篇精彩的報告文學，就在明年的1月號《人民文學》上發(fā)表。”

主編張光年果斷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出世。

1978年，陳景潤（前排中）參加全國科學大會

在那間6平方米的房間，陳景潤解析著世界難題

為了寫好這篇報告文學，徐遲進行了深入的采訪和大量調查研究。他住在中關村，白天黑夜都排滿了采訪日程。他重點采訪了許多著名的數(shù)學家，其中有陳景潤的老師，有陳景潤的同學，也有現(xiàn)在的同事。有講陳景潤好的，也有對陳景潤有看法的。講好的、講壞的，兩方面意見徐遲都認真傾聽。他說：“這樣才能做到客觀地全面地判斷一件事物、一個人。”這期間，他花了很多工夫硬“啃”了陳景潤的學術論文。我問他：“好懂嗎？”他搖搖頭說：“不好懂，但是要寫這個人必須對他的學術成就了解一二。雖然對于數(shù)學，不可能都懂，但對數(shù)學家本人總可以讀懂。”

有一天，徐遲在招待所食堂吃飯，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來寫陳景潤的，便直言勸告他：“別寫陳景潤。科學院、數(shù)學所的優(yōu)秀科學家多的是，干嗎非寫陳景潤！這可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寫寫數(shù)學所楊樂、張廣厚也好啊。”當然，采訪中贊成寫陳景潤的也不少。

很快，徐遲和陳景潤成了知心的朋友。徐遲多次去陳景潤經(jīng)常出入的圖書館，去他的辦公室，跟他一起進食堂，一塊兒聊天，還去看了“文革”時陳景潤被毒打而滾下的那個樓梯。但是唯獨沒有到過一個重要的地方——陳景潤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間6平方米的房間。如果不看這間小屋，勢必缺少對他攻關的環(huán)境氛圍的直接感受，那該有多遺憾！

我們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達這個愿望。老李說：“小陳可是從來不讓人進他那間小屋的！他每次進了門就趕緊鎖起來，使得那間小屋很神秘。我倒是進去過，如果你們要進去，只能想辦法，要不，咱們搞點兒‘陰謀詭計’試試看。”

經(jīng)策劃，這天，我和徐遲、李尚杰、王南寧幾人一同上樓，臨近陳景潤房間時，老李去敲門，先進屋。我和徐遲過了10分鐘后也去敲門，表示找李書記有急事，然后爭取擠進屋去。

當我敲響門，陳景潤還未反應過來，李尚杰搶先給我們開了門，來了個措手不及，我和徐遲迅速跨進了屋，陳景潤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說：“請坐，請坐。”其實，哪里能坐呀！我環(huán)顧四周，室內(nèi)一張單人床，一張簡陋的辦公桌和一把椅子。墻角放了兩個鼓鼓囊囊的麻袋，一個裝的是他要換洗的衣服，另一個全是計算題手稿和廢紙。辦公桌上除了中間常用的一小片地方之外，都落滿了灰塵。他有時不用桌子，習慣將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個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謂艱苦奮斗哪！

《光明日報》：“我們高興地向大家推薦《哥德巴赫猜想》一文”

徐遲經(jīng)過深入采訪，經(jīng)過一番梳理、思考和提煉，反復斟酌，幾番修改，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終于脫稿了。《人民文學》以醒目的標題，刊發(fā)在1978年一月號頭條。

1978年2月16日的《光明日報》全文轉載了《哥德巴赫猜想》，并加了“編者按”

《哥德巴赫猜想》一經(jīng)問世，立即引起讀者熱烈反響。許多人爭相購買和競相傳閱，首都各大報紙和各地報紙、廣播電臺紛紛全文轉載和連續(xù)廣播。1978年2月16日的《光明日報》全文轉載了《哥德巴赫猜想》，2月17日《人民日報》再次全文轉載，由此在全國引起轟動。

“我們高興地向大家推薦《哥德巴赫猜想》一文。老作家徐遲同志深入科研單位寫出的這篇激動人心的報告文學，熱情謳歌了數(shù)學家陳景潤在攀登科學高峰中的頑強意志和苦戰(zhàn)精神，展示了陳景潤對解決哥德巴赫猜想這一著名世界難題的卓越貢獻。”這段“編者按”，刊登在1978年2月16日的《光明日報》上。當日的這份報紙，只有4個版，卻拿出了兩個半版面的篇幅，并且還是從頭版整版開始，轉載了《哥德巴赫猜想》。“編者按”還寫道，廣大科學工作者和知識分子“會從這里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受到鞭策”，而普通讀者則“一定會為我們國家有這樣優(yōu)秀的科學家和這樣出色的科研成果而感到驕傲和自豪”。事實證明，這樣的判斷精準而又切合實際。

喜歡文學的和平時不太關心文學的黨政軍領導干部，也都找來這篇作品一遍一遍地閱讀。有人格外喜歡文章中第六節(jié)對于“文化大革命”尖銳批判的精彩描寫，甚至還能夠背誦出來。人們積壓已久的憤懣被徐遲痛快地傾訴出來，這正是徐遲作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的政治敏銳性所在。事實證明，這篇作品的發(fā)表，對于當時推動思想解放的大潮，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一時間《哥德巴赫猜想》飛揚神州大地，幾乎家喻戶曉，陳景潤也因此名聲大噪，天天都有大量讀者來信飛往數(shù)學所。過了幾個月，我和徐遲再去數(shù)學所看望陳景潤時，他指著堆滿辦公室的若干滿滿的麻袋，既興奮又憂慮地對我們說：“這么多的來信可怎么辦哪！”他覺得不回信，對不住熱情的讀者，也不禮貌。可要一一回復實際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很不安。

其中，還有些女孩子寫的，有的對他表示同情，有的表達愛慕，愿和他結為伴侶，照料他的生活，甚至附寄了照片。陳景潤很善良，也很純真，這類信，他都放在一起，鎖起來。

同樣，作者徐遲每天也收到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他都一一認真閱讀。尤其是提出寶貴意見的信，他著意收藏起來，嗣后，在他編輯集子時，參照讀者的有益意見做了改動。他特別在集子的后記中說：“應《人民文學》的召喚，寫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這時，我?guī)缀跻褟拈L久以來的冬蟄中蘇醒過來。”

由于他的蘇醒，也使許多讀者蘇醒過來。這正是《哥德巴赫猜想》所產(chǎn)生的不可估量的社會效應和歷史價值。社會上出現(xiàn)了大量自稱解開“哥德巴赫猜想”的數(shù)學愛好者，以至于中國科學院專門寫科普文章說明數(shù)論研究的難度，建議大家轉移精力。中科院院士、數(shù)學家楊樂清楚地記得，因為《哥德巴赫猜想》引起巨大轟動，計劃招收27名研究生的數(shù)學所，吸引了全國1500多人報考，可見大家熱情的高漲。

《哥德巴赫猜想》發(fā)表不久之后，全國科學大會召開，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聲，陳景潤、徐遲和千千萬萬中國知識分子，迎來科學的春天。鄧小平同志滿懷深情地說：“（陳景潤）這樣的科學家中國有一千個就了不得！對這樣的科學家應該愛護、贊揚！”

20世紀70年代末，陳景潤（前排左二）、徐遲（前排左三）與本文作者周明（后排右一）、作家秦牧（前排右一）、黃宗英（前排左一）等合影

發(fā)表《歌德巴赫猜想》的這期刊物出版時，我正陪同徐遲奔波在遙遠的云南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里，采訪病中的著名植物學家蔡希陶。這就是后來徐遲發(fā)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又一篇報告文學《生命之樹常綠》。

在我們返回北京的飛機上，徐遲用一本印有《人民文學》字樣的記事本在記東西，被空姐發(fā)現(xiàn)，姑娘驚訝地說：“哇，您老是《人民文學》的？”徐遲笑笑說：“我不是，他是——”他指著我。空姐說：“《人民文學》這一期有一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太感動人，太好了！”我說：“他就是作者徐遲。”空姐立即返回前艙取了一個小本，請徐遲簽名，直說：“太激動了，太激動了，我竟能見到徐遲老先生。”

從此，詩人徐遲和報告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他一發(fā)不可收，陸續(xù)寫作并在《人民文學》上發(fā)表了一系列反映“四個現(xiàn)代化”、描寫科學家成就的優(yōu)秀報告文學。他漫游在科學的王國里。繼《地質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急的漩渦中》《生命之樹常綠》《向著二十一世紀》等報告文學作品后，于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期間，他又開始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國，直到生命之息的前幾天——1996年12月4日，他的《談夸克》一文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

為此，《人民日報》在同一天的同一版面上還發(fā)表了一篇署名陶鈞的文章《贊文學家的科學情感》，文章還向讀者指明說，此徐遲即彼徐遲，打消讀者可能產(chǎn)生的疑問：怎么，作家徐遲會寫起高能物理學的高深科學領域的文章？其實，徐遲已經(jīng)鉆研了好幾年夸克了，他說：“在接觸這門學問的課程中，領略了許多東西，于是想用文學的筆，把它們挑一些出來介紹給讀者。”

徐遲對科學充滿了熱情，對科學家滿懷感情。他是一位富有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對科學和科學家他還有滿腹文章要寫呢！然而，他不幸過早地離世，令我們深感悲痛和惋惜。或許，在天堂里，他會找到先他而去的陳景潤，兩人仍在繼續(xù)熱烈地討論《哥德巴赫猜想》呢！

兩位先生名留青史。2018年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100名“改革先鋒”稱號獲得者在大會上受到表彰。陳景潤獲得了“激勵青年勇攀高峰”的榮譽稱號。他的事跡還將激勵一代又一代青年奮進。

（作者：周明，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曾任《人民文學》常務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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