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吹（1906-1997），原名陳汝塤，上海寶山人。中國著名的的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出版家、教育家。1927年，出版了8萬字的兒童小說《學校生活日記》，主編過《兒童雜志》《小朋友》《大公報》副刊《現代兒童》等書報。曾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兼北京師范大學兒童文學教授、少年兒童出版社副社長等。一直堅持兒童文學創作、翻譯、編輯和理論研究工作，把畢生的精力奉獻給兒童文學事業。

陳伯吹（1906-1997）

1992年，陳伯吹（前排中）參加上海兒童文學金秋筆會

寶山少年結緣兒童文學

1906年8月13日，陳伯吹出生在江蘇省寶山縣（今上海市寶山區）羅店鎮廟后街的一座老宅里。這座老宅，給了他和弟妹們清苦艱辛又飽含詩書熏陶的記憶。

1922年的春天，16歲的陳伯吹畢業，到寶山縣楊行鄉立第六國民學校朱家宅小學，成了一名鄉村小學教師。朱家宅小學是一所鄉立復式單級小學，校長、教師和校工都由陳伯吹一人兼任，總共有30名學生，他把學生按年齡和學習進度分成了一二三四年級，給他們分別授課；他為他們訂閱了兩本兒童刊物《兒童世界》和《小朋友》；他還將他們按住處分成若干個小組，大的照顧小的，一起排好隊唱著歌回家；他成立了“小學生自治會”，讓孩子們自己做主，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

這樣干了六七年，學校的口碑越來越好，鄰村的家長也愿意將孩子送到這里來。也就是在這段與孩子朝夕相處的日子里，陳伯吹受到《愛的教育》和《愛彌兒》的影響，1923年暑假，他嘗試創作兒童文學，寫下了8萬多字的《模范同學》。

孫中山先生逝世、五卅慘案發生……國家和民族的不幸，喚起了陳伯吹心中強烈的憤慨。他秘密加入了地下黨組織，與幾位青年同事一起，張貼標語，揭露國民黨政府的罪惡。1928年6月的一天，陳伯吹正在教室上課，一群憲兵沖進來，要逮捕他，并要去他們的宿舍搜查證據。幸好有學生看到憲兵，提前趕到宿舍，轉移了進步書籍等資料。經歷了這件事后，陳伯吹決定離開故鄉，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陳伯吹在上海私立幼稚師范學校當了一名地理老師，并報名參加了大夏大學高等師范專修班的考試，繼續深造。同時，他經常寫一些兒童文學的稿子，投給《兒童世界》，也會寫當時社會上比較流行的愛情詩，投給《小說月報》。

有一次，他寫了兩首愛情詩投到了《小說月報》，沒想到很快就收到了時任《小說月報》主編鄭振鐸先生的回信，鄭先生在回信中約他到編輯部談一下。陳伯吹一直記得那封寫在香煙殼背白處的信。鄭振鐸曾是《兒童世界》的主編，對陳伯吹的作品很熟悉，他語重心長地分析了陳伯吹創作的優勢：有多年和孩子在一起的經驗、懂得孩子們的心理，并建議他專攻兒童文學。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在吳淞口發動戰爭，對上海進行瘋狂的轟炸，上海頓時陷入炮火之中。陳伯吹拿起手中的筆，寫下了一系列戰斗性很強的作品，如《華家的兒子》《火線下的孩子們》，號召全國的少年兒童堅強起來，不做亡國奴，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

1934年春天，陳伯吹受兒童書局的聘任，擔任編輯部主任的職務，主要編輯高、中、低三級《兒童雜志》，后改名《兒童常識畫報》。教學生涯和編輯、作家的身份，讓陳伯吹自然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待寫作和出版，形成了他的兒童文學教育觀。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大地陷入了艱苦卓絕的抗戰中。1938年，上海淪為“孤島”。陳伯吹回到大夏大學教育學院研讀教育學，通過3年多的學習，他在1940年修完了教育學的全部課程，獲得了教育學學士學位。

那段時間，陳伯吹在華東聯合中學擔任高中部國文教員，同時在大夏大學講述兒童文學的課程。他寫下了一篇篇文章，揭發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鼓舞民眾奮起反抗。

這些舉動引起了當局的注意，陳伯吹的人生安全受到了威脅。他決定離開“孤島”上海，1943年3月，陳伯吹抵達重慶，在國立編譯館擔任小學教科書編輯。編輯之余，他重點閱讀了一批西方的童話故事，整理出上海淪陷時期的一些翻譯作品。那時，中華書局也遷到了重慶。中華書局遷到重慶后，編輯部的不少業務都漸次恢復了，但唯獨《小朋友》因沒找到合適的主編而無法復刊。1944年的冬天，教科書的編輯工作差不多完成時，編譯所告知陳伯吹，中華書局力邀他襄助《小朋友》復刊。陳伯吹一聽，頓時興奮起來。1945年1月1日，停刊七年半之久的《小朋友》在戰火中與孩子們見面了。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中華書局遷回上海，陳伯吹得以在上海繼續編輯《小朋友》。1946年5月初，時任位育中學校長的李楚材找到陳伯吹，表達了對兒童課外讀物質量的擔心，兩人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屬于兒童讀物作者和編者的組織，以推動兒童文學事業的發展。1947年4月20日，經過將近一年的籌備，“中國兒童讀物作者聯誼會”正式成立。

這個聯誼會引起了《大公報》主編王蕓生的注意，他很早就想在《大公報》辦一個《現代兒童》的副刊，于是與中華書局商量，邀請陳伯吹兼職主編這個副刊。1947年5月3日，《現代兒童》創刊。

陳伯吹以聯誼會為依托，借助《小朋友》和《現代兒童》的影響力，與解放區的兒童文學建設相呼應，為新中國兒童文學事業定下了文學與教育相結合的現實主義基調，這個基調，影響了之后數十年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走向。

加入民盟，提出為小孩子寫大文學

1949年5月24日，周恩來約見民盟領導人沈鈞儒、黃炎培等，商定民盟吸收知識分子。之后，民盟發展出現了高潮，包括《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作者陳望道，學界大家馮友蘭、金岳霖、朱光潛等一批著名知識分子先后加入民盟。1951年12月24日，陳伯吹向民盟提交了申請書，他在申請書中寫道：“我的請求參加組織，要求參與組織的生活，目的在于更好地學習改造，更好地工作服務。”

孫大雨和陳望道兩位同志擔任了他的介紹人，孫大雨在介紹信中寫道，“陳伯吹在兒童文學界有極高的群眾威信，素來起著領導作用，解放前就站在人民方面對反動派斗爭”，認為“他是個本盟應當爭取的優秀分子”。在1952年2月3日，陳伯吹加入了民盟組織。

1952年12月28日，新中國第一家少年兒童出版社在上海宣告成立，陳伯吹被任命為副社長。《小朋友》由中華書局轉至少兒社出版。陳伯吹始終支持和關心這本刊物，常常拿起筆為孩子們寫作。改版后的《小朋友》在1953年1月正式面世，一直延續至今，成為歷史最久遠的兒童刊物。

1954年10月，陳伯吹奉調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擔任編審，為新中國的孩子們編輯中小學教科書，同時還兼任北京師范大學兒童文學教授；1957年5月，他又被調到中國作家協會，成了一名專業兒童文學作家和兒童文學研究家。

那段時間，陳伯吹迎來了他兒童文學創作和研究的一個新高峰。

他不僅為孩子們寫出了許多美麗的童話、詩歌和小說，還經常到學校參加孩子們的活動，關注寓言和童話在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應用；鑒于自己多年實踐的經驗和判斷，他在兒童文學理論層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如“以兒童的眼睛去看”和“童心論”等對兒童文學理論建設有益的設想和構架，就是在這個階段逐漸形成的。

他發出呼吁：為小孩子寫大文學。他認為，最好用與兒童“平等對視”的態度來對待兒童文學創作。陳伯吹先生所倡議的為小孩子寫大文學，至今廣為流傳。

設立“兒童園丁獎”，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8年，陳伯吹希望的兒童文學的春天終于來臨了。他馬不停蹄地參加各類兒童文學創作座談會和出版工作會議，還去各地講學，他與包蕾、賀宜一起聯袂出任了《巨人》的主編，他對青年作家特別關注。他有一個強烈的愿望，想把失去的十年補回來。

1981年，陳伯吹拿出了自己當時全部的積蓄和稿酬5.5萬元作為獎勵基金，希望用這筆資金的利息來支撐每年獲獎獎金的支付。1982年，一個普通職工一年的收入在550元左右。可見，1981年的五萬多元，絕對是一筆巨款。

1981年5月22日，陳伯吹、上海作協、上海版協、少年兒童出版社、中國福利會兒童時代社和少年報社等一起組成了“兒童文學園丁獎”委員會，正式開啟了這一獎項的運作。

1982年5月21日，第一屆“兒童文學獎”頒獎大會在上海舉行。一年以后的1983年5月，在第二屆“兒童文學園丁獎”頒獎之際，收入第一屆獲獎的14篇作品的獲獎作品集《老鼠看下棋》由少年兒童出版社正式出版，陳伯吹為這本書做了序，給予這些作品高度評價，并在序言中表達了他始終如一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1983年，陳伯吹在兒童文學的道路上已經跋涉耕耘了整整60年。這一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陳伯吹先生曾經在1951年、1952年先后兩次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一直到1983年10月5日，77歲的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夙愿。

1988年，“兒童文學園丁獎”更名為”陳伯吹兒童文學獎“，社會各界對這個獎給予了大力的支持。2014年，陳伯吹先生的家鄉上海市寶山區政府與市新聞出版局、陳伯吹基金會一起，將這一獎項升級為一個國際獎，每年11月在上海國際童書展的前一天頒獎，其影響力和傳播力從中國走向了世界。從第一屆到第24屆的評獎，將近30年的時間里，記錄下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足跡，有300多位兒童文學作家獲得過這個獎項。

我于1990年進入少年兒童出版社工作時，幾乎每個周四都可以在出版社見到陳伯吹先生的身影，那時他已到了“耄耋之年”，大家都尊稱他為陳伯老。

1992年，我第一次參加由上海作家協會和上海幾家出版單位聯合舉辦的上海兒童文學金秋筆會，87歲的陳伯老參加了這次活動。作為年齡最小的參會者，我擔當起了一路攙扶陳伯老的任務，得以有了一次與陳伯老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印象中陳伯老很謙和，話不多，但始終和藹可親，呈現出一位經歷了風雨卻依然葆有一顆清純童心的老人的真誠與豁達，他那全身心投入中國兒童文學事業的精神，感人至深。

（作者系陳伯吹兒童文學基金專業委員會常務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作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