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批評的興起，是近年來中國文壇的一個重要現象。雖然與學院派批評相比，作家批評并無明確的知識譜系，也較少自覺的方法論意識，但致力于文學批評的當代作家卻能以個性十足的藝術經驗和文字表達，深刻改變人們對于文學批評的固有印象。

重塑當代美學風格

較之以知識求真為目標的學院派批評，作家批評更像是一場以經典重讀為媒介、具有“創(chuàng)作”性質的藝術行為。蘊含在其中的思想活力和審美經驗，能有效反映出當前文學批評的話語變革。

然而，作家批評的價值還遠不止這些。如果深入觀察這一批評話語的觀念緣起和實踐機制，就會發(fā)現作家批評在沖擊既有的批評格局之外，也暗含了作家群體對于重建文學生活的一種集體訴求。

文學之于現實社會，從來都不是附庸風雅的點綴。且不說“文以載道”的功能及社會作用如何影響深遠，單就中華民族的國民性格和文化心理的養(yǎng)成來說，文學正是因為有了梁啟超所言的“熏浸刺提”之功，才能在道德倫理上教化眾生，在世情百態(tài)里熏染人心。從這個角度看，不論是創(chuàng)作還是評論，抑或是作品傳播與讀者接受等，文學都能以其特有的力量潛移默化地塑造我們的生活。

這一點鮮明地體現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中。彼時當代文學的轟動效應，反映出文學對社會生活的巨大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后，文學在一段時期內熱度退卻，以它為中心的生活方式也日漸式微。好在這一頹勢并未持續(xù)太久，從9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文學也逐漸以另一種形式回到了社會生活的中心。

這種“文學生活”，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創(chuàng)作、評論和傳播模式。它通過文學與影視的聯姻、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互補、文化資本的重新布局等手段，建構起一種新型的文學生活方式。在這樣的“文學生活”中，現實世界和虛擬空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語言藝術和視覺藝術也相互交融?！拔膶W生活”的喧囂擾攘與勃勃生機，同時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醒目的文化標記。

但這種“文學生活”存在的問題也十分明顯。由于21世紀以來的文學，尤其是網絡文學，其存在價值主要是為影視行業(yè)創(chuàng)造故事和角色，因此出于迎合讀者的需要，很多作者沉迷于通俗文學的故事模式。而這種相對狹窄的創(chuàng)作格局，也容易造成美學風格的單一化。這顯然非純文學作家所愿。他們由文學創(chuàng)作轉向文學批評，其實就是想借批評的力量，在解讀經典作品的過程中使我們這個時代的美學風格更為多樣。不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抑或其他美學風格，都能在作家批評的經典解讀中得到較為充分的呈現，從而不斷改變目前相對單一的美學格局。從這個角度看，很多從事文學批評的當代作家，實際上是以一種“向后看”的批評立場，通過開掘文學經典里豐富的美學資源，重塑我們這個時代的美學風格。

帶動創(chuàng)意寫作風潮

當代作家以作家駐校制為依托，通過探索作家批評的實踐機制，可以進一步拓展文學批評的大眾化道路。由于文學批評具有很強的專業(yè)性，普通讀者在某種程度上很難真正掌握作品的解釋權。雖然他們也會發(fā)表看法，但在現有的批評格局里，讀者的聲音微乎其微。因為作家深知，自己的創(chuàng)作能否被讀者接受，與學院派批評家的批評有著重要的關聯，尤其與文學史家的價值確認關系緊密。但作家駐校制的出現，以及作家批評的興起改變了這一局面。

受高校教育改革的影響，目前已有越來越多作家以駐校作家的身份走進大學校園。王安憶為復旦大學本科生開設“小說研究”課，馬原為同濟大學本科生講授閱讀課，格非為清華大學研究生開設“小說敘事研究”課，畢飛宇面向南京大學學生開設系列小說講座。這些課程和講座不僅深受學生歡迎，而且也在批評的大眾化方面作出了有益嘗試。正是由于課堂講授這一特殊批評場域的存在，才決定了當代作家在展開批評實踐時，首先會有意規(guī)避學院派批評的理論化傾向。他們深知，青年學子真正看重的，其實是教師的作家身份。如果不能在批評話語上區(qū)別于大學教授，那么他們的批評實踐也就毫無特色可言。

基于這一認識，作家在授課時將自身的創(chuàng)作經驗融入批評實踐。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令作家批評變成一種創(chuàng)意寫作。換句話說，作家在課堂上以經驗取代知識的批評方式，以及對文學經典的大膽解析，無形中帶動了高校創(chuàng)意寫作的風潮。一時間，以青年人為主體的評論者，完全打破了此前文學批評的種種知識壁壘，轉而在批評的創(chuàng)造性方面開辟新的路徑。從這個角度看，作家批評對學院派批評知識壁壘的突破，最終讓文學批評演化成一種與批評主體的藝術經驗密切相關的創(chuàng)意寫作。

這種創(chuàng)意寫作，其實可以被看作一場文學批評的大眾化運動。緊隨其后的則是由創(chuàng)意寫作所推動的相關文化產業(yè)的興起。事實證明，由作家出任各大高校創(chuàng)意寫作的指導教師，在鼓舞青年學子熱情寫作的同時，也使作家批評成為重建當下文學生活的重要推手。

強調經典批評的當代意識

作家批評的興起，深度喚醒了文學經典重讀的當代意識。若是以學院派批評的眼光來看，任何一種對于經典作品的解讀，都離不開時代背景和文化語境的限制。于是，結合作品創(chuàng)作年代而對其進行考據、闡釋和推演，也就成為學院派批評的重要方法之一。

然而，對于一些從事跨界寫作的當代作家來說，上述批評的這種態(tài)度固然可貴，但其對于經典作品的解讀，卻少了一份親近感。原因是對經典作品的學院式解讀，在一定程度上很難將對象與所處時代的生存境遇聯系起來。用一句簡明的話來概括，如果學院派批評是“我注六經”的話，那么作家批評就是“六經注我”。通過對文學經典的創(chuàng)造性解讀，當代作家為文學批評注入了鮮明的當代意識。

具體來看，作家批評的當代意識有兩層含義：其一是重新發(fā)現經典作品的永恒價值，將那些超越時空阻隔的精神財富，轉化為驅動這個時代進步的動力源泉。比如讀《紅樓夢》，當代作家不會像紅學家那樣致力于考據和索隱，而是以勘察世相人心的立場，通過作品中蘊含的人生哲學與倫理思想去警醒現實。可以想見，當文學經典的思想意蘊被重新激活之后，那些支撐起我們民族歷史的精神財富，將給我們帶來更深遠的影響。其二是作家批評的當代意識還體現為對經典作品的創(chuàng)造性改寫。與學院派批評相比，作家批評對經典作品的解讀，實際上是一個二度創(chuàng)作的過程。雖然從學理角度說，這樣的創(chuàng)作可能未必完全符合經典作品的實際情況，但以自己的人生閱歷和藝術經驗等當代意識去解讀，有時卻能最大限度激發(fā)讀者的閱讀興趣。在這方面，畢飛宇的《小說課》一書取得了很大成功。

作為一部批評文集，《小說課》以《紅樓夢》《水滸傳》《殺手》和《項鏈》等文學經典為批評對象，敘述多用口語，推論過程懸念迭起、巧思綿延，深受讀者好評。畢飛宇認為，一部文學經典的藝術留白，實際上是一種“不寫之寫”。故而作家批評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以補白之法去完善經典作品的言外之意。換言之，通過分析“不寫之寫”，畢飛宇試圖實現對一部經典作品的補寫和重寫。他堅信，像《紅樓夢》這樣處處留白的文學作品，必定在浩瀚駁雜、歧義叢生的“飛白”之地內隱藏著一部“書中之書”。

按畢飛宇的說法，曹雪芹之所以處處留白，全系他對讀者的信任所致。因為從《詩經》開始，中國文學就有了“文盡而意生”的審美傳統。因此《紅樓夢》里的“飛白”愈是浩瀚無邊，它對企圖追尋言外之意的讀者就愈是迷人。這便是理論家所說的“可寫性文本”，它意味無窮、光芒四射。透過“飛白”，畢飛宇最終看到了曹雪芹以“不寫之寫”所完成的“書中之書”——另一本《紅樓夢》是由“飛白”構成的，是由“不寫”構成的，是將真事隱去的。從文學理論的角度看，這只不過是批評家對作品“潛文本”的發(fā)掘過程。但由于畢飛宇的批評實踐主要是憑借自己的人生閱歷和藝術經驗展開的，因此以當代意識切入文學經典，就會在激起讀者參與熱情的同時，讓文學批評進一步推動我們這個時代“文學生活”的重建。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