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米蘭·昆德拉最好的作品并不是那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是《玩笑》。只因為前者的書名可以成為一句流行語，被人學說，捎帶著書也流行起來；而后者的書名似乎太平常了，便被人漠視了。可是，《玩笑》實在是值得重視的。

如果米蘭·昆德拉僅止于敘寫大墻內的黑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他就跟同類作家——比如索爾仁尼琴——差不多一樣了。可貴的是米蘭·昆德拉用他獨特的筆法，寫出了另一種大墻禁錮內的生活。怎么也忘不了像受難的天使一樣的露茜出現在鐵絲網外邊的情景，有了那一刻，大墻內的折磨似乎可以抵消了。露茜的定時出現，不只是給予她的戀人精神慰籍，她讓大墻內的集體同時擁有了節日般的一刻。露茜，她像一縷日光，透過層層陰云，照射進黑暗的地獄。透過鐵絲網洞，她給予自己的戀人甜美的一吻，但她卻拒絕給戀人最終的幸福，她所遭受的心理創傷，不是人間的療法能夠醫治的。她是天使，受難的天使，只有在天堂，從上帝的花園里借來甘露，才能治好她心頭的重創。有了露茜這樣一個形象，《玩笑》卓立于同類作品之上，讓人永難忘記了。

過去了十九世紀的那一批文學巨人，米蘭·昆德拉的出現帶來了一股特異之風。米蘭·昆德拉是用智力寫作的，他精心結撰，精心編織，處處顯示出一種用力經營的軌跡。他好像具備了兩副眼光，一副感性，一副理性。他用感性的眼光觀照生活，描述生活過程，又用理性的眼光隨時對生活進程予以審視，掃描和分析，而生活進程，也被他理智地安排，編制程序，像演算一道數學題一樣，精確無誤，走向最終的結果。

細心尋繹，會發現米蘭·昆德拉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承繼了不少，他們都指向了人的靈魂。米蘭·昆德拉對人的靈魂不止于分析，而進入了解剖，他是大夫，持手術刀，大亮著無影燈，辨微識著，要切除現代病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圣徒，握皮鞭，拷問靈魂，直逼向人類的原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宗教的，而米蘭·昆德拉則是哲學的。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覺到的是宗教的熱情，甚至狂熱；讀米蘭·昆德拉，一刻也不能放松，漏過一處，就無法接續前后了，讀得很累，但是自有其魅力。從這個角度出發，揣想那些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流行語掛在嘴邊的人，大約并沒有耐心，能把米蘭·昆德拉的書讀下來。娛樂時代，快餐式閱讀已經難以維持了，有多少人能在耐心的閱讀中領略文學魅力呢？米蘭·昆德拉的作品中，并沒有多少娛樂的因素，看《告別圓舞曲》的書名，會發生誤解，以為那里面彩燈閃爍，舞影迷離呢，其實卻完全沒有那番光景，有的還是米蘭·昆德拉一以貫之的分析，數學題一般的布局、章法。而且，此作離開了米蘭·昆德拉善長的對于專制的批判、揭露，不如《玩笑》了。

在20世紀的世界小說星系中，米蘭·昆德拉是一顆異星，放射著獨特的光彩。他獨創了一種分析推理式敘事方式，在他的中短篇小說集《好笑的愛》中出現，到他的一系列長篇小說中蔚成大觀，一再運用，直至全部。他的敘述是分析，分析也是敘述。他頑強地突現著敘述者，小說中的生活為“我”服務，“我”隨意地驅遣著人物、事件、細節，“我”敘述著，分析著，議論著，作品是以“我”為中心結撰的。讀他的小說，總是會看到同一個人站在那里，為我們指認和辨析。米蘭·昆德拉一反那種作家要盡可能藏起來的小說作法，他不僅不在意自己的身分出現，他還要讓人看到敘述者，他即便無意于此，他的實際也未免如此。

米蘭·昆德拉太特異了，他得意于自己的特異，便頑強地始終如一地突現著自己的特異。讀得久了，多了，他所有的作品都是這樣下來，便覺得有一種單調了。他的《笑忘錄》，便缺乏了豐富性，讓人有一種單調乏味的感覺。一種手法用得再順手，再得意，也要有所節制，有所變化。節制尚不難做到，變化就極為不易了。尤其是特色作家，變化有失去特色的危險，固守有一成不變之嫌。有追求的作家面前總是困難重重。

《笑忘錄》應該還是不錯的作品。米蘭·昆德拉既然是外科醫生，手持了手術刀，開了無影燈，他就會把細節放大，使病灶暴露無遺。葬禮上那頂帽子就被盡力地放大了。葬禮上，妻子、兒子和女兒在哭，棺材放進了墓穴，致詞人要念悼詞，恰恰在這個時候，狂風把克勒維斯爸爸頭上扣的那頂帽子刮起來，把它吹到了墓穴和站在第一排的死者的家人之間，于是，那頂帽子奪去了在場的人和我們的視線，誰都無暇他顧了。帽子成了這場葬禮的焦點。風仍然在刮，把那頂帽子吹得更遠，落到致詞人腳下。撿不撿帽子讓克勒維斯爸爸尷尬為難，不知所措。又刮起一陣風，帽子慢慢地滾到了墓穴邊沿，克勒維斯終于決定了，用力邁出一步，伸出手臂，要去抓帽子，帽子卻又吹起來，順著墓穴的邊，落到了墓穴里邊。致詞人用莊重的聲音念出那最重要的一句：“維克多·帕塞爾，愛你的人永遠也不會忘記你。安息吧！”壓抑不住的笑聲卻同時爆發出來，因為這時候那頂帽子已經落到了棺材頂上。莊重被戲謔打破，死的尊嚴被“笑忘”打破，一頂帽子的細節放大，勝過了萬語千言。

米蘭·昆德拉似乎對帽子格外重視。中國的膠東地區鄉間有言：頭上頂的，腳上蹬的，人就這兩樣。頭上戴著的帽子關乎尊嚴，腳上穿的鞋子有關立場。在米蘭·昆德拉那里，也有這樣的“帽子情結”吧。在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不朽》中，他寫了歌德和貝多芬的“帽子事件”。

那是歌德去世那年，貝蒂娜在寫給她的朋友赫爾曼·皮克勒－穆斯科伯爵的信中講的一件發生在二十年前的事。1812年，貝多芬來到特普利采小住幾天，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見歌德。他們正沿著一條林蔭道一起散步，忽然看到皇后出現在他們面前，還有她的家人和宮廷人員陪侍在旁。一看到這列人，歌德不再聽貝多芬講話，站下來，閃在一旁，脫下了帽子，貝多芬卻把自己的帽子往下拉了拉，皺了皺他那又長又濃的眉毛，毫不減速地朝那些貴族走去。那些貴族倒是站定了，讓貝多芬走過去，向他致敬。隨后，貝多芬轉過身來，等待歌德，并向歌德談了對他這種奴性舉止的想法，像訓斥一個毛孩子一樣訓斥歌德。“脫帽致敬”，脫帽不脫帽關系到人的尊嚴，自尊和他尊都在其中。對于一個作家、詩人，還不能光看他的作品如何，還要看他的人格。歌德“藝術上的偉人，魏瑪公國的庸人”曾經被恩格斯批評過，他和貝多芬面對貴族的不同表現，證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批評確鑿無疑。莎士比亞說：“高于一切的真理，就是忠于自己。”歌德和貝多芬忠于的都是他們自己吧。

米蘭·昆德拉是流亡作家，移民作家。20世紀的流亡作家、移民作家構成了一種獨放異彩的文學現象，值得研究。米蘭·昆德拉在他的文論專著《被背叛的遺囑》中，專門寫了“移民生活的算術”一節，寫了約瑟夫·康拉德、博許斯拉夫·馬蒂努、貢布羅維奇、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等移民作家、藝術家臨終的選擇。《被背叛的遺囑》是米蘭·昆德拉最好的文論著作。他專門寫“移民生活的算術”，是吐露他流亡作家、移民作家的心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