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吉斯·艾特瑪托夫是吉爾吉斯斯坦最為重要的作家之一，享有世界聲譽。他在生之時，作品迭出，精彩紛呈，似乎令讀者目不暇接。他離去之后，展讀他的作品，回顧他的人生，作家心系人類、徹悟人世，由小世界而進入大宇宙的創作軌跡漸漸顯現出來，他的人類情懷也在文化對話實踐中得到寄托。

艾特瑪托夫的文學創作主題既緊扣時代又漸向宏闊，反映了不同歷史階段當地民眾的熱點關切。作家最早的小說《查密莉雅》《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既順應潮流又獨抒心靈；小說《永別了，古利薩雷！》觸及該如何對待人的問題；當美蘇的軍備競爭達到白熱化之時，作家的首部長篇小說《一日長于百年》從星外文明的視野，發出了和平的呼喚。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發生后，在人們的生態意識開始萌動之際，他在小說《斷頭臺》中視生態危機為人的道德淪喪的惡果。這部作品又與同時期的拉斯普京的小說《火災》、阿斯塔非耶夫的小說《悲慘的偵探》齊聲共振，敲響了社會危機的警鐘。進入新世紀之后，面對市場經濟導致的物欲橫流，艾特瑪托夫在2006年推出了小說《崩塌的山岳》，作家薩曼欽挽山岳于既倒，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獵殺珍稀雪豹的行為。這些作品都表明，作家的聚焦點由杯水風波逐漸擴展為天下大觀。

從地域空間來看，作家筆下的世界由民族分野延展至人類宏觀，視野廣闊。艾特瑪托夫的早期作品具有鮮明的吉爾吉斯斯坦地域特點：《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中的伊塞克湖成了主人公不斷返回的心理療傷之所；在小說《駱駝眼》中人們開墾的阿納爾哈伊草原；科幻小說《白輪船》中有仙鹿隱現的伊塞克湖成了作品中的“出場人物”。

回顧作家一生的創作，其關注點逐漸由吉爾吉斯族擴展到其他民族：創作于上世紀70年代的小說《花狗崖》中，韃靼海邊的花狗崖在尼夫人看來是有生命的地方；而在80年代初的《一日長于百年》這部長篇小說里，艾特瑪托夫對地球的遭際作了深刻反思。

從作家胸襟看，由小我情愫拓展至宇宙情懷。50至60年代，艾特瑪托夫的作品沉浸于吉爾吉斯人的情感世界。在小說《查密莉雅》中，已婚的查密莉雅在勞作中遭遇復員軍人丹尼亞爾，兩顆心碰撞到了一起；在小說《第一位老師》中，主人公回憶了白手建立學校的老師玖依申；《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則講述了由于“我”的魯莽毀掉了自己家庭的苦痛經歷。

從60年代末的《永別了，古利薩雷！》到70年代的《白輪船》，艾特瑪托夫關注的熱點已然轉向人與自然、人與他心愛的動物之間的關系。在《永別了，古利薩雷！》中，牧民塔納巴伊保護著心愛的老馬并與之相依為命；《白輪船》中人類對待動物的態度，成了評判他人的善惡標準。

進入80年代后，作家的胸襟更加開闊。在《一日長于百年》里，美蘇兩國聯合舉行航天行動，兩位宇航員應邀到了林海星，那里有比地球更為發達的文明，那個社會沒有武器，更沒有戰爭。這就形成了宏闊的宇宙“胸襟”，為陷于冷戰、紛爭的地球世界建立起烏托邦式的參照系。

從創作方法看，由寫實入微到想象恣肆。1986年艾特瑪托夫在接受記者費·梅德韋杰夫采訪時談到，俄羅斯文學既有《靜靜的頓河》這樣強健的人民史詩，也有米·布爾加科夫筆下“達到智性高度”的精致散文。假如不拘泥于字面的含義，大致可以看到，這就是艾特瑪托夫文學創作方法的兩極三層：即以寫實為基底的一極和以想象為升華的一極，中間是民間神話傳說資源層與其上下相溝通。

在艾特瑪托夫早期的作品中，作家以細膩的現實主義手法展示豐富的環境與人物行為和內心世界。學術界對艾特瑪托夫早期的現實主義筆法非常關注，列伊德曼和利波維茨基所著的《當代俄羅斯文學史》將《查密莉雅》的敘事方法稱為“共情眼光”，由尚未成年的少年直接觀察主人公的行為。

作家創作的中期逐漸加入豐富的民間神話傳說，使之與現實手法所表現的世界相對比。瑪·米斯金娜在《艾特瑪托夫散文中的民間故事——神話主題》一書中，對《永別了，古利薩雷！》《白輪船》《花狗崖》等作品中的神話曾進行詳盡的分析。作家后期則逐漸升華出超越日常經驗的、想象豐富的世界，例如《一日長于百年》的外星文明、《成吉思汗的白云》中的白云和《崩塌的山岳》中的永恒新娘，都說明作家豐富的想象力超越了日常經驗的藩籬。

突破自我，走向宏闊世界，是人類向善、向上的精神路徑。構成歌德《浮士德》的五個小悲劇，展示的正是浮士德不斷突破小我世界，走向大宇宙的心路歷程，這也是從小至大、由微觀而宏觀的艾特瑪托夫文學創作之路。《各民族人民友誼》雜志曾發表了對艾特瑪托夫的訪談，他說：“我有自己的祖國、故鄉、人民，有自己的語言，但這并不妨礙我吸收新的精神、人文價值。”艾特瑪托夫不但在文學創作和自我定位中突破狹隘走向宏闊，在社會實踐領域也積極提倡文化對話，并積極付諸行動。1986年，他設立了“伊塞克湖論壇”，邀請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法國作家克洛德·西蒙等人，在風景如畫的湖畔坐而論道，踐行著作家胸中關懷人類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