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世紀50年代中國文學的主色調是“紅色”。其時，文學與政治聯系得空前緊密，主要以回顧革命戰爭歲月為內容的“紅色經典小說”成為了這一時期的文學實績，文學創作中普遍洋溢著樂觀歌頌的情緒，在思想和風格上皆具備了鮮明的“一體化”特點。

但1956年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年份，這一年在思想文化界出現的“雙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曾短暫地影響了中國文學的創作表達，并催生出了一股文學新潮，而它們也構成了“十七年文學”中的另類。

1956年這一特殊年度的形成與國際環境的變化有關。上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中出現了“解凍”的潮流，“雙百方針”的提出即深受蘇聯的“解凍文學”的影響，它促使文藝界的潛在想法有了表達的機會。不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文藝方針雖是這一時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但它同時也是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具有突破意義的歷史選擇。

在“雙百方針”的指導下，中國理論界對教條主義、思想僵化等消極現象做了反思和批判，不少關切中國文學前景的作家對當下的文學狀況表達了意見，認為“文壇充斥著不少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有思想深度和藝術魅力的作品并不多見。作家和理論家們都渴望在創作上有積極的突破，希望能更加真實地面對生活。于是，1956年這股文學創作新潮確立了“干預生活，暴露問題，揭露陰暗面”的批判現實主義姿態，打破了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主流文學創作模式，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為中國文壇演奏了一段轉調的樂章。

“短、平、快”是這一時期小說的創作特點，短篇小說占了主要的部分。在內容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外部世界或社會生活作出反映的，可以稱作是‘干預生活’的創作；一是走進人性深處，表達年輕人對愛情的理解，并以此維護個人情感和價值的，可以稱作是‘愛情小說’。”

“干預生活”的小說大膽地面對現實，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耿簡的《爬在旗桿上的人》、李準的《灰色的蓬帆》、劉紹棠的《田野落霞》、李國文的《改選》等小說從不同的側面暴露了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以及領導干部中的意志衰退、敷衍塞責等現象。

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通過對一個區組織部的日常生活的描繪，揭示了區委組織部領導劉世吾與“新來的年輕人”林震之間兩種工作態度和不同精神面貌的沖突，塑造了林震這樣一個具有新氣象的典型形象。他懷著良好的愿望，決心與生活中的不合理現象斗爭到底：“黨是人民的、階級的心臟，我們不允許心臟上有灰塵，就不允許黨的機關有缺點！” 小說揭露官僚主義者的丑惡，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芒；但小說呈現出的真實感也促使人們對官僚主義的現象給以關注和思考，同時它也沒有將問題簡單化，而是通過對林震所受的挫折以及青年知識分子趙慧文等新生力量的苦悶顯示了人民群眾與官僚主義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李國文的小說《改選》描寫的是某工廠工會的一次改選過程，揭示了現任工會主任缺乏群眾立場，排擠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工會委員。當群眾為了維護選舉的尊嚴，把選票投給了他們信任的工會委員郝同志時，卻發現坐在最后排角落里的郝同志已經離開了人世，小說顯示了精巧的構思和獨特的諷刺意味。

與“干預生活”的小說創作并駕的是這一時期的“愛情小說”，在“不談愛情”的上世紀50年代，這些創作者們卻把目光投向了人的精神世界，挖掘其中的矛盾性和復雜性。雖然在內容上看來，這些故事是單純的，但它們已經是突破了寫作“禁區”的另類，構成了另一道風景線——宗璞的《紅豆》、鄧友梅的《在懸崖上》、陸文夫的《小巷深處》、豐村的《美麗》是其中的代表作。

宗璞的《紅豆》用了大量的筆墨，忠實于對校園知識分子愛情生活的描寫：有進步傾向的女大學生江玫與男生齊虹相遇，兩人陷入熱戀中。但不幸的是，江玫與齊虹有著不同的階級立場，不同的政治見解讓江玫隱隱約約地覺得他們兩個人在很多地方“永遠也不會一致”，但她對齊虹的愛情又“像鴉片一樣，使人不幸，而又斷絕不了”，因此她陷入了無法解脫的痛苦中。最終，江玫掙脫了這種愛情的糾纏，拒絕了齊虹要和她一起離開大陸的請求，但曾經兩個人的愛情信物，“兩粒紅豆”，還完好地保留在學校宿舍的墻洞里，令多年后的江玫睹物思人、淚流滿面。宗璞說過，《紅豆》寫的是一次十字路口的搏斗，想寫的是人的性格上的沖突，這種沖突不是環境使然，而是基于人的內心世界——這從側面也說明了《紅豆》的價值并不僅限于對愛情本身的思考，它還回答了特定歷史時期知識青年在進行人生道路選擇時必然經歷的精神困境。

鄧友梅的《在懸崖上》和豐村的《美麗》對愛情問題的思考是從道德層面展開的，它們都觸及了在當時比較陌生的“婚外戀”話題，但指向的深層意義則是極為復雜的人的精神世界。揭示人的精神世界，并使它影響人的靈魂，使之趨向更善、更美的境界，這是《在懸崖上》和《美麗》的共同點。

總而言之，1956年的文學新潮并不是橫空出現的孤立現象，它是以“雙百方針”的提出為契機，受到蘇聯“解凍文學”和“干預生活”等現實主義創作理念的影響而爆發的一股創作潮流。盡管在“十七年文學”中顯得短暫，它仍為社會主義現實文學的創作打開了新視野和新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