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午后，室外陽光熱烈明晃，中國現代文學館C座一層的辦公室里，濃蔭下的窗戶間，卻有絲絲涼風穿過。下午兩點，編輯家、作家周明如約而至，步伐輕健、笑容明亮，絲毫看不出已是85歲的高齡。周明笑言，“是文學給了我支撐，給了我力量。”

周明上世紀50年代大學畢業，就進入中國作家協會工作，一待就是半個多世紀。50多年中國文學的風雨兼程，他親歷了；50多年重要作家的春華秋實，他親見了。他說，“我一生只有一張工作證，就是中國作協的工作證，并也為此感到無比榮光。”

做編輯，要愿為人梯

“在從事編輯工作中，有許多難忘的經歷、難忘的老師。”周明回憶說：“最初剛剛由大學校門走進編輯部做編輯工作時，啟蒙老師是著名作家、評論家黃秋耘。那時，我在中國作協的青年文學刊物《文藝學習》編輯部工作。作為見習編輯，先從收發、登記稿件做起，幾個月后開始看一般來稿，從中挑選出可供版面用的稿件送組長、編輯部主任復審和審定。黃秋耘幾乎每天都要來翻看一下我們幾個見習編輯處理的稿件，告訴我們這一篇為什么可選，那一篇為什么不可用，結合來稿，談題材，談人物塑造，談故事結構，談寫作技巧，談如何發現和培養青年作者等等。他講得動情，我們聽得入神。他對于我，真是手把手地教，言傳身教，一步一步引導我學會做編輯工作。”

后來，由于工作調整，周明又進入了《人民文學》編輯部工作。在這兒，周明又先后在張天翼、陳白塵、李季、韋君宜、張光年、嚴文井、袁水拍、李希凡、葛洛、王蒙、劉心武等直接領導下工作。“他們個個都是文壇驍將，個個主編刊物都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和新鮮招兒。張天翼、陳白塵的辦刊方針開闊而開放，團結了許多作家，組織發表了許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優秀之作。李季擔任副主編時提出：人人當主編，人人心中要有一本《人民文學》，讓每個編輯放手工作，大膽工作，獨當一面。張光年的膽識與魄力令人難忘和欽敬，劉心武的《班主任》、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等優秀作品的面世，都有賴張光年的果斷拍板而及時發表。”在周明的編輯生涯中，這些文學前輩的言傳身教使他感到深刻難忘，循著他們的軌跡，他不敢懈怠，努力地在耕耘中收獲。

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冰心的《咱們的五個孩子》、黃宗英的《小木屋》等至今仍被報告文學界稱道的作品，都與周明的策劃、編輯相關。如果說編輯是為他人做嫁衣的人，周明這個巧手裁縫做的嫁衣，可謂件件美觀大方、賞心悅目。這其中可有訣竅？周明笑言，只有一顆不敢懈怠的心。

在《人民文學》擔任散文、報告文學編輯期間，為了能迅速及時反映現實生活，需要經常深入實際生活中去了解情況，一旦發現可寫的題材線索，就馬上物色和組織作家采寫。許多重要作家作品的采訪和寫作過程，都有他的陪同和參與。徐遲寫作《哥德巴赫猜想》采訪陳景潤期間，冰心采訪“五個孤兒“的故事期間，周明都在一旁做詳細記錄，為作家的創作提供參考。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陪同作家的采訪過程也讓周明獲益匪淺。他認為，編輯在某種程度上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不應當將自己變成一個編輯匠，在一定的時候應當也可以參與和幫助作家的寫作。

巴金曾在一次文代會上的講話中深情地說：許多做編輯工作的人不是不會寫東西，不是不能寫東西，許多人是具備創作條件的，是能夠大有作為的。只是他做了編輯，要幫助別人，培養別人，必須做出犧牲。這段話，在周明看來，是理解，是勉勵，也是公正的評價。

著文章，不能只是用筆

由于工作關系，周明與眾多作家成為了好朋友。周明說：“可不是吃喝的朋友關系，是在生活、工作和創作上相互關心、幫助和交流的真誠而難忘的友情。”因此，周明對作家的創作有深入的了解，對作品的判斷有獨到而準確的視角。

周明所看到的作家們的成功之作，都不是輕易得來的，都源于各自深入生活、觀察生活的深刻體驗。“趙樹理就是長期生活在農民群眾中的一位作家。”周明回憶說，1961年1月，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里，他長途跋涉，輾轉來到了趙樹理的家鄉沁水縣，想請他撰寫一篇能夠鼓舞人們戰勝暫時困難的作品。沁水縣招待所的服務員一聽說是從北京來，又是趙樹理的客人，顯得格外熱情，主動說起了許多關于“老趙”下鄉的生動故事。作為一名縣委書記，平時他根本不待在縣城，連個固定的辦公室也沒有，大量的時間是在鄉下，是在農民群眾中，他自個兒的家也安在了農村里。見到趙樹理后，還沒等周明說明來意，他就情不自禁地滔滔不絕地對周明講述許多農村中的新人新事。同時，也談及當前農村中許多困難和存在的問題。對公社、生產隊和社員的具體事兒他都如數家珍，聽到他這般拉家常似的談話，使人感到非常親切。

周明說，趙樹理的創作不是先有了個什么主題，而后再下鄉去搜集素材，挖空心思地去編織作品。他下鄉首先想到的是和農民“共事”，即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共同商議，用行動去和農民兄弟一起改變農村面貌。他把自己看作是農民中的一員，與農民同呼吸、共命運，急農民所急、想農民所想、干農民所干的活，所以他的許多反映農村生活的優秀作品的誕生，大都是從實際生活中有感而發、有的放矢的。趙樹理也曾多次說，如果作者對某件事、某個人物并不感動，要寫出感動別人的作品是不可能的。相反，要是你深受感動的事，甚至到了非寫不可的程度，那時你寫出來，就很有可能是感人之作、成功之作。

或許因為工作的原因，周明更偏愛報告文學作品。他認為，報告文學是與時代、與現實聯系最為緊密的文學樣式。很多有為的報告文學作家都成了時代的在場者，他們盡記者之職，為歷史和人民記錄現實。報告文學作品必須承擔與新聞同等的歷史和時代的記錄任務，同時它又是文學作品，應當充滿激情和思考，并且能夠通過塑造典型的形象為社會起到一定的影響作用。

在上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與社會現實緊密相連，對整個社會都形成了一種推動作用。漸漸地，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入80年代中后期，報告文學中的反思性越來越強。周明說，“只有對社會問題進行揭露，才有可能讓國人保持清醒；只有把暴露出來的問題一個一個解決，我們才能更好地前進，這才是我們民族希望之所在。”

為文學，做好“火種”傳播人

晚年的巴金，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立牽腸掛肚、奔走呼吁，并不斷地為文學館捐款，除了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15萬元作為文學館的建設基金，后又陸續捐出自己的再版稿費，帶頭捐了幾批藏書和資料近萬冊（件），冊冊件件都是他親自挑選的珍品。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立曾被巴金稱為“甜蜜的夢”。巴老在他的文章和歷次談話中都述說著建立現代文學館的重要性：通過文學館展示中國作家的輝煌成果，通過中國現代文學，讓世界認識我們的國家，了解中國人民的過去和現在、認識中國人民優美的心靈。

巴金老人和眾多文學名家對中國現代文學館建設的大力支持和真情投入，令所有的后來者感動。周明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期間，全力以赴，盡心盡力，四處奔波。即使后來退休了，他也愿意繼續奉獻自己的力量。其中，“柏楊文庫”的建立和“柏楊研究中心”的籌劃，就是周明“退崗不退休”的真實寫照。

柏楊是臺灣享有盛譽的小說家、雜文家和學者，其作品擁有眾多讀者。臺北的病榻前，將56箱近萬件珍貴資料“搶”了回來的經歷雖曲折，卻意義非凡。周明說，他曾先后四次去臺灣和柏楊及家人商量手稿文物捐贈事宜。當時，柏楊此舉在臺灣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質疑。質疑者說，柏楊吃臺灣的米，喝臺灣的水，怎么可以把東西捐給大陸？然而柏楊十分堅定，在接受各方采訪時說，“臺灣人與大陸人同文同種，使用的都是華文，都是中國人”，“中國只有一個”。2007年，柏楊親筆寫下“重回大陸真好”，正式將自己數十年珍藏的1萬多件文獻文物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儉樸而隆重的捐贈儀式在柏楊寓所舉行，柏楊的朋友和學生參加了儀式。當時已經退休的周明受館長陳建功所托，赴臺灣主持了捐贈儀式并代表中國現代文學館致辭：“此舉乃柏楊先生的義舉和善舉，其意義重大而深遠。這些寶貴的數據雖然為中國現代文學館所珍藏，但它將為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所共享。”臨行前，柏楊堅持起床給周明一行送行，并語重心長地說道：“這件事是一種緣分，我是不動搖的。希望大陸的同胞多來臺灣走走，能對臺灣增加好印象；希望臺灣人也多到大陸去看看，增加對大陸的好印象。這樣，情況就會慢慢好起來。等我病好了，我還想回大陸呢。”離別的一幕深深印在周明的記憶中。“我起身告辭，請他先回臥室，我站在客廳目送老人，我看到他的眼睛濕潤了，而我也同樣落淚了。此時，只見他坐著輪椅進臥室，忽然他背著身舉起右手向后擺了擺，自然是表示再見，卻頭也不回……”

周明說，如今的現代文學館堪稱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聚寶樓”，它不僅珍藏歷史，更珍藏著一段段難以忘懷的文壇記憶。中國現代文學館大門外的彩色巨石上鑲刻著巴老的一段話：“我們的文學是散播火種的文學，我從它得到溫暖，也把火種傳給別人。”周明希望自己也能做好這火種的傳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