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一開頭，就描述了某個美國醫院候診室里咖啡、熱巧克力和餅干的味道。

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里，作者陪著母親在這里化療，在這里度過了幾百個小時；作者一邊喝著加巧克力的咖啡，吃著餅干，一邊和母親舉行“讀書會”。

作者威爾·施瓦爾貝曾是《紐約時報》資深記者，是世界知名出版公司Hyperion Books的高級副總裁和總編輯，他出版過的一些書是中國讀者熟悉的，比如《長尾理論》《你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等等。

這場生命最后的讀書會起源于他陪母親化療時詢問“你最近在讀什么書”，這是他們全家幾十年彼此問候的一種方式。

當時母親說了一本書的名字，并且反問兒子看過沒。

在新聞出版界摸爬滾打20多年，作者練就了一個本領：對沒有讀過的書能裝作已經閱讀、比較熟悉的樣子，必要時還能大加稱贊。他說這是他的“工作內容之一”。

可是面對身患絕癥的母親，他不可能撒謊，他坦承自己數次想看那本書但是沒看過。

于是母親催著他去讀，讀完后交流讀后感。

下次化療的時候，他們聊了起來，這成為兩人之間的一種儀式，這個僅有兩名成員的讀書會成立了。

兩年間，他們一起讀了90多本書，從熱門驚悚小說到經典暢銷書，從詩歌到懸疑故事，母子二人借這些書籍討論了勇氣、信仰、陪伴、孤獨，感恩、學習、傾聽，還談了死亡和葬禮等多個話題，甚至討論了母親死后應該怎樣答復親友們寫來的悼念函（“要用藍墨水，黑色墨水過于嚴肅了”）。作者得以探尋母親的生命歷程，從中獲得勇氣，最終辭去出版社高層的職務，投身于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業——建一個烹飪網站。

母親的身體狀況起起落落，掉發、腹瀉、便秘、吃不下飯，各種治療反應紛至沓來，醫生嘗試著不同的療法，腫瘤有時似乎在變小，有時沒有起色。

在確認腫瘤擴散的那一天，作者不知和母親說什么好，他脫口而出一句話：“我要寫一本書，把我們一起讀書的這些事情寫下來。”

母親當時沉默不語，次日，她給兒子發了一封電子郵件，里面整整齊齊記錄了兩人讀的每一本書。

主角是母親，機智溫婉的老太太

作者的母親瑪麗·安是個不簡單的女人，1934年生，曾經當過中學校長，哈佛大學的招生主任，后來投身于國際難民事務，去過中東、非洲等各個交戰地區，從事公益工作；她9次進入阿富汗，在當地成立了一個圖書館基金會；在她生命的最后兩年，她心心念念要在喀布爾建一座圖書館，并在各地建起移動分館，這件事花去了她最多的精力。

在瑪麗·安出入戰地的生涯中有一些驚險時刻。有一次她到非洲某個戰亂國家，一下飛機就聽到一個認識的難民大叫她“媽媽”，她馬上大聲回答“兒子”并和對方擁抱。那個難民得知她要來，冒死穿越封鎖線，謊稱要到機場接自己的媽媽，士兵威脅他說，如果發現不對就當場槍斃他。最后瑪麗·安成功把那人救出來。

眾所周知，在西方人的職業履歷上，如果有做過慈善基金會工作的記載，會極大提高當事人的知名度、美譽度，而且這項工作本身收入也不低，所以會有不少人想去“鍍金”。瑪麗·安就曾遇到不少金融界人士和律師，他們表示同情難民，想為慈善公益出力，愿意到相關的基金會、協會去工作，但是要領薪水。

瑪麗·安對付這些人有絕招，她會先反問：“你會請一個僅有難民經驗的人從事金融或法律工作嗎？”答案當然是“不行”。她就接著說出自己要說的話：沒有一定的資質和經驗，同樣無法為難民服務；如果對方有心，可以跟著她先從事一段志愿工作，以此接受培訓；如果對方沒那么多時間，想要快速幫助難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捐錢。

瑪麗·安曾經給一群高中生做演講，其中一個學生的父親是一位企業高管，她說服父親捐贈了數量龐大的供給品，連空運的郵資都支付了。

所以瑪麗·安會告訴所有人在阿富汗興建圖書館的計劃，”你永遠不清楚誰會幫助你。”于是，給母親做治療的醫生護士、出租車司機、一起吃晚餐的朋友，甚至熟食店遇到的陌生人都知道了阿富汗圖書館的事。

一天作者開玩笑地說：“媽媽，偶爾我會想，假如你的公寓失火了，在消防隊員趕來現場進去滅火之前，你也會先告訴他們阿富汗圖書館的事。”

“我不可能到那種地步啦，”母親說，“不過也許我會在他們滅完火后告訴他們。”

在瑪麗·安的葬禮上，她的一位老朋友提到，瑪麗·安從大學起就對每個人微笑，他曾提醒她不要對那些青年男子微笑，以免引起誤會，“誰知道她就這樣度過了一生——對陌生人微笑。”

與父母共同讀書，有一天不會再難

在《生命最后的讀書會》的結尾，作者寫了這樣一段話：“母親離世后，我被不可抑制的負罪感困擾了很久，對在討論某本書時該講的內容沒講而感到懊惱。在討論一本書的時候，我曾有過能夠提起某件事極好的機會，卻始終沒講。最后我意識到，讀書會的最大饋贈，是讓我有時間和機會向母親提一些問題，而不是告訴她一些事情。”

難道非要等到生離死別才能有這種覺悟？就不能在平時和父母組個家庭讀書會什么的嗎？

記者的答案是：“是的，在平時就是很難。”

在平順、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里，大部分成年人都不會和父母組這種“家庭讀書會”。“各忙各的”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現在各種交流工具都很方便，如果想要交流還是可以做到。

真正的原因是，讀書會也好，其他交流形式也好，只要這種交流進行到一定程度，必然演變成“交心”；它會涉及隱私，涉及各自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深層，而且很容易和各人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乃至現實利益格局聯系起來。

而在我們過去的四五十年間，社會變革很大，觀念更新也很快，相隔10年，在觀念上就是兩代人；與此同時，我們也經歷了從匱乏、溫飽到小康的跨越，大家對物質生活很有追求、也非常敏感。

在這種代溝很深、利益牽扯很大的背景下搞什么“交心”，其結果，要么是“假假的”，停留在淺層次交流，大家興致闌珊，難以持續；要么撕開溫情脈脈的面紗，暴露了此前被隱藏起來的矛盾，或者引發新的矛盾。

人們對此心照不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維護大家庭的和睦和諧是最重要的，何必去搞吃力不討好的“交心”呢？《都挺好》這種電視劇能夠大“火”，就說明大家對“大家庭”的現狀有某種共識。

這種局面也是被都市人廣泛接受的，有各種好聽的理論支持，“給每個人空間”“大家都是成年人”等等。

例外當然也是有的，《傅雷家書》就是兩代人之間深層交流的例子；這種成功交流需要彼此有大體相近的三觀，有比較一致的追求，雙方都有交流的興趣愿望，還需要一點時空上的配合。

回首往事，記者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也曾經把自己喜歡的書推薦給父親讀，他還做了筆記和眉批；工作以后我給他買過書，他很喜歡，也曾薦書給我讀；這種事回憶起來都很溫馨。畢竟，人們內心深處還是渴望著交流和認同，如果這種交流和認同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那就更美好了。

有道是：“富過三代，方知飲食”。豈止是飲食，各種品味、觀念和生活方式，都需要三代人的時間，才能穩定下來有所傳承。

希望寄托在今天的城市中青年人群身上，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他們這樣的父母：物質比較充裕，思想比較包容，有一些科學養育的知識，接觸了現代科技，熟悉各種娛樂方式，與此同時，社會也不再急劇變化，而是駛入長期穩定的進程。當這些人年華老去、步履蹣跚之時，相信他們也不會太脫節；無需生老病死，相信他們就能成功組建起很多很多的“家庭讀書會”。

到那時，“與父母共同讀書”將仍然是一種需要珍惜的緣分，但不再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