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從塞爾維亞獨立了十年的科索沃正式宣布組建國防軍；2019年初，馬其頓共和國宣稱將國名改為“北馬其頓共和國”……這些新聞讓人聯想起二十年前發生在巴爾干半島上因南斯拉夫解體而發生的一系列戰爭和暴行。也正是在那個時期，亨廷頓推出了“文明沖突論”，預言冷戰之爭和意識形態之分將被文明之間的沖突所取代。二十年后的今天，巴爾干依然處于動蕩不安之中，甚至一百年前導致一戰爆發的的薩拉熱窩事件和六百年前反抗奧斯曼帝國入侵的科索沃戰役的記憶還時時浮出水面，提醒人們所有這些事件冥冥之中存在著某種關聯性。

對巴爾干問題根源的探討始終沒有停止過。三十年前，南斯拉夫內戰前夕，美國記者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深入巴爾干半島，進行了廣泛而細致的游記式報道；八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作家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游歷巴爾干西部，完成了厚厚一部充滿了歷史追憶和現實思索的游記。它們都是對巴爾干的思考，涉及其過去、當下和未來。2018年和2019年，這兩部經典的游記作品又先后被翻譯成了中文，反映出中國的視野正在面向全球，關懷擴大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

麗貝卡·韋斯特是英國著名女性作家，也是一個奉行女權主義的游記作家和記者，二十世紀中葉，她憑借自己的文學成就獲得英國和美國的國家級榮譽。這本《黑羊與灰鷹》成為著作等身的她的代表作，對后世影響甚大。羅伯特·卡普蘭正是被此書激發了探索巴爾干的好奇心，將之奉為旅行時隨身不離的圣經，并在該書出版整整半個世紀后，寫成了一本類似續篇的作品——《巴爾干兩千年》。

《黑羊與灰鷹》中文版一共三卷，長達一千多頁，是一本非常厚重的作品。很好奇卡普蘭是如何能夠做到在旅行中將這么厚的一套書寸步不離地放在身邊的。但也正是如此詳細的描述和記敘，才能夠讓人對巴爾干產生身臨其境的感受，在作者詳盡到如同絮叨的陪伴中，深入巴爾干進行掘地三尺般的考察。與卡普蘭的書相比，韋斯特的著作顯得略為紛繁蕪雜，言無不盡，知無不言，這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英國作品與美國作品的風格差異，或許也是女性作家的敏感特質所致。其實，該書也可以被看作一部關于巴爾干半島的人類學意義上的“民族志”，作者通過學者般的深入體察和女性的細膩感受，做出了一份詳盡的田野調查。還有一個不同，那就是卡普蘭的書范圍覆蓋整個巴爾干半島，而韋斯特的書則集中于巴爾干半島的西半部分，聚焦于以塞爾維亞為主的南斯拉夫國家體當中。在規模上，如果說兩部書有什么相似之處，那就是都體現了世界性帝國的知識分子的全球視野和現實關懷，他們所提供的知識產品反映了帝國的全球眼光，并為帝國的決策提供很好的借鑒。

為什么要寫這么一本厚重的書，根據韋斯特的說法，全部都是由于一個關于刺殺的新聞：1934年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一世在法國南部的馬賽港被刺殺，兇手是墨索里尼。這個新聞一下子打開了韋斯特的記憶的閘門，她五歲時奧匈帝國皇后伊麗莎白被刺殺，她十歲時塞爾維亞王國國王被刺殺，她二十一歲時奧匈王儲費迪南在薩拉熱窩被刺殺……這些事件都源出于東南歐的巴爾干，而且一定程度上環環相扣，尤其是與她自己的命運息息相關，但令她抓狂的是，她對這個地方竟一無所知。于是，便有了這次巴爾干西部的深度之旅。

在韋斯特看來，如果伊麗莎白皇后不被刺殺，也許能夠幫助奧匈帝國解決斯拉夫人的問題，如果塞爾維亞國王不被刺殺，就不會有繼位的卡拉喬治維奇王朝的崛起和擴張，就不會導致奧匈帝國的擔心和費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被塞爾維亞人刺殺，也就不會有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南斯拉夫國王1934年被墨索里尼派人刺殺，又會將她和歐洲的命運引向何方？這是韋斯特關心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她前往巴爾干旅行的初衷。因此，韋斯特在整本書中都在不斷地拷問歷史，追尋當地現狀的源頭，通過追憶歷史、路上見聞、對話和訪談探索解決時代難題的答案，尋找開啟未來的鑰匙。

韋斯特以沿途經過的地區為線索，將歷史與現實穿插，敘述她在巴爾干的“穿越時空”的旅行。她將這個地方分為克羅地亞、達爾馬提亞、波斯尼亞、塞爾維亞、馬其頓、黑山等區域分別敘述。串起這些區域的是她與丈夫的火車之旅，從薩格勒布出發，依次穿過這些地方的主要城市，在旅程中撫今追昔，一邊探討歷史，一邊考察民情，將兩條線索完美地穿插在一起，有條不紊地敘述。

韋斯特所探討的這個地區是巴爾干的西半部分，這里的南部斯拉夫人在歷史上一直處于幾大帝國之間的夾縫處。西北邊是哈布斯堡王朝和奧匈帝國，東南邊先后是拜占庭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東北邊是俄羅斯帝國。幾個帝國之間的爭奪決定了南部斯拉夫人的命運。但是，這些斯拉夫人的族群和構建的國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了幾個帝國，甚至能夠左右帝國的走向。巴爾干火藥桶一旦點燃，帝國也要跟著陪葬。然而，由于帝國長時期的干涉，南部斯拉夫人內部也形成不同的部分，彼此的差距往往大到難以彌合，這些裂隙也使得南部斯拉夫人步履維艱，在歷史的進程中只能蹣跚前行。

在探討最西邊的克羅地亞時，韋斯特展現了這里對奧地利的親近性。斯拉夫人的克羅地亞屬于天主教世界，而且在政治上也一直是奧地利的忠實伙伴，甚至當匈牙利要從奧地利帝國獨立時，克羅地亞竟出兵幫助帝國鎮壓匈牙利。然而克羅地亞的效忠并沒有換來奧地利的認可，反而在建立二元帝國后還使其歸屬于匈牙利。這種背叛非但沒有打擊到克羅地亞，相反，克羅地亞人還始終看不上東邊塞爾維亞的斯拉夫兄弟，他們向往的是維也納，以及以維也納為代表的西方，對貝爾格萊德始終保持著警惕和離心力。這是韋斯特體察到的南部斯拉夫人內部的第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西邊沿著亞德里亞海的達爾馬提亞，從古代的羅馬帝國到中世紀的威尼斯再到近代的意大利王國，都對這塊地方提出要求。這里為古羅馬帝國提供過十幾位皇帝，其中最偉大的當屬戴克里先，然而在韋斯特看來，這位達爾馬提亞人與羅馬帝國的關聯，正是導致他本人及其家庭悲劇的重要因素。中世紀的威尼斯在達爾馬提亞沿岸加強貿易與殖民，使這里成為威尼斯共和國與拜占庭帝國的邊界。正是這種地理因素，使這里與意大利有著重要關聯。到近代，意大利對這里的要求導致與南部斯拉夫人產生摩擦和沖突，直至墨索里尼決定暗殺不斷崛起和對其擴張野心構成威脅的南斯拉夫國王。

從沿海地帶向東進入內陸，便是波黑（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對這里，韋斯特做了歷史考察，她發現，從宗教上來看，地方性的波格米爾派（摩尼教的一個變種）決定了這里既不依附東正教，也不偏向天主教，形成了被兩者都看作“異端”的地方宗教。羅馬教皇迫使波黑服從天主教，并通過匈牙利代理人采取武力干涉，卻導致了這里倒向采取懷柔策略的奧斯曼土耳其人，成為穆斯林，但是皈依了伊斯蘭教的薩拉熱窩貴族也沒有完全歸順奧斯曼帝國，而是一直保持較強的自治性，令東、西方的帝國都鞭長莫及。波斯尼亞斯拉夫人的獨立和反抗，可以說是最終毀掉幾大帝國的根源。韋斯特對薩拉熱窩的這種桀驁不馴予以高度贊揚。薩拉熱窩的記憶還是與奧地利王儲弗朗茨·費迪南聯系在一起的，費迪南想要將奧匈二元帝國改造成為三位一體（奧地利、匈牙利、斯拉夫），但是對帝國的這種改造幾乎沒能贏得任何人的歡迎，甚至他本人也在此殞命，并因此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歸根結底還是由于奧地利人、匈牙利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之間一直未能調和的矛盾。

越過波黑再往東，就進入南部斯拉夫的核心地帶——塞爾維亞。從1521年起，以貝爾格萊德為中心的塞爾維亞歸奧斯曼帝國統治。雖然奧地利和俄羅斯都想得到它，但在十八、十九世紀也都為了各自的利益一再背叛它，將它割讓給奧斯曼帝國。塞爾維亞始終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朋友，但當奧斯曼帝國衰落后，它又在奧地利和俄羅斯之間舉步維艱，搖擺不定，投靠任何一方都會導致另一方的不滿。就是這樣一種尷尬的地緣位置，讓塞爾維亞始終無法從列強的控制中掙脫出來。但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韋斯特描述了十九世紀時卡拉喬治維奇王朝統治下的塞爾維亞王國在孤立無援、四面楚歌中的崛起，它甚至還想要聯合所有的南部斯拉夫人，成立一個團結的巴爾干聯盟。韋斯特認為，如果這個計劃成功的話，一個強大的南斯拉夫就可以遏制奧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可以避免。然而，外部的帝國干預和斯拉夫人的內訌，終究使這個理想付之東流。俄羅斯強化了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的不和，奧地利則加深了克羅地亞與塞爾維亞的矛盾，南部斯拉夫在多方掣肘下始終做不到鐵板一塊，一致對外。內部矛盾由外部列強制造，而這種矛盾又被外部列強進一步利用，成為它們控制巴爾干的工具。或許，這種難解的結正是韋斯特在該書中所強調的苦難的根源。然而，希望就在于塞爾維亞能夠迎難而上，在苦難困厄中不斷斗爭，在一戰后幾大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南部斯拉夫人的王國，直到面臨納粹興起后的挑戰。

最后，在塞爾維亞的心臟位置，即科索沃（老塞爾維亞）和塞爾維亞人的祖居地，整部書中巴爾干悲劇的高潮部分到來了。韋斯特追述了十四世紀塞爾維亞王國的輝煌時代和以科索沃戰役作為轉折點的由盛轉衰時期。她在歷史中尋到了巴爾干悲劇的根源，看似英勇而傳奇的灰鷹，實則正如用于獻祭的黑羊，斯拉夫人在明知失敗的情況下還一如既往地投入戰爭，慷慨赴死，“相信向死亡獻禮會獲得生命的回報”。但是韋斯特又對此感到擔憂：南斯拉夫總是一個接一個的死亡（指不斷的暗殺事件），對犧牲的迷醉“造成了現在的科索沃，如果不加制止，它會讓一切的人類進步化為烏有”。黑羊和灰鷹的隱喻，是韋斯特對塞爾維亞精神的總結。這種精神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氣，在周圍各大帝國的層層堵截中，它以向死的決心和血祭的信念沖入戰場，或者通過被刺殺，或者通過在戰場上覆亡，實現了一只瘦弱的黑羊將自身置于上帝的祭壇上的感人舉動。

韋斯特在尾聲部分才揭示出這種黑羊精神對她那個時代的意義。雖然南斯拉夫國王被意大利法西斯刺殺，國內也矛盾重重，但是，在二戰的關鍵時刻，南斯拉夫并沒有屈從納粹德國的意志加入軸心國，而是以飛蛾撲火的大無畏精神同納粹德國殊死斗爭。正是由于它的頑強抵抗，才使得納粹德國的總體戰略部署沒能按計劃展開，為盟國的勝利爭取了寶貴的時間。當然，貝爾格萊德被轟炸得體無完膚，人員傷亡也非常嚴重，但在韋斯特看來，這正是這個民族“黑羊”犧牲精神的體現，在明知弱于對手的情況下還在為了民族而戰，不屈不撓，這是韋斯特非常欣賞的，也是她尤其要在巴爾干之旅中探討其根源的精神。

同卡普蘭一樣，韋斯特也是站在自己國家的立場上寫作的。在全書最后，她表達了對二戰初期英國受挫的感受，比之于受難的巴爾干斯拉夫人，認為犧牲精神的黑羊和大無畏的灰鷹也應當在英國被提倡。也許正是由于站在英國及其盟國的立場上，她的書中處處是對德國人和意大利人的批評和嘲諷，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實中，她總是對大陸上這兩處地方的人大加撻伐，并處處展現出英國人的自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她的筆下都成為無恥可笑的小人。書中對巴爾干斯拉夫人充滿同情，或許正是其政治立場使然。因此，我們閱讀這本書，應該把它放在二戰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作者的態度和情感。巴爾干之旅，與其說是作者的好奇心驅使，不如說是作者為了弄清二戰的根源而進行的一次深刻考察。她的最終目的，其實也是為了弄清自己和自己祖國的命運的走向。而她的游記作品，實則是對受現實鞭策的探源之行的記錄。

當然，卡普蘭與韋斯特的差異，在于前者的著作是在冷戰大背景下，探索巴爾干問題解決的方案。雖然二者成書時間相差半個世紀，但是可以看出巴爾干的命運實際上并沒有改變多少。或許在地緣政治學家卡普蘭看來，這種命運應當歸咎于其地理位置的先天不足，這種悲劇還將在二十世紀最后十年里繼續上演。作為美國鷹派學者，他同情和支持的是波黑的穆族，敵視和反對的自然是代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塞爾維亞，這時的塞爾維亞也是一只灰鷹，翱翔在巴爾干的上空，卡普蘭希望這只灰鷹被馴服。而在共產主義革命之前的韋斯特的書中，卻充滿對塞爾維亞的黑羊精神褒獎和贊揚，畢竟，這種以死求生的精神最終拯救了她自己，也挽救了整個歐洲的命運。黑羊與灰鷹，看似矛盾的一對因素，卻相互影響，相互激發，它們就深刻地存在于巴爾干這塊土地上，還將對這里的歷史發展和未來走向繼續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