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文壇新聞熱點之一，就是各路作家、編輯和出版社，為配合國家“文化走出去”的戰略而動作頻頻，希望能在海外有所斬獲。要走出去和如何能走出去，當然涉及幾個必備的條件，一是要有實力，這里指作家的實力，出版社對作品推介的能力；二是作家的作品能否被海外讀者喜歡和接受；三是要知道如何才能走出去，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渠道，這涉及技術層面。作為中國作家的一分子，我對這個問題也頗為關心，近年又幸而有些實戰經驗，所以在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經驗和分析所面臨的困難。

中國文學“走出去”從來就不是新聞。很多年前，相關的新聞報道一般集中在余華、蘇童、莫言和格非等作家身上，特別是當他們的《活著》《妻妾成群》和《紅高粱》等小說被改編成電影在海外放映后，他們的小說也引起海外讀者和出版社的關注，有了第一波沖擊波。我那時候不了解海外的情況，以為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影響力很大。

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剛開始小說寫作不久，在國內發表都有一定困難，雖然也期待自己的作品能走出去，但當時屬于“奢望”的事。作為一名圍觀者，看了無數熱鬧，對國外的情況也不了解，看報道就相信了，覺得那些事情距離自己千萬里之遙。

我移居新西蘭后，重回學校學習英語。有了語言和生活的便利，我對海外世界的了解慢慢多了，這有我最關心的世界文壇的信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那年，我問我的英文老師斯科特（他也是電影導演）對此怎么看，他竟然說他不知道這個消息，這很讓我驚訝。后來我漸漸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現狀慢慢有了新認識，狀況與國內的新聞報道有些出入。

2014年前后，有翻譯家朋友開始翻譯我的短篇小說。因為對海外英文文壇不了解，投稿過程十分艱難。我搜閱了美國華裔作家哈金的文字和視頻資料，發現一個作家要在另一種語言環境下生存，的確十分艱難。

哈金投稿初始收獲到的是源源不斷的退稿信，以至于他有一段時間不敢在飯前查看郵箱，以免影響食欲。但他毅力驚人，經過不為外人知道的困難和努力才獲得了今天的成績。我佩服他，也拿他作榜樣。我拿著翻譯家翻譯好了的短篇小說去投稿。這其實很不尋常，因為不會有作者自己拿了翻譯稿去投稿的，這個工作通常該由翻譯家去做。但因為他們對英語文學雜志也不了解，而且時間和精力有限，我只好代勞了。我花費幾個月時間去搜索信息和尋找文學刊物投稿，先從大牌雜志開始，依次往下推移，我就這么干了，還真成了。

我1995年發在《短篇小說》雜志第9期的中文小說處女作《游戲的尾巴》，被翻譯家孫繼成和Hal Swindall （師文德，下同）譯成英文，2015年刊發在有90多年歷史的美國老牌文學雜志World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世界文學》）第5期上，那是我初登世界文壇的英語處女作。之后，我投稿給譯介中國文學的著名中譯英雜志Renditions (《譯叢》），它在譯界的地位相當于《收獲》。此前朋友說不可能成功，因該雜志主要發表中國現代作家或1949年以前中國作家的中譯英作品。我查過它過往的目錄，的確是這樣，但我還是決定一試，從2014年開始投稿，終于在2018年5月發表了由楊曉文翻譯的短篇小說Drifters （《自游人》），11月又發表由孫繼成和師文德翻譯的短篇小說 Who Flies In April（《誰在四月飛翔》），連續兩期發表同一個當代作家的短篇小說（該刊一年兩期），也算奇跡了。主編還給我寫了一個郵件，希望多給他們稿子，讓我十分受鼓勵。

我在上面談論的，是我當初走出去的情況，這些成功嘗試，當然涉及作品的質量。此外，也說明作品適合海外讀者的預期。小說不像詩歌，它更需要讀者，沒有讀者市場的作品，幾乎沒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記得有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說法。我了解到的情況是，翻譯作品并不容易被海外讀者接受。拿美國來說，出版業和讀者都不喜歡出版或閱讀翻譯作品。據統計，美國每年出版的翻譯作品僅占整個行業總量的2%左右。

我們常有一個錯覺，以為中文是“世界語”，大語種，其實到了海外，中文就成了小語種，英文、法文和西班牙語才是大語種。聯合國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除了語言的因素，還有作品所包含的“價值觀”的問題。為什么其他國家作家的作品，無論是發達國家的作家，還是第三世界亞非拉作家的作品，他們杰出的作品都能得到讀者喜歡和接受，為什么中國作家的作品讓人喜歡就那么難？有人歸咎于翻譯的失敗，我認為那只是一個因素而已，重要的還是你的“價值觀”得符合“人類”的標準，而不僅僅只符合“中國人”的標準。我認為漢語是一個比較封閉的語言體系，可能造成一種交流的障礙——歷史文化悠久造成了一種群體內的人可以“心照不宣”，而群外人則無法體悟的尷尬語境。這需要作家在寫作時，要有極強大的“溝通”寫作技巧。

我被譯成英文的短篇小說，原來大都發在國內二三線文學刊物上，譯作投稿時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但凡我投稿二三線的英文刊物全軍覆沒，而接受我稿子的，大都是大牌老牌英文刊物。這間接佐證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特定環境下，甚至是相反的。因為我的作品放在國內絕對算不上主流的。

我再談點技術層面的因素，也就是走出去的渠道。現在國內的出版社有去海外設立分社的，有直接由國內出版社出版翻譯作品的。國家對“走出去”項目也有資助。這些支持有好的一面，但也由此產生了大躍進現象。看新聞報道，某地作協與國外某出版社簽訂出版協議，一下出版8部英譯作品；某著名作家獲得項目資金資助，由加拿大的中文出版社一次出版6部英譯小說文集。我還看到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China Channel（《洛杉磯書評中國頻道》）上的一則書評，評介中國某著名暢銷書作家的英譯小說“翻譯糟糕”，而該英譯小說是由國內中文出版社出版的。

我們很努力去實踐“走出去”的行動，但這樣的做法效果堪憂。海外讀者大多不會購買由中文出版社翻譯的英文書的，因水準相當可疑。要出版還真的要由當地的英語出版社操作，他們熟悉了解當地的市場和讀者閱讀習慣，從而制定出最適合的銷售策略，并為你作品的后續出版打下良好的基礎。我上網搜索發現有些中國著名作家的作品，雖然翻譯出版了，但在Amazon網店上基本沒什么銷量。

如何走出去，如何能走出去，渠道很重要。這需要有當地機構代勞，這樣的發行才有力度，宣傳才有效果。拉美文學能如此繁榮，離不開著名的文學經紀人卡門·巴爾塞斯（Carmen Balcells ），她照管了整整一代拉丁美洲作家，其中就包括《百年孤獨》的作者馬爾克斯。反觀我國，竟然沒有一家像樣的文學經濟公司。我一直希望有經紀人可以代勞這些出版瑣事，我曾經聯系上幾個代理過中國作家的經紀公司，我和他們溝通時才了解到，他們有的是小公司，資源有限。有些則因之前代理的中國作家的銷售業績不太理想，以至于他們不愿再代理后續中國作家的作品。

現在，我的中文作品的翻譯推介工作主要由孫繼成和師文德兩位翻譯家在做，他們正在翻譯我的短篇小說集，共有17篇短篇小說，先單篇發表，再結集出版。而我則把精力放在英文小說的寫作上。選擇用英文寫作，既是尋找寫作生涯的突破，也是挑戰寫作極限的一個方式。我發現在寫作現實題材的時候，由于與“現實”距離太近而失去了部分“想象力”，而用英語寫作，由于語言的“陌生感”而與現實產生了“距離感”，從而解決了“想象力”部分缺失的問題。

回頭看自己實踐“走出去”這件事情，蠻有意思的，當初只是朋友開玩笑對我說，用英文寫吧，你對語言那么敏感，又有前輩哈金等成功的榜樣，你用中文寫了半生了，不妨嘗試后半生用英文寫，或許有成功的希望。我還真就去嘗試了。哈金先生在采訪時說過，作家不能只有一部書，要有一排書聳立在書架上，這樣才不會被人忘記。這話不但對他是個鞭策，對我也有很大的激勵作用。有人問過我，在沒有文學經紀人的情況下能走出去，有什么竅門。我想除了對文學的熱愛，對寫作目標保持驚人的毅力外，還有相關朋友的支持。而從我的成長經歷背景來看，我有比較完整的人生履歷，小鎮出生、成長，移居深圳并見證了其由小鎮發展成為現代化大都市，去上海華東師大接受大學教育，畢業后回到深圳一家銀行工作，后移居新西蘭，有海外生活和教育經歷，現在又返回深圳生活和寫作。這些經歷使我與海外讀者的溝通沒有障礙，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更接近“人類”的標準。

以上這些因素，使得我在寫作中國故事的時候，闡述我對當代中國問題和人生意義的追問時候，不會只把思考局限于中國框架內，而是會把它放在更廣大的視野去加以考慮，這使得我的作品在“走出去”的路上，被海外讀者接受的程度可能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