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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的文學要創新發展，離不開傳統文化的澆灌和滋養。中國作家將以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創造“泉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不斷將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豐富蘊藏，創造性轉化成今天人民群眾需要的精神食糧，努力以精品奉獻人民，為筑就新的文藝高峰積蓄力量

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創作不僅要有當代生活的底蘊，而且要有文化傳統的血脈。”中國文學和文化有源遠流長的傳統。傳統無論是作為一種歷史存在，還是作為一種精神血脈，都是割舍不斷的。事實證明，它不但是現當代文學革新的資源寶庫，也是現當代文學革新的內在推動力量。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文學在不同時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取得不少成就，為今后文學藝術發展提供經驗和啟示。

新的“人民文藝”創造一種新的“民族形式”

現代以來，對新“民族形式”的追求源于20世紀40年代根據地、解放區時期，成就于新中國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許多作家探索結合我國“具體特點”賦予“一定的民族形式”，抗戰時期關于“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把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包括對舊形式的改造和利用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按照毛澤東同志指引的文藝方向，文藝工作者不但深入民間，充分挖掘和利用具有深厚傳統的民間資源，如秧歌、民歌、戲曲、鼓書、評彈等，創造新歌劇、民歌體敘事詩和板話體小說等新的文藝形式，同時也反觀古代文學傳統，把宋元以后在民間說話基礎上興起的歷史演義、英雄傳奇和章回體小說，改造成歌頌抗日英雄的“革命英雄傳奇”，開創“革命英雄傳奇”的創作風氣。

這一面向民間傳統的文藝創作思路，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文藝工作者所繼承和發展。20世紀五六十年代，改造民間形式的長篇敘事詩、新歌劇創作蔚為大觀，出現如阮章競的民歌體敘事詩《漳河水》、喬林的民歌體敘事詩《白蘭花》、李季的鼓書體敘事詩《楊高傳》、郭小川的詞曲體敘事詩《將軍三部曲》、聞捷融合邊疆少數民族民歌風格的敘事詩《復仇的火焰》，以及《劉胡蘭》《洪湖赤衛隊》《劉三姐》《江姐》《紅珊瑚》《紅霞》等一大批新歌劇作品，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流行于根據地、解放區時期的“革命英雄傳奇”，在這期間也形成兼有“革命歷史演義”和“革命英雄傳奇”兩種元素的文學創作潮流，出現如《紅旗譜》《播火記》《青春之歌》《三家巷》《苦斗》《六十年的變遷》《林海雪原》《烈火金剛》《野火春風斗古城》《小城春秋》《鐵道游擊隊》《敵后武工隊》《紅日》《紅巖》等代表作品，把這股創作潮流推上一個新的高度。當然，它們也融匯了現實主義傳統和其他元素。與此同時，對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的發掘整理和在此基礎上的再創造，也取得前所未有的佳績，出現如《阿詩瑪》《百鳥衣》《孔雀》《格薩爾》《嘎達梅林》等文藝精品。李季和趙樹理等作家在根據地、解放區創造的成功經驗，也被新中國成立后的當代作家學習和效仿，成為他們借鑒的榜樣。

這一切旨在為五四以后的新文藝，尤其是孕育于根據地、解放區，成長于新中國的新的“人民文藝”創造一種新的“民族形式”。所遵循的是“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原則，奉行的是“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標準，大量取用民間文藝資源，包括起于民間的古代白話文學資源。這期間，根據地、解放區和新中國成立后的文藝工作者，在創造性轉化民間傳統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所取得的經驗，值得今天文藝工作者學習和借鑒。

以文化自信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小說的詩化、散文化特別是汪曾祺、鐵凝等人的詩化、散文化小說，進一步傳承轉化中國古代詩文傳統，是這期間文學革新的重要表現。80年代中期的“文學尋根”，則把目光投向傳統的文化思想和民俗民間文化，馮驥才、鄧友梅、韓少功、阿城、王安憶、賈平凹、李杭育、鄭萬隆和烏熱爾圖、扎西達娃等的創作，多從傳統人文思想和民俗民間文化立意取材。20世紀90年代至新世紀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文學界漸成一種創作趨勢。這種創作趨勢綜合以往文化和文學指向，關注的對象更加全面，切入傳統的層次更加深入。

其一是面向整體的優秀文學傳統。如前所述，20世紀40年代后一個時期的文學對民間文學傳統或白話文學傳統有所側重，這一次則同時兼顧“文人”的或曰文言的文學傳統。一些作家對中國古代話本小說傳統情有獨鐘。另一些作家則同時兼顧文人創作的“世情小說”傳統。與文人小說同屬“散體文字”的文言筆記，近40年來一直受到作家青睞，繼20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新筆記小說”創作之后，這種由中國古代筆記文體轉化而來的“新筆記小說”，更被有些作家由短篇小品創造性發展成長篇巨制，如葉廣芩的筆記體長篇小說《青木川》等。

其二是面向整體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20世紀90年代先鋒文學“轉向”以來，一些作家開始反省疏離中國文化母體的文學創作傾向，對學習借鑒域外經驗有了深刻反省和覺悟，對中國文化的獨特形態和獨特價值有了新的體認和發現，轉而面向整體的中國文學和文化傳統，取用本土資源，創造中國經驗。一些作家主張小說創作借鑒古代中國文史哲混融的“書”的狀態，如韓少功等。一些作家嘗試把編年體、紀傳體、綱鑒體史書和方志、農書、風俗志等的著述方式和著述體例，移用于小說創作，如張煒的《外省書》、孫惠芬的《上塘書》、李銳的《太平風物》、郭文斌的《農歷》等。另一些作家則將古代典籍《山海經》等嵌入小說，如賈平凹的《老生》，或在小說中引入地方戲曲調和結構，如莫言的《檀香刑》等。這些嘗試有些已經被讀者接受，被證明是有效的“現代轉換”。這種趨勢雖然尚有一些不足，但創作前景值得期待。

以實現中國夢為引領追求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

“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從20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就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實現這個目標，為此付出過不懈努力，取得重要成績和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為實現這一目標提供難得的歷史機遇。“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追求這一目標的實踐，提供創造路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理念，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重要保證。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中國文學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引領下，追求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在今天更加自覺，也更具現實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文學創作，一方面延續20世紀90年代以后回歸本土、重視傳統的創作趨勢，出現一些代表性作家作品；另一方面，一些作家的創作又將傳統資源和當下社會生活、文學風尚做進一步有機結合。如近年出版的賈平凹的《山本》和李洱的《應物兄》等。前者轉化民俗民間資源，后者取用古代典籍文化知識，無論就其個人的創作，還是就整體的文學發展而言，都有一定突破。與此同時，這種努力在科幻和兒童文學領域，也結出豐碩成果。近年來，劉慈欣、曹文軒等作家的科幻文學和兒童文學作品，先后斬獲國際大獎，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的創作包含較多中國元素，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凡此種種都說明，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征程上，真正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中國文學將指日可待。

70年當代文學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積累豐富實踐經驗。這些經驗表明，一個時代的文學要創新發展，離不開傳統文化的澆灌和滋養。中國作家將一如既往地堅守傳統，疏浚傳統血脈，以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創造“泉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不斷將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豐富蘊藏，創造性轉化成今天人民群眾需要的精神食糧，努力以精品奉獻人民，為筑就新的文藝高峰積蓄力量。

（作者為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