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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里下河地區，南依長江，北近淮河，西有大運河，東臨串場河。千百年來，里下河地區經歷了從大海到瀉湖、瀉湖到平陸的“滄海桑田”之變。里下河文明實際是大海、大江、大河共塑而成的河海水文化，由于海岸線東移及黃河奪淮等歷史地理因素，里下河文明從水文化緩慢趨向陸文化，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民俗風情、文藝創作、哲學思想也隨之變化，文學家、藝術家的地域分布、文化哲學與內涵，均因此而遷移、變異。元明清時期，《紅樓夢》《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竇娥冤》《鏡花緣》《桃花扇》等一大批古典名著，與以揚州、泰州、鹽城、通州、楚州為中心的里下河平原結下了不解之緣，形成了該區極為發達的長篇敘事文學傳統。

一方水土一方文，以海鹽文化、運河文化為滋養，以泰州學派、揚州學派為根基的里下河文明，是一個儒道兼容、南北聯動、彼此開放的動態系統。這種動態系統和長篇敘事文學傳統的積淀與傳承，復現出當代里下河長篇小說的繁榮景觀，形成了里下河地區三大長篇小說作家群，即興化籍作家群、鹽都籍作家群和東臺籍作家群。這種高質量長篇小說作家集群現象，為當代長篇文學景觀所獨有，是千年里下河長篇敘事文學傳統的現代轉型。興化籍作家群，以畢飛宇的《平原》、朱輝的《白駒》、龐余亮的《薄荷》、劉仁前的《香河》、顧堅的《元紅》、劉春龍的《垛上》、姜廣平的《蚌游河畔的愛情》等一大批“60后”作家作品為代表，是里下河地區最有影響力和創作激情的長篇小說作家群，集中地繼承了中國鄉土小說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在鄉土風情、鄉村權力政治和人性變異方面探索頗深。鹽都籍作家群，以“國際安徒生獎”獲得者曹文軒為代表，聚集了李有干、曹文芳、陶林等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的《草房子》《青銅葵花》，李有干的《大蘆蕩》《薔薇河》，曹文芳的《紫糖河》《風鈴》等，以兒童在里下河鄉村苦難中的歷練與成長為主題，表達人性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與道義追求，這種古典主義的寫作手法，與沈從文、汪曾祺以來的現代文學傳統一脈相承，并借助于曹文軒在世界兒童文學領域的國際影響力，為歐美與東南亞文學界所認同。東臺籍作家群，以魯敏、楊鐵平、薛德華、徐向林為代表，他們分別以《奔月》《世界的光》《狐雕》《指人譯》等作品，以跨越式的多元視角手法，藝術地再現了當代城市與鄉村多元復雜的人倫心理世界，拷問在網絡傳媒時代兩性關系的復雜神秘，以及信仰缺失背景下的鄉村宗教亂象與倫常敗壞，寫作手法上近似現代派、荒誕派等先鋒作品。無論是題材內容的廣泛多元，還是在創作手法方面的兼容并包，里下河長篇小說從傳統鄉土的現代轉型起步，不斷探索城鄉文明交織變化帶來的人性變異，在對社會歷史、現實人生、性靈鬼神與幽冥空間的挖掘方面頗見功力。里下河長篇小說所達到的內涵與深度，引領“文學蘇軍”不斷向縱深開掘，是當代長篇小說研究不可或缺的版圖。

在當代里下河長篇小說中，劉仁前的《香河》《浮城》《殘月》、顧堅的《元紅》《青果》《情竇開》、龐余亮的《薄荷》、劉春龍的《垛上》、朱劍的《太平莊白話》、薛德華的《狐雕》等作品，是一組相互印證、聚焦呈現千年里下河原生態風情的現實主義系列小說，動態地繪制出一幅波瀾壯闊、渾然天成的里下河水鄉生活場景。劉仁前“香河”系列小說中的柳春雨、柳成蔭，顧堅成長三部曲中的丁存扣、朱天寵，劉春龍《垛上》中的林詩陽等人物形象，反映出典型的里下河人性格，青春的血性與魔性，不斷經受順其自然的水性、千年民俗的日常性調整，最后在與現實傳統、民俗鄉情的妥協中，成長為一個順應傳統、時代與日常倫理的正常人和成功者形象。而他們筆下的女性形象，如《香河》中的琴丫頭，《狐雕》中的許素玉，《情竇開》中的姚春花，則被動地接受了里下河女性傳統中的綱常倫理，或嫁給強奸犯，或因丑事敗露而自殺謝罪，再現了里下河女子在民俗傳統中的悲劇性命運。劉仁前、顧堅、劉春龍、薛德華等作家所反映的里下河鏡像，成為一個日漸消逝時代的景觀記憶。在21世紀鄉村城市化進程高歌猛進的大時代背景中，“香河”“垛上”的原生態人性人情具有標本式的意義和價值。

與鏡像式地反映里下河人性人情相補充，畢飛宇、楊鐵平等探索型作家，則在人性的復雜、深邃、變異方面，進行鉆井式、爆破式的挖掘和表現。觀《平原》，則畢飛宇的聰慧、犀利、潑辣可見一斑。《平原》中的“王家莊”，不再是恬靜而唯美的傳統里下河美景，而是充溢著愚昧、算計、抗爭、非死即活的權力場域。畢飛宇對鄉村權力政治的表達，接續了魯迅式的睿智、深刻與悲憫，銜接了先鋒與新寫實小說中的客觀與冷峻，他對小人物內在的生命力、殘酷性等人性深處的卑劣、陰毒一面，有著明察秋毫的洞察力與表達力。《平原》中的王端方，正是在一場又一場生存性競爭中，從一個隨母改嫁到外鄉的“拖油瓶”逐漸成長為一個充滿復雜能量的人物。畢飛宇通過王端方這一形象的塑造，刻畫了一成不變的鄉村政治對新一代農民的強大腐蝕力和改造力，王端方的成長成熟并不能改變他所在鄉土的文明形態。因此王端方之類的形象不過是阿Q形象恃強凌弱本質的現代轉型。畢飛宇對中國鄉土、中國農民的憂慮，反映了新一代作家對鄉土中國的再思考。《世界的光》是一部2017年在《鐘山》B刊上發表的長篇小說，作者楊鐵平借鑒莫言《生死疲勞》中“六道輪回”手法，以海陵市洋中村滅犬運動為背景，采取循環式的對話——獨白手法，生動地展現了當代里下河的官民關系、經濟關系、人畜關系，尤其是各種宗教系統在鄉村中的斗爭形態。無處不在的人性欲望與經濟腐敗，佛教、道教、基督教對意識形態的滲透，導致了洋中村鄉土人倫的集體失范，洋中村上訪村民不斷，男女關系混亂，官警商相互勾結，陷害報復仇殺自殺賄選前赴后繼。在事關百姓生死的錢、人、房、籍、工、救、補、保等各種行政事務上，所有村干部集體淪陷。小說通過對人的世界與狗的世界的對比，以狗世界的忠義道德和新基督教對中國鄉村的滲透，諷刺了洋中村人性的淪喪與異化。楊鐵平對現代鄉村社會的全景爆破式呈現，直擊了鄉村治理中的各種矛盾，提出了中國現代鄉村意識形態的坍塌和美好人性的復蘇與建構問題。

人性的復雜與善惡，是千古謎團和難題。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筆端之中，人性的復雜得到了深入的挖掘和呈現。在廣袤的文學園地里，古典主義者堅信美好的人性理想。以曹文軒、李有干、曹文芳為首的鹽都籍兒童文學作家，秉持樸素的人道主義文學觀，創作了帶有唯美傾向的《草房子》《青銅葵花》《大蘆蕩》等眾多兒童文學作品。同為直呈里下河人的苦難，曹文軒以苦難歷練少年的勇氣和人格的堅韌，肯定善超越一切，以道義、苦難、美感，開拓兒童的“無限宇宙”，塑造未來的民族性格。在《草房子》一書中，曹文軒通過塑造“禿鶴”這個兒童形象，挖掘了“禿”這一生理缺陷帶給孩子的痛楚、自卑與尷尬，探究少年如何在正視自我缺陷、人生痛苦中獲得尊嚴和成長。李有干作為老一代兒童文學作家，提醒兒童要適度關注生活的沉重與命運的挑戰。《大蘆蕩》之《蘆席》一章中，“我”的外婆將死，睡到了地鋪上。“按照大蘆蕩的鄉風，臨終前的老人要從高鋪上抬下來，在地上攤些稻草睡地鋪，咽氣時再抬上擱好的木板，后人就會往高處走。”在外婆咽氣前的一刻，外婆仍以僅有的一點目光暗示著“我”的父親給她翻個身，因為“給即將離去的人翻個身，兒女日后才有翻身的希望”。李有干通過對死亡場景的書寫，寫出了大蘆蕩人對于子孫后世幸福生活的期望，生命的消逝與傳承由此呈現出一種生生不息、永恒向善的力量。李有干是曹文軒的文學啟蒙導師，他們師生共同向世人傳達著對善良的堅守，對正義的弘揚，對美的挖掘和表現，主張為兒童創作出打好“精神底子”的文學作品。

里下河長篇小說家聚焦里下河的共同書寫，既承接了里下河地區千年的文脈傳統，反映了里下河先民的審美氣韻與人格風貌，又直面當代農村城市化進程中的陣痛與蟬蛻，與時俱進地揭示了中國鄉村現代化進程中的矛盾問題與農民的復雜生態，為人們客觀地思考里下河文脈傳統與當代文學價值提供了有益的思考。